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晚报丨西宁“十四五”生态环保交出开局答卷】
2021年，是西宁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年——
各项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年指标任务提前完成，空气质量连续6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全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
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随着一批批有力度、有分量的“美丽”改革掷地有声，一项项范围广、时间久的“绿色”行动铿锵有力，西宁市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生态保护彰显“省会担当”。
2021年以来，西宁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国之大者”政治责任，准确把握维护“三个安全”大局定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生态本底更加夯实。
【蓝天答卷】
关键词：对准焦距、靶向施策，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21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0天，优良率为90.4％，PM2.5年累计浓度32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8.6％，各项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年指标任务提前完成，空气质量连续6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为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21年以来，西宁市坚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管控，注重精准管理、精细治理，丰富技防手段，加大无人机日常巡查，建成建筑工地智慧化监测监管系统100套、网格化监测监管系统84套、移动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5套。深入开展“一市一策”精细化管控，实施“煤改气”、低氮锅炉改造265.54蒸吨，全面织密防控网络。主动深化源头管控，扎实开展夏季臭氧污染管控、供暖季主城区燃煤散烧整治、老旧柴油货车淘汰等专项行动，检查企业、工地111家，拆除燃煤设施444台，淘汰老旧柴油货车224辆。建立机动车排放监测与强制维护I/M制度，在主城区主要路口实施全天候机动车尾气监测，推送尾气超标车辆538辆，处罚297辆。
【碧水答卷】
关键词：多点发力、整体推进，水域生态治理提质增效
2021年全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国省控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水生态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021年以来，西宁市深入推进水污染溯源治理，编制《黄河流域（湟水河流域西宁段）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精心谋划重点水环境改善工程，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1.225亿元，先后实施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水环境治理工程、甘河西山中水生态再利用建设、“千吨万人”水源地整治等重点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农村饮用水源地清洁工程，探索实行南川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资金511.25万元，对全市1693个入河排污口进行逐一监测溯源。
【净土答卷】
关键词：兜牢底线、标本兼治，土壤环境安全愈加巩固
2021年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危险废物电子联单执行率和安全处置利用率实现“双100%”。
2021年以来，西宁市科学编制《西宁市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扎实推进重金属、污染地块排放、固危废一体化管理，完成15家涉重金属行业企业余量梳理工作，将59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纳入监管，将重金属污染物减排目标和管理要求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推动土壤污染监管广度。基本完成4块历史遗留铬污染场地管控修复治理，祁连山南麓西宁市13处图斑矿山环境生态恢复完成市级验收。
推进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成功打造了10个固废资源化利用链条，凝练形成的“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牧场模式”等3个青藏高原无废模式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试点模式汇集，并在全国推广。大力开展固废危废基础数据调查，全面实施“清废行动”，高标准完成生态环境部交办的93个疑似问题清单整治。疫情期间，打造医疗废物全过程闭环化处理模式，全力筑牢疫情末端防线。
【实干答卷】
关键词：高位推进、全程跟踪，督察问题整改有力有效
2021年以来，西宁市始终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积极探索“三清单两制度”督办机制。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涉及西宁市14项问题已整改完成13项，转办的1386件信访举报案件全部办结，第二轮反馈涉及西宁市11项问题已整改完成8项，转办西宁市办理的748件信访举报案件已办理742件，办结率99.1%。一体推进黄河流域警示教育片问题整改，在狠抓点上问题拔钉销号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6项反馈问题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
【执法答卷】
关键词：严字当头、依法作为，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
2021年以来，西宁市全面完成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高质量办理生态环境群众信访投诉840件，实现受理、查处、结案率“3个100%”。进一步规范环境执法程序，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一案双查”机制，挖掘符合索赔条件案件线索，完成5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有效形成“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社会共识。
据悉，截至目前，累计出动环境行政执法人员1.05万人（次），检查企业3323家（次），查处环境各类违法行为72起，处罚金额387.32万元，查处扣押案件2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在全省率先建成环境信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全市47家重点企业和76家第三方服务机构环境信用评价，形成有力震慑。妥善处置“11·24”粗苯泄露事故，完成全市146家持证排污单位许可证质量核查、438家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审核、66家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内容审核。
【创新答卷】
关键词：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现代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2021年以来，西宁市主动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突出项目杠杆效应，着力深化制度建设，创新工作举措，系统谋划实施重点生态治理项目54个，总投资11.7亿元，争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186亿元，同比增长10%。编制《西宁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西宁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西宁市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西宁市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为将西宁市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城市典范提供制度基础。
探索建立国家、地方和外资利用重大项目清单，提前介入掌握重点项目环评情况，实现同步审批，稳步推进排污权交易、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制定《西宁市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方案》，科学划定27个优先保护单元、15个重点管控单元和13个一般管控单元，分类建立各环境管控单元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从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管控、资源开发效率方面明确禁止和限制的环境准入要求，全面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宣传答卷】
关键词：丰富载体、广泛宣传，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2021年以来，西宁市打造集新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等为一体的环保融媒体平台，制作《环保之窗》环保专题节目20余期，开展“走进环境监测”“走进污水处理厂”等公众开放日活动33次。稳步推进碳积分示范项目，研发推广西宁市碳积分微信小程序，个人、团体通过低碳公益场景认养林木607棵，碳汇总量近35吨，开展低碳教育进校园活动，向310名积极参加低碳实践教育活动学生发放宣传“碳积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生根。
来源：西宁晚报https://t.cn/A6JGKDVc
2021年，是西宁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年——
各项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年指标任务提前完成，空气质量连续6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全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
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随着一批批有力度、有分量的“美丽”改革掷地有声，一项项范围广、时间久的“绿色”行动铿锵有力，西宁市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生态保护彰显“省会担当”。
2021年以来，西宁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国之大者”政治责任，准确把握维护“三个安全”大局定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生态本底更加夯实。
【蓝天答卷】
关键词：对准焦距、靶向施策，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21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0天，优良率为90.4％，PM2.5年累计浓度32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8.6％，各项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年指标任务提前完成，空气质量连续6年位居西北省会城市前列。
为扎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21年以来，西宁市坚持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管控，注重精准管理、精细治理，丰富技防手段，加大无人机日常巡查，建成建筑工地智慧化监测监管系统100套、网格化监测监管系统84套、移动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5套。深入开展“一市一策”精细化管控，实施“煤改气”、低氮锅炉改造265.54蒸吨，全面织密防控网络。主动深化源头管控，扎实开展夏季臭氧污染管控、供暖季主城区燃煤散烧整治、老旧柴油货车淘汰等专项行动，检查企业、工地111家，拆除燃煤设施444台，淘汰老旧柴油货车224辆。建立机动车排放监测与强制维护I/M制度，在主城区主要路口实施全天候机动车尾气监测，推送尾气超标车辆538辆，处罚297辆。
【碧水答卷】
关键词：多点发力、整体推进，水域生态治理提质增效
2021年全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国省控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100%，水生态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021年以来，西宁市深入推进水污染溯源治理，编制《黄河流域（湟水河流域西宁段）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精心谋划重点水环境改善工程，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1.225亿元，先后实施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水环境治理工程、甘河西山中水生态再利用建设、“千吨万人”水源地整治等重点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农村饮用水源地清洁工程，探索实行南川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资金511.25万元，对全市1693个入河排污口进行逐一监测溯源。
【净土答卷】
关键词：兜牢底线、标本兼治，土壤环境安全愈加巩固
2021年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危险废物电子联单执行率和安全处置利用率实现“双100%”。
2021年以来，西宁市科学编制《西宁市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扎实推进重金属、污染地块排放、固危废一体化管理，完成15家涉重金属行业企业余量梳理工作，将59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纳入监管，将重金属污染物减排目标和管理要求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推动土壤污染监管广度。基本完成4块历史遗留铬污染场地管控修复治理，祁连山南麓西宁市13处图斑矿山环境生态恢复完成市级验收。
推进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成功打造了10个固废资源化利用链条，凝练形成的“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牧场模式”等3个青藏高原无废模式入选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试点模式汇集，并在全国推广。大力开展固废危废基础数据调查，全面实施“清废行动”，高标准完成生态环境部交办的93个疑似问题清单整治。疫情期间，打造医疗废物全过程闭环化处理模式，全力筑牢疫情末端防线。
【实干答卷】
关键词：高位推进、全程跟踪，督察问题整改有力有效
2021年以来，西宁市始终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积极探索“三清单两制度”督办机制。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涉及西宁市14项问题已整改完成13项，转办的1386件信访举报案件全部办结，第二轮反馈涉及西宁市11项问题已整改完成8项，转办西宁市办理的748件信访举报案件已办理742件，办结率99.1%。一体推进黄河流域警示教育片问题整改，在狠抓点上问题拔钉销号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6项反馈问题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
【执法答卷】
关键词：严字当头、依法作为，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
2021年以来，西宁市全面完成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高质量办理生态环境群众信访投诉840件，实现受理、查处、结案率“3个100%”。进一步规范环境执法程序，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一案双查”机制，挖掘符合索赔条件案件线索，完成5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有效形成“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社会共识。
据悉，截至目前，累计出动环境行政执法人员1.05万人（次），检查企业3323家（次），查处环境各类违法行为72起，处罚金额387.32万元，查处扣押案件2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在全省率先建成环境信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全市47家重点企业和76家第三方服务机构环境信用评价，形成有力震慑。妥善处置“11·24”粗苯泄露事故，完成全市146家持证排污单位许可证质量核查、438家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审核、66家持证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内容审核。
【创新答卷】
关键词：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现代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2021年以来，西宁市主动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突出项目杠杆效应，着力深化制度建设，创新工作举措，系统谋划实施重点生态治理项目54个，总投资11.7亿元，争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186亿元，同比增长10%。编制《西宁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西宁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西宁市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西宁市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为将西宁市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城市典范提供制度基础。
探索建立国家、地方和外资利用重大项目清单，提前介入掌握重点项目环评情况，实现同步审批，稳步推进排污权交易、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制定《西宁市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方案》，科学划定27个优先保护单元、15个重点管控单元和13个一般管控单元，分类建立各环境管控单元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从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风险管控、资源开发效率方面明确禁止和限制的环境准入要求，全面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宣传答卷】
关键词：丰富载体、广泛宣传，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2021年以来，西宁市打造集新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等为一体的环保融媒体平台，制作《环保之窗》环保专题节目20余期，开展“走进环境监测”“走进污水处理厂”等公众开放日活动33次。稳步推进碳积分示范项目，研发推广西宁市碳积分微信小程序，个人、团体通过低碳公益场景认养林木607棵，碳汇总量近35吨，开展低碳教育进校园活动，向310名积极参加低碳实践教育活动学生发放宣传“碳积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生根。
来源：西宁晚报https://t.cn/A6JGKDVc
仰韶文化在山西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拓荒时期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第三阶段：突破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来源：科学导报
今日正式启幕！温州博物馆“玉篆春风 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鼓掌][鼓掌][鼓掌]
方介堪（1901-1987）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众多艺术家挚友共同构筑起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辉煌，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印坛巨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介堪收起金刚石篆刻刀，秉承传统文人的执着和忠诚，回归家乡浙江温州，投身于文化遗产事业和金石篆刻教育事业。1950年，温州文管会成立，方介堪任副主任。1958年5月，温州博物馆成立，方介堪兼首任馆长。
2021年是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他为我国艺术与文博事业做出的贡献，温州博物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经过一年多筹备，“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于11月8日预展，11月22日正式启幕，分为“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与“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两部分。其中“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着重表现方介堪的艺术成就与门生弟子的成就，共展出当代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50余件，包括方介堪先生弟子、学生及再传弟子、社会后辈的作品。“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主要梳理了方介堪考古文保、丰富馆藏、文博学术等方面的贡献，共展出藏品66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3件，另有首次展出的文管会手稿、文件等一手资料超26件，展示了早期温州文物事业的发展概况。
投身考古、文保事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温州掀起兴修水利热潮，为及时抢救出土文物，方介堪与同事先后参与瑞安桐溪、黄岩秀岭等地考古发掘，清理出大批汉、两晋及南朝各类文物。后又配合浙江省考古队在丽水、龙泉等地发掘一批宋元时期窑址，出土大量龙泉窑瓷器。参与乐清大荆宋代窑址清理、瓯江水库文物清理。在方介堪带领下，文物工作者顶酷热、冒严寒，清理了温州市郊西山自来水厂工地出土的东晋独木舟、丽水南宋何氏祖孙三代墓葬墓志铭等。几乎所有考古发现方介堪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妥善保护处置。在方介堪带领下，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工作典型。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动文物，都是文博单位的核心要素。方介堪到任后对籀园孙诒让纪念堂、叶水心祠堂及许多面临拆除的古井、古建筑一一开列清单，上报地区专署建议保护。20世纪60年代，温州瓯海北宋白象塔三四层出现多处裂缝，塔身倾斜。方介堪联系国内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及其团队勘查现状。经勘查认为该塔濒临倒塌，宜落架拆除。196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发文批准拆除白象塔。文物工作者从塔中发掘出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等北宋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佛像、菩萨、罗汉像等彩绘木雕、砖雕。这些彩绘木雕装饰精巧，色泽绚丽，衣褶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浙南地区北宋时期彩绘木雕工艺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科学价值。2004年温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专设工艺馆陈列白象塔的出土遗珍，成为温博别具特色的专题陈列。
不遗余力丰富馆藏
在温州博物馆的起步阶段，方介堪为增加藏品数量多方筹划。他利用个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北京等地以艺会友积累的影响力，开展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他亲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寻访，又去函邀请各地师友名家如郭沫若、何香凝、陈叔通、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唐云等征集题写毛泽东诗词，并为江心寺、文信国公祠题字作画。他还亲自篆刻印章，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资源（如金石拓片），交换或征集名家书画。这批名家题写毛泽东诗词的书画作品，已经成为难得的馆藏“墨宝”。
方介堪发动社会力量，捐献旧藏，积极开展征集工作，带头捐献周代玉虎、汉代青铜盂、汉魏石刻拓本、张大千字画等珍贵文物。在方介堪带领下，馆藏文物名列全省前茅。1954年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全省文保重点示范单位。温州博物馆数以千计的藏品，凝聚着方介堪的汗水，他历尽千辛万苦、孜孜以求寻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也成为文物征集工作的一段佳话。此券石于1896年在平阳县宜山乡鲸头村山麓因农民打井被发现，为当地乡绅陈锡琛所得，经其师吴承志考证为晋代遗物，就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并假说乡人惧发墓得罪，又要回掩埋，因此不易得其拓片。1919年陈家人告知方介堪，石虽不存，拓片尚可检赠一页，但并未交出。然而方介堪在他处所见的券石拓片，则纸墨犹新，不像旧拓。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教学时，其学生陈德辉（陈锡琛之孙）谈及此券，明允暑假拓二纸相赠，方介堪始知咸康原石，犹在人间。二十年后，全国解放，方介堪遇到陈德辉时又谈及此券，陈说不知去向。四年后，方介堪又催陈德辉寻找，竟于陈家寝室地板下获得，方介堪当即通过组织购回鉴定，确为原石。
方介堪也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1952年，文管会建立伊始，他就开始收集散落在偏僻山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及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浙南特委等革命遗物。在方介堪带领下搜集的革命文物，经上报中央、华东及省内的达几千件。粟裕将军称赞温州地区上报的革命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1964年郭沫若来温登岛参观，盛赞方介堪主持的文管会、博物馆“所藏金石书画、图籍文物，多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
文博学术结硕果
温州文管会成立后，方介堪即开展文物研究工作。他先后对温州地区的藏石、瓯窑及缥瓷、新石器遗址等开展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文物》等全国具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61年，他编写了《温州文管会藏石考》，文中列举了温州地区重要石刻作品，填补了浙江地区晋代石刻的空白，1965年6月《文物》杂志刊载此文。
1958年，永嘉楠溪、箬岙、潘桥发现三处汉代陶瓷窑址。方介堪对瓯窑的历史溯源进行研究，发表《晋瓯缥瓷》。方介堪还关注龙泉窑研究，撰写众多尚未刊发的调查研究整理的手稿，如《龙泉窑与处州窑》《温州地区陶瓷遗址、遗存及属于龙泉窑系统遗物》等。1956年，温州瑞安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介堪参与考古工作并撰写《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文，发表于《考古通讯》。
温州博物馆此次纪念活动还包括“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泰顺石篆刻精品展”，将于12月分别在温州衍园美术馆和泰顺县方介堪方去疾美术馆开展。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纪念海派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三校研究生论坛”已于11月6日举办。
文/ 马炯 蔡书茈 陈碧瑜
图/ 陈真健
方介堪（1901-1987）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众多艺术家挚友共同构筑起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辉煌，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印坛巨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介堪收起金刚石篆刻刀，秉承传统文人的执着和忠诚，回归家乡浙江温州，投身于文化遗产事业和金石篆刻教育事业。1950年，温州文管会成立，方介堪任副主任。1958年5月，温州博物馆成立，方介堪兼首任馆长。
2021年是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他为我国艺术与文博事业做出的贡献，温州博物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经过一年多筹备，“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于11月8日预展，11月22日正式启幕，分为“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与“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两部分。其中“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着重表现方介堪的艺术成就与门生弟子的成就，共展出当代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50余件，包括方介堪先生弟子、学生及再传弟子、社会后辈的作品。“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主要梳理了方介堪考古文保、丰富馆藏、文博学术等方面的贡献，共展出藏品66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3件，另有首次展出的文管会手稿、文件等一手资料超26件，展示了早期温州文物事业的发展概况。
投身考古、文保事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温州掀起兴修水利热潮，为及时抢救出土文物，方介堪与同事先后参与瑞安桐溪、黄岩秀岭等地考古发掘，清理出大批汉、两晋及南朝各类文物。后又配合浙江省考古队在丽水、龙泉等地发掘一批宋元时期窑址，出土大量龙泉窑瓷器。参与乐清大荆宋代窑址清理、瓯江水库文物清理。在方介堪带领下，文物工作者顶酷热、冒严寒，清理了温州市郊西山自来水厂工地出土的东晋独木舟、丽水南宋何氏祖孙三代墓葬墓志铭等。几乎所有考古发现方介堪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妥善保护处置。在方介堪带领下，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工作典型。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动文物，都是文博单位的核心要素。方介堪到任后对籀园孙诒让纪念堂、叶水心祠堂及许多面临拆除的古井、古建筑一一开列清单，上报地区专署建议保护。20世纪60年代，温州瓯海北宋白象塔三四层出现多处裂缝，塔身倾斜。方介堪联系国内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及其团队勘查现状。经勘查认为该塔濒临倒塌，宜落架拆除。196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发文批准拆除白象塔。文物工作者从塔中发掘出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等北宋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佛像、菩萨、罗汉像等彩绘木雕、砖雕。这些彩绘木雕装饰精巧，色泽绚丽，衣褶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浙南地区北宋时期彩绘木雕工艺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科学价值。2004年温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专设工艺馆陈列白象塔的出土遗珍，成为温博别具特色的专题陈列。
不遗余力丰富馆藏
在温州博物馆的起步阶段，方介堪为增加藏品数量多方筹划。他利用个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北京等地以艺会友积累的影响力，开展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他亲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寻访，又去函邀请各地师友名家如郭沫若、何香凝、陈叔通、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唐云等征集题写毛泽东诗词，并为江心寺、文信国公祠题字作画。他还亲自篆刻印章，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资源（如金石拓片），交换或征集名家书画。这批名家题写毛泽东诗词的书画作品，已经成为难得的馆藏“墨宝”。
方介堪发动社会力量，捐献旧藏，积极开展征集工作，带头捐献周代玉虎、汉代青铜盂、汉魏石刻拓本、张大千字画等珍贵文物。在方介堪带领下，馆藏文物名列全省前茅。1954年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全省文保重点示范单位。温州博物馆数以千计的藏品，凝聚着方介堪的汗水，他历尽千辛万苦、孜孜以求寻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也成为文物征集工作的一段佳话。此券石于1896年在平阳县宜山乡鲸头村山麓因农民打井被发现，为当地乡绅陈锡琛所得，经其师吴承志考证为晋代遗物，就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并假说乡人惧发墓得罪，又要回掩埋，因此不易得其拓片。1919年陈家人告知方介堪，石虽不存，拓片尚可检赠一页，但并未交出。然而方介堪在他处所见的券石拓片，则纸墨犹新，不像旧拓。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教学时，其学生陈德辉（陈锡琛之孙）谈及此券，明允暑假拓二纸相赠，方介堪始知咸康原石，犹在人间。二十年后，全国解放，方介堪遇到陈德辉时又谈及此券，陈说不知去向。四年后，方介堪又催陈德辉寻找，竟于陈家寝室地板下获得，方介堪当即通过组织购回鉴定，确为原石。
方介堪也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1952年，文管会建立伊始，他就开始收集散落在偏僻山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及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浙南特委等革命遗物。在方介堪带领下搜集的革命文物，经上报中央、华东及省内的达几千件。粟裕将军称赞温州地区上报的革命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1964年郭沫若来温登岛参观，盛赞方介堪主持的文管会、博物馆“所藏金石书画、图籍文物，多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
文博学术结硕果
温州文管会成立后，方介堪即开展文物研究工作。他先后对温州地区的藏石、瓯窑及缥瓷、新石器遗址等开展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文物》等全国具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61年，他编写了《温州文管会藏石考》，文中列举了温州地区重要石刻作品，填补了浙江地区晋代石刻的空白，1965年6月《文物》杂志刊载此文。
1958年，永嘉楠溪、箬岙、潘桥发现三处汉代陶瓷窑址。方介堪对瓯窑的历史溯源进行研究，发表《晋瓯缥瓷》。方介堪还关注龙泉窑研究，撰写众多尚未刊发的调查研究整理的手稿，如《龙泉窑与处州窑》《温州地区陶瓷遗址、遗存及属于龙泉窑系统遗物》等。1956年，温州瑞安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介堪参与考古工作并撰写《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文，发表于《考古通讯》。
温州博物馆此次纪念活动还包括“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泰顺石篆刻精品展”，将于12月分别在温州衍园美术馆和泰顺县方介堪方去疾美术馆开展。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纪念海派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三校研究生论坛”已于11月6日举办。
文/ 马炯 蔡书茈 陈碧瑜
图/ 陈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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