我自2002年的9月26日作为中国大陆两岸文化交流代表团的学者代表，出席参加世界易经大会。从那时起，我就呼吁"一部《易经》和天下″！这一喊喊了二十年。面对目前最深刻的世界重构，这一呼喊，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消弭人类的冲突和战争，人类要和平相处，共同繁荣和发展，必须要借助中国五千年的智慧。现实世界，东西方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其原因是因为后天人设，而不是宇宙源起。西方文化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上也就是"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哲学思辩，是多元的，相生共融，彼此依存，相互关怀。从至简的大道来分析是"道并行而不相悖"，论天地万物的关系是"相生而不相害"，事物生生不息。要化解冲实，和大怨，使东西方文化都有一个上溯，追究其本源，才会见到本真。这个就是7800多年的华夏之《易》，《易》之太极图腾的诠释世间万有。《易》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是震木的仁慈包容舒畅条达和生发。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图腾来表示其完整和独立性，那即是太极图。一个太极图，含尽概括全部矣。“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伏羲氏一画开天，继天立极。八卦是中国古代人民的基本哲学概念，是古代的阴阳学说，但无论时光怎么向前，永远不会过时，更是日用常新。通俗讲，八卦就是八个卦相，八卦是由太昊伏羲氏，以"河出图、洛出书"为启术，也就是伏羲画出的。八卦其实是最早的文字，是文字符号。它是中国文化中与阴阳、五行一体用来推演世界空间、时间各类事物关系的工具。《易传·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乾坤定矣……”孔颖达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一个太极圆，阴阳平分两半，一半白一半黑，阴中有阴，阴中有阳。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有五行，有八卦，有天干有地支，有人所以为人，想要的所有东西。这张图，包罗万象，涵盖万有，但万变而不离其中。中国固有的文化，都认为有二大主流，也就是自有史以来，一向持续不断，嬗变不已，成为中国民族特有的精神，即是儒家与道家。演绎有2600多年的儒家文化，又有穿越时空的道家文化，更有最为高贵，哲学逻辑最为缜密的释(佛)家文化。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自东汉末年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而至初唐鼎盛时期，释(佛教)家文化由西土东传并大兴，最终形成三家在根本上有其一脉相通的共同点，虽有外貌上之分歧，而往往互相融摄为一，故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一向由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构成一种耀古烁今的历史精神。引领中国之发，在推动历史进程中，三家可以说真的是涵盖一切万物，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既体现了宇宙周期变化大规律，又彰显人类知变应变的大法则，以及为人谋事的大智慧。那么，在这一图腾中，儒家在哪里？儒家就是白(或称红)的阳鱼！那么道家又在哪里？那就是黑的阴鱼！儒家崇尚白(或称红)的就是阳刚，充满生机活力，蓬勃向上。所以儒家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自强不息、刚健坚毅、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与时俱进、变易创新。儒家就是天，就是司法的政府，是治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欣欣向荣。所以儒家是白(或称红)的，它是往上的，越往上越高啊，自强不息，君子之德，元亨利贞。最上面这条半径全是白(或称红)的，所以是乾卦。而道家是往下的，厚德载物、柔若虚静、居下不争、自然无为、谦虚谨慎、包容宽厚、逍遥自在，儒家往上，道家往下。”“有人说儒家是积极的，道家是消极的，那就大错特错，道家只是他要往低处走，他的目的是战胜高处，他要柔弱，"水，大道似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的目的是要胜过刚强，所以叫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谁说的？老子！”老子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宏阔的生活意境，揭示了道家对天地万物的认识。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一张太极图的外面一个圈的包围，中间是空的，是佛教，佛教博大精深。佛家讲空性，四大皆空、五蕴皆空、三法印皆空、四圣地皆空、尽虚空，遍法界，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两者不相碍。充分体现缘起性空，真空而妙有！爱因斯坦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的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她的观点，这就是佛教。”“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佛学这种直觉的智慧，是一切真正的科学动力。世界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宗教的话，那就是佛教。”“未来的宗教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佛法科学虽是二个名相，与道教儒教也似有不同。但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基本粒子，宇宙弦上的泡沫，刹那生灭，"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電，应作如是观"。宇宙的本质，就是"缘起性空"。太极图的以人为本，采天地之精华的中医也在那里作了表述具象，那就是阴阳鱼的S曲线。中医的望问闻切，集天地灵气的仙草可为"丹药"，通过辩证施治，调和阴阳，达到人的化精为气，精气充盈，生生不息。越是大道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简单才能回归事物的本质。所以人生以既济而未济，易又以乾坤天地，而介入事物之门户。真的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佛如金，道似玉，儒是稻粮。太极之《易》为书也，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原始反终，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死于安乐。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一部《易经》与儒释道高度印证符合，相融而正确，就能替天行道和合天下，真实不虚也！
79、“人眼”视觉的“分辨率”——光学家、生理学家
津津乐道的角膜、前房、晶状体的折（屈）光作用
我们已明确指出，上两节所讨论的是“人眼视域”中一些“点光源”向角膜发出的“投射光轴”。这个“投射光轴”也是一条“光线”（与投射光轴重合的“光线”），只不过它又是“点光源”向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的中心轴。这是一条特殊的“光线”。
实际上，“人眼视域”中的每一个“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光线”都不是一条，而是一个“投射光（线）锥体”。那么，“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中那些“点光源”向“人眼”角膜所投射的一般“光线”在“人眼”中结果又如何呢？这里便用得着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复合折（屈）光系统”的概念了。不过，这个系统不是四重，而是三重，若以折光过程而论，仅一重。
示意图四十六、
如上图所示，相对于“人眼”角膜，“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不管是否在眼轴上，都会有向“人眼”角膜的“投射光（线）锥体”。只不过相对方位不同，“投射光轴”不同，在“人眼”角膜上的投射范围会渐渐错位。
很显然，如果要把“人眼”角膜、前房、晶状体看作“复合折光系统”，以一个凸透镜视之，便只能相对于“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而言。在这里，不能含混地相对于“物光源”而言，因为“物光源”都会自我分析为无限多的“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也已经以“点光源”为单位划分了单元。尤须明白的是，只要说“复合折光系统”，便是要以凸透镜对“物光源”总的“投射光（线）锥体”做分析了。这是凸透镜的基本功能。
“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不管是否在眼轴上，它们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在角膜上的折射过程确实与凸透镜上的折射过程相同。正是为此，便大部留于前房中了。我们说过，房水便是防止这种过程使前房温度升高的。
只要“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进入瞳孔，“点光源”便总会有一些高斯式的“近轴光线”进入瞳孔，随投射光轴入晶状体，出晶状体，到达“玻璃体空间”。然到此后，它们散射得会更加厉害，从而剥离“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这种情况与“点光源”在凸透镜后的“折射光（线）锥体”中的情况相同，故“人眼视域”中那些“点光源”们的“投射光轴”到达视网膜时，便都变成了“李耳王”，如同“光杆”（光束已极细小）。这时候设屏承之，所获得的“光斑像”当是“点光源”在凸透镜后屏上的像——“艾里斑”。落于视细胞上的“光线”是一个“艾里斑”。
这便是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人眼”内“复合折光系统”的折光效果。它是实现“人眼”分辨率的，因为它对“点光源”的高斯式的“近轴光线”还会做分析。光学家、生理学家一见他们的“复合折光系统”，便不做深思，立即以凸透镜上的光学过程况之。其实，关于凸透镜上的光折射过程，他们也并未真正理解。他们以为，他们的“复合折光系统”可以聚焦成像，落于视网膜上。看晶状体的体形，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聚焦成像”不可能实现，而且，即使有了那样的“像”，视细胞各获一“像”，正如瞎子摸象，它们也难以获取“像”的整体。“光斑像”落于视网膜，一个视细胞只能感受一个“点”。
我们必须明白，“物”之所以为“物”，客观存在的宇宙的一些部位表现为“物”，全在于“人眼”的分辨。我们说过，宇宙本身是统一体，它具有无限多的部位、部分，然它的各部位、部分并不是机械割裂的，故可以说是“混沌”。这种“混沌”便是不做恩格斯所说的“分化”，即各部位、部分不做划分，不能表现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具体”。是“人眼”感觉能力的局限使宇宙的一些部位、部分做了“分化”、“划分”，因为感觉到者为有，感觉不到者为无，使得反映到“人眼”中的宇宙的一些部位、部分间出现了空隙——人类，尤其实希腊哲学家，原本便是以此为宇宙“空间”。所以，客观存在的宇宙——“混沌”划分为“物”，表现为“物”的系列，是因为视觉。人类正是通过“人眼”中做了“分化”、“划分”的宇宙，也就是通过“人眼”中的“物”的系列，认识、把握客观存在的一片“混沌”的宇宙的。
从“感觉到者为有，感觉不到者为无”对客观存在的宇宙做划分，以其各部位、部分间的空隙令其相对独立，表现为“物”——具体，即一般所说的“个体”、“个别”，这便是“人眼”的“分辨能力”。“人眼”对客观事物的“分辨”就是对宇宙整体的不断划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人眼”是以宇宙整体为“一尺之棰”的。
“人眼”的视觉以“光觉”实现，“人眼”对宇宙的“分辨”也便以“光觉”实现。故“人眼”的“分辨率”可分如下三重。
第一重，“人眼”在“一片光明”中选取“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所谓“物”于其中因遮光（线）、阻光（线）而显形。
第二重，“人眼”所谓的“复合折光（线）系统”如同凸透镜，它会使得投射入“人眼”的光（线）做分析，这便造成了“物光源”的自我分析。其结果便是所谓的“点光源”。
第三重，我们说过，理论上的、绝对的“点光源”不会实现，所谓“点光源”的光（线）都是极细小的光（线）束。它们当类似于高斯的“近轴光线”。而“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在“人眼”那“复合折光（线）系统”中做折射，恰恰会造成“投射光（线）锥体”的一重重的将军大脱袍，最后只留下“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这个“点光源”的投射光轴到达视网膜，成像是“艾里斑”。视细胞感光，便是感受这个“艾里斑”。
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人眼分辨率”，当是“人眼”中“点光源”的那些“艾里斑”的划分、“分化”程度。
80、视细胞——视锥、视杆
眼底视网膜上有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正眼底处有黄斑。黄斑处略显凹陷，中心凹陷显然，称中心凹。中心凹内视锥细胞密集，面积向四周扩展，出黄斑渐至视网膜前部。视杆细胞多分佈于视网膜前部，以眼底黄斑中心凹论之，便是视网膜的边沿区域了。不过，看来两种细胞的分部在视网膜上是各有重心部位，视锥细胞多聚眼底，视杆细胞多在视网膜前部边沿，只不过在视网膜腰部有大面积的杂处区域。
两种细胞后（深）部都为杆，其中也都有联结视神经的环节，然视锥细胞前部（顶端）尖细为锥形，而视杆细胞前部（顶端）较粗，为杆形。两种细胞即因此而获称焉。
对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在光学家、生理学家那里，前者称“视锥系统”，后者称“视杆系统”。他们以为，两者含有不同的感光物质，故感光能力不同。前者“光的敏感度差”，然“分辨率”高，且能分辨颜色，其视觉为“明视觉”。后者的“光敏感度高”，然“分辨率”低，不能分辨颜色，其视觉为“暗视觉”。据说“明视觉”动物为白昼活动的动物，如鸡，其眼中只有视锥细胞。而“暗视觉”动物只在晚间活动，如猫头鹰，其眼中只有视杆细胞。
吾以为，对两种细胞做分析，当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人眼”内两种细胞的结构、形状都是在感光、受光过程中进化的结果，考察其结构最须注意的是其顶部。我们以为，一个视细胞只接收正面来的一条“光线”，也就是说，它只能接收到正面来的极细小的一个光束。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它们的顶部便须要特定的形状，这种形状只能是一种凹陷。凹陷边沿一定阻挡斜向来的光（线），只有这样，深陷于凹陷底部的部位的部位才能只接收正面来的一条光（线），亦即极细光束。现在，解剖学证明，两种细胞顶部为碗形，我们以为不如说“杯形”。生理学家们说，两种细胞的“碗形”或“杯形”是由细胞膜内陷形成的，“碗底”或“杯底”有细胞膜的“折叠片层”。
注意，这样的“折叠片层”当与低级藻类植物细胞中的“光合片层”有相似之处。当然，形成过程不同，化学组分不同（这里不会有叶绿素），其中的生化过程不同，其结果自然也不同。视细胞顶部“碗底”或“杯底”细胞膜“折叠片层”受光后，只是把自身内原始状态的神经信号导入身后的神经系统。
这一点十分要紧，假设视细胞在前方很大面上受光，便与角膜上的受光情况相同，便不能对“玻璃体空间”内的“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做分析了。其结果会是一片茫然。
其次，如果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是在感光、受光过程中进化出来的，那么所谓“视锥系统”和“视杆系统”的差别便不是含有不同的化学组分、辨色不辨色、“明视觉”和“暗视觉”。它们的差别在于感光能力、“分辨率”。
这一点，从两种细胞在视网膜上的分佈情况即可看出。在这里，“人眼”与“鸡眼”、“猫头鹰眼”不可类比，因为人类的进化史与鸟类动物的进化史并不相干，当代鸟类动物的发生与当代人类的发生不在同一地史时期，当代鸟类动物发生的时间迟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对此，可参看前发博文《论生命》。所以，一种动物眼睛的进化，会突出某一种功能，并以某种结构保持，这种情况不能做为对“人眼”内两种细胞功能做判断的依据。
第三，以动物界在不同地史时期发生的、进化程度不等的各动物种系的眼睛为参照，回溯推想人类的进化史，从而推断“人眼”的进化历程，那么，可以说人体上的眼睛也是从无到有的。而且还可以推想，它还或许经历过“眼点”、“多眼”、“小眼”、“复眼”等阶段，在人体上“人眼”或许有集中起来最后余二的过程。在这里，“人眼”的起点如果是最低级的动物体上的“眼点”的话，那么，“人眼”便是人体上那些“眼点”最中实现的集合体，其中的视细胞才是最初的“眼点”的进化结果。“人眼”是人体进化的结果，“人眼”是人体部位，视细胞是人体部位中的部位，在人体上的眼睛进化出来之前，视细胞有着自己的进化历程。
津津乐道的角膜、前房、晶状体的折（屈）光作用
我们已明确指出，上两节所讨论的是“人眼视域”中一些“点光源”向角膜发出的“投射光轴”。这个“投射光轴”也是一条“光线”（与投射光轴重合的“光线”），只不过它又是“点光源”向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的中心轴。这是一条特殊的“光线”。
实际上，“人眼视域”中的每一个“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光线”都不是一条，而是一个“投射光（线）锥体”。那么，“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中那些“点光源”向“人眼”角膜所投射的一般“光线”在“人眼”中结果又如何呢？这里便用得着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复合折（屈）光系统”的概念了。不过，这个系统不是四重，而是三重，若以折光过程而论，仅一重。
示意图四十六、
如上图所示，相对于“人眼”角膜，“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不管是否在眼轴上，都会有向“人眼”角膜的“投射光（线）锥体”。只不过相对方位不同，“投射光轴”不同，在“人眼”角膜上的投射范围会渐渐错位。
很显然，如果要把“人眼”角膜、前房、晶状体看作“复合折光系统”，以一个凸透镜视之，便只能相对于“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而言。在这里，不能含混地相对于“物光源”而言，因为“物光源”都会自我分析为无限多的“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也已经以“点光源”为单位划分了单元。尤须明白的是，只要说“复合折光系统”，便是要以凸透镜对“物光源”总的“投射光（线）锥体”做分析了。这是凸透镜的基本功能。
“人眼视域”中的“点光源”，不管是否在眼轴上，它们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在角膜上的折射过程确实与凸透镜上的折射过程相同。正是为此，便大部留于前房中了。我们说过，房水便是防止这种过程使前房温度升高的。
只要“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进入瞳孔，“点光源”便总会有一些高斯式的“近轴光线”进入瞳孔，随投射光轴入晶状体，出晶状体，到达“玻璃体空间”。然到此后，它们散射得会更加厉害，从而剥离“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这种情况与“点光源”在凸透镜后的“折射光（线）锥体”中的情况相同，故“人眼视域”中那些“点光源”们的“投射光轴”到达视网膜时，便都变成了“李耳王”，如同“光杆”（光束已极细小）。这时候设屏承之，所获得的“光斑像”当是“点光源”在凸透镜后屏上的像——“艾里斑”。落于视细胞上的“光线”是一个“艾里斑”。
这便是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人眼”内“复合折光系统”的折光效果。它是实现“人眼”分辨率的，因为它对“点光源”的高斯式的“近轴光线”还会做分析。光学家、生理学家一见他们的“复合折光系统”，便不做深思，立即以凸透镜上的光学过程况之。其实，关于凸透镜上的光折射过程，他们也并未真正理解。他们以为，他们的“复合折光系统”可以聚焦成像，落于视网膜上。看晶状体的体形，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聚焦成像”不可能实现，而且，即使有了那样的“像”，视细胞各获一“像”，正如瞎子摸象，它们也难以获取“像”的整体。“光斑像”落于视网膜，一个视细胞只能感受一个“点”。
我们必须明白，“物”之所以为“物”，客观存在的宇宙的一些部位表现为“物”，全在于“人眼”的分辨。我们说过，宇宙本身是统一体，它具有无限多的部位、部分，然它的各部位、部分并不是机械割裂的，故可以说是“混沌”。这种“混沌”便是不做恩格斯所说的“分化”，即各部位、部分不做划分，不能表现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具体”。是“人眼”感觉能力的局限使宇宙的一些部位、部分做了“分化”、“划分”，因为感觉到者为有，感觉不到者为无，使得反映到“人眼”中的宇宙的一些部位、部分间出现了空隙——人类，尤其实希腊哲学家，原本便是以此为宇宙“空间”。所以，客观存在的宇宙——“混沌”划分为“物”，表现为“物”的系列，是因为视觉。人类正是通过“人眼”中做了“分化”、“划分”的宇宙，也就是通过“人眼”中的“物”的系列，认识、把握客观存在的一片“混沌”的宇宙的。
从“感觉到者为有，感觉不到者为无”对客观存在的宇宙做划分，以其各部位、部分间的空隙令其相对独立，表现为“物”——具体，即一般所说的“个体”、“个别”，这便是“人眼”的“分辨能力”。“人眼”对客观事物的“分辨”就是对宇宙整体的不断划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人眼”是以宇宙整体为“一尺之棰”的。
“人眼”的视觉以“光觉”实现，“人眼”对宇宙的“分辨”也便以“光觉”实现。故“人眼”的“分辨率”可分如下三重。
第一重，“人眼”在“一片光明”中选取“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所谓“物”于其中因遮光（线）、阻光（线）而显形。
第二重，“人眼”所谓的“复合折光（线）系统”如同凸透镜，它会使得投射入“人眼”的光（线）做分析，这便造成了“物光源”的自我分析。其结果便是所谓的“点光源”。
第三重，我们说过，理论上的、绝对的“点光源”不会实现，所谓“点光源”的光（线）都是极细小的光（线）束。它们当类似于高斯的“近轴光线”。而“点光源”向“人眼”角膜发出的“投射光（线）锥体”在“人眼”那“复合折光（线）系统”中做折射，恰恰会造成“投射光（线）锥体”的一重重的将军大脱袍，最后只留下“点光源”的投射光轴。这个“点光源”的投射光轴到达视网膜，成像是“艾里斑”。视细胞感光，便是感受这个“艾里斑”。
光学家、生理学家所说的“人眼分辨率”，当是“人眼”中“点光源”的那些“艾里斑”的划分、“分化”程度。
80、视细胞——视锥、视杆
眼底视网膜上有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正眼底处有黄斑。黄斑处略显凹陷，中心凹陷显然，称中心凹。中心凹内视锥细胞密集，面积向四周扩展，出黄斑渐至视网膜前部。视杆细胞多分佈于视网膜前部，以眼底黄斑中心凹论之，便是视网膜的边沿区域了。不过，看来两种细胞的分部在视网膜上是各有重心部位，视锥细胞多聚眼底，视杆细胞多在视网膜前部边沿，只不过在视网膜腰部有大面积的杂处区域。
两种细胞后（深）部都为杆，其中也都有联结视神经的环节，然视锥细胞前部（顶端）尖细为锥形，而视杆细胞前部（顶端）较粗，为杆形。两种细胞即因此而获称焉。
对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在光学家、生理学家那里，前者称“视锥系统”，后者称“视杆系统”。他们以为，两者含有不同的感光物质，故感光能力不同。前者“光的敏感度差”，然“分辨率”高，且能分辨颜色，其视觉为“明视觉”。后者的“光敏感度高”，然“分辨率”低，不能分辨颜色，其视觉为“暗视觉”。据说“明视觉”动物为白昼活动的动物，如鸡，其眼中只有视锥细胞。而“暗视觉”动物只在晚间活动，如猫头鹰，其眼中只有视杆细胞。
吾以为，对两种细胞做分析，当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人眼”内两种细胞的结构、形状都是在感光、受光过程中进化的结果，考察其结构最须注意的是其顶部。我们以为，一个视细胞只接收正面来的一条“光线”，也就是说，它只能接收到正面来的极细小的一个光束。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它们的顶部便须要特定的形状，这种形状只能是一种凹陷。凹陷边沿一定阻挡斜向来的光（线），只有这样，深陷于凹陷底部的部位的部位才能只接收正面来的一条光（线），亦即极细光束。现在，解剖学证明，两种细胞顶部为碗形，我们以为不如说“杯形”。生理学家们说，两种细胞的“碗形”或“杯形”是由细胞膜内陷形成的，“碗底”或“杯底”有细胞膜的“折叠片层”。
注意，这样的“折叠片层”当与低级藻类植物细胞中的“光合片层”有相似之处。当然，形成过程不同，化学组分不同（这里不会有叶绿素），其中的生化过程不同，其结果自然也不同。视细胞顶部“碗底”或“杯底”细胞膜“折叠片层”受光后，只是把自身内原始状态的神经信号导入身后的神经系统。
这一点十分要紧，假设视细胞在前方很大面上受光，便与角膜上的受光情况相同，便不能对“玻璃体空间”内的“人眼视域投射光（线）空间锥体”做分析了。其结果会是一片茫然。
其次，如果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是在感光、受光过程中进化出来的，那么所谓“视锥系统”和“视杆系统”的差别便不是含有不同的化学组分、辨色不辨色、“明视觉”和“暗视觉”。它们的差别在于感光能力、“分辨率”。
这一点，从两种细胞在视网膜上的分佈情况即可看出。在这里，“人眼”与“鸡眼”、“猫头鹰眼”不可类比，因为人类的进化史与鸟类动物的进化史并不相干，当代鸟类动物的发生与当代人类的发生不在同一地史时期，当代鸟类动物发生的时间迟得多，其进化史也短得多。对此，可参看前发博文《论生命》。所以，一种动物眼睛的进化，会突出某一种功能，并以某种结构保持，这种情况不能做为对“人眼”内两种细胞功能做判断的依据。
第三，以动物界在不同地史时期发生的、进化程度不等的各动物种系的眼睛为参照，回溯推想人类的进化史，从而推断“人眼”的进化历程，那么，可以说人体上的眼睛也是从无到有的。而且还可以推想，它还或许经历过“眼点”、“多眼”、“小眼”、“复眼”等阶段，在人体上“人眼”或许有集中起来最后余二的过程。在这里，“人眼”的起点如果是最低级的动物体上的“眼点”的话，那么，“人眼”便是人体上那些“眼点”最中实现的集合体，其中的视细胞才是最初的“眼点”的进化结果。“人眼”是人体进化的结果，“人眼”是人体部位，视细胞是人体部位中的部位，在人体上的眼睛进化出来之前，视细胞有着自己的进化历程。
#松林说史# 原初锁定与两极反馈：试论古代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分化逻辑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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