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下）《坛经》版本源流考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所下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契嵩本《坛经》取材于《曹溪大师别传》的部分内容，正好弥补了敦煌本《坛经》的不足。
1934年，胡适先生又撰《坛经考之二》，对惠听本作了考证，兼及敦煌本和契嵩本。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本是最古真本，惠昕本中“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并批评契嵩本是“妄改”，又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坛经考之二》，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93-494页。）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由于胡适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于是就有些人附和其说，对《坛经》版本的说真道伪之风愈演愈烈。
1980年，郭朋先生出版《坛经对勘》一书，对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对勘，在他所作的按语之中，“窜改”、“编造”、“硬塞私货”、“以假当真、真伪不辨”、“斑斑伪迹”、“无稽之谈”、“窜改成癖”等字眼比比皆是。
1982年，郭朋先生出版了《坛经校释》。1987年，又出版了《坛经导读》。在这两书的前言中，他征引了古今中外学者有关《坛经》版本的论述，把《坛经》真伪之说发挥到了极点，最后得出结论：
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篡改愈多，就愈多私货！作为“慧能的《坛经》”（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坛经》”，而是“禅宗的《坛经》”，那自应另当别论）说来，就不能不说，在后三本的《坛经》里，不少的思想内容，和慧能的思想是颇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于惠昕、契嵩、宗宝等人，对《坛经》进行了肆意的篡改！
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详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篡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39-41页。）
《坛经》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修订补充，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认为后出版本的修订补充是“肆意的篡改”，是“鱼目混珠”，是“私货”，那就值得商榷了。一部作品是要经过反复地修改，然后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成为经典。《坛经》经过契嵩、宗宝等人的修改之后，慧能的禅法更为简易明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净慧法师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一文中对郭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578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净慧法师还进一步提出：
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画蛇添足”“贩运私货”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充敦煌写本的《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见《法音》1982年第2期）
净慧法师的论述很有道理，自成一家之说。国内还有些学者不赞成郭朋先生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也就不一一征引了。
现存《坛经》大致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慧能自述生平；二、慧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开法记录，各种版本之间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慧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法的生平事迹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第三部分，即慧能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版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但从各种灯录中有关慧能弟子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还是可信的。由于在大梵寺听慧能说法的弟子很多，因此，对形成的《坛经》本子各有修订补充，这是形成《坛经》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不等于后出的版本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没有先出的版本真实。例如，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会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成为后人时常拈提的“非风非幡”的公案。这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只见于以后的《坛经》各本，但在敦煌本《坛经》之前的《历代法宝记》中有此记载。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的资料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敦煌坛经写本序》，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慧能的得法偈也是《坛经》版本问题中的焦点之一。得法偈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禅宗南宗来说，这首得法偈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敦煌本《坛经》与其它各本《坛经》恰恰在这首得法偈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敦煌本《坛经》中的得法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它各本《坛经》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有’亦作‘惹’）尘埃！”
郭朋先生在《坛经对勘》中说：“惠昕带头，把‘佛性常清净’，窜改为‘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思想上对惠能作了根本性的窜改：把‘佛性’论者的惠能，窜改成为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字面上的窜改，因为，从思想上说来，他们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窜改，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而且，以后，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这首‘本来无一物’的窜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净’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这项窜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广为流布、张大其影响者，则是契嵩和宗宝。”（《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6年6月，19页。）
郭朋先生说惠昕首先改动了慧能得法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惠昕本《坛经》早十五年成书的《祖堂集》中，就有“本来无一物”的记载：“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其张日用与他书偈曰：身非菩提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岳麓书社，1996年6月，54页。）
在比惠昕本《坛经》早六年成书的《宗镜录》中也记载了慧能的得法偈：“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宗镜录》卷三十一，见《中华大藏经》第76册，40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从以上两条例证可看出，早在惠昕本《坛经》之前，“本来无一物”的说法就很流行，惠昕决不是窜改慧能得法偈的“始作俑者”。
从文气上看，“本来无一物”比“佛性常清静”更为合适。慧能的得法偈是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四个否定句，显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如果第三句是“佛性常清净”而不是“本来无一物”，那么不但失去了一气呵成的气势，在内容上也平淡无味。李泽厚先生说得好：“《坛经》敦煌本与流行本相比，与其去责备后者之背离原作，似不如肯定后者正是某种发展。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要更为彻底和明畅。”（《庄玄禅宗漫述》，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综上所述；多种版本的《坛经》各有其价值，在使用时应当有所选择，不能盲目地肯定一种版本而否认其它三种版本。《坛经》的流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最初是由法海记录，经手抄流行。但是听慧能说法的弟子有数十人，这就不能肯定其他弟子没有记录，更不能说他们对法海记录的《坛经》没有进行补充。敦煌本《坛经》显然就是经过神会一派弟子的整理。后出的三种《坛经》在经过加工整理后，分了品目，显得更有条理，不但基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敦煌本所未曾收入的内容。就以宗宝本《坛经》为例，“机缘品”、“顿渐品”中主要是慧能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灯录中，就史料价值说是可靠的，收入《坛经》可以集中地反映慧能的思想。因此，《坛经》多种版本的存在，应该说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PS：我梦觉尊心个人的看法：
敦煌本更接近原典；作为行者来讲敦煌本很多就是实修的窍诀；而宗宝本参考了民间野史，添加了神迹故事以及契嵩、宗宝等加私货的争议；
对读《神会和尚禅话录》，神会禅师开示的慧能禅法，入个中三昧，很得要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禅师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敦煌本应该是神会系传本。
宗宝本明显有儒、道合流的影子。
各本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敦煌本“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相较；敦煌本明显更符合印度大乘佛教心性派的见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更接近，汉传空宗的思想。
至于把惠昕本（或类似之本）置于敦煌本（或类似之本）之前的做法，我也不同意；因为，传法偈其他本都是一首，只有敦煌本是两首，而且没有“本来无一物”句。所以很难讲敦煌本是其他诸本的节本。
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所下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契嵩本《坛经》取材于《曹溪大师别传》的部分内容，正好弥补了敦煌本《坛经》的不足。
1934年，胡适先生又撰《坛经考之二》，对惠听本作了考证，兼及敦煌本和契嵩本。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本是最古真本，惠昕本中“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并批评契嵩本是“妄改”，又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坛经考之二》，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93-494页。）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由于胡适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于是就有些人附和其说，对《坛经》版本的说真道伪之风愈演愈烈。
1980年，郭朋先生出版《坛经对勘》一书，对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对勘，在他所作的按语之中，“窜改”、“编造”、“硬塞私货”、“以假当真、真伪不辨”、“斑斑伪迹”、“无稽之谈”、“窜改成癖”等字眼比比皆是。
1982年，郭朋先生出版了《坛经校释》。1987年，又出版了《坛经导读》。在这两书的前言中，他征引了古今中外学者有关《坛经》版本的论述，把《坛经》真伪之说发挥到了极点，最后得出结论：
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篡改愈多，就愈多私货！作为“慧能的《坛经》”（如果它不是“慧能的《坛经》”，而是“禅宗的《坛经》”，那自应另当别论）说来，就不能不说，在后三本的《坛经》里，不少的思想内容，和慧能的思想是颇不相同的，其原因，就是由于惠昕、契嵩、宗宝等人，对《坛经》进行了肆意的篡改！
忽滑谷快天在谈及三本《坛经》的不同时，也曾指出过：作为《慧能语录》的《坛经》，由于传写时文字上的改换，以致在《坛经》里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况（详见《禅学思想史》上卷第十一章第二节《坛经三本之不同》）。“玉石相混”，犹言“鱼目混珠”。这一论断表明，在《坛经》（尤其是晚出的《坛经》）里，确有赝品和私货！可见，《坛经》之曾被人们所篡改，乃是一种为古今、中外学者们所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抹煞的。（《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39-41页。）
《坛经》版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修订补充，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认为后出版本的修订补充是“肆意的篡改”，是“鱼目混珠”，是“私货”，那就值得商榷了。一部作品是要经过反复地修改，然后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成为经典。《坛经》经过契嵩、宗宝等人的修改之后，慧能的禅法更为简易明白，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净慧法师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一文中对郭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慧能逝世到宗宝本《坛经》问世的578年间，《坛经》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即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而是一个由繁到简，又由简复原的过程，即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之本）——敦煌本（或类似之本）——契嵩本（复原本）。净慧法师还进一步提出：
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坛经》才是《坛经》的“最古”、“最初”的本子，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坛经》古本都是“自欺欺人”的“私货”？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时距慧能千载之后，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错字连篇的写本《坛经》。试问：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惠昕、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三百年中，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古本”《坛经》，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画蛇添足”“贩运私货”呢！敦煌本《坛经》既是唐末宋初之物，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又怎么能说是“最初”的原文呢？
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国内外研究《坛经》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是敦煌本所没有的，就都是“恣意篡改”、“贩运私货”！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坛经》流传于世，我们今天要想补充敦煌写本的《坛经》的漏句错字，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见《法音》1982年第2期）
净慧法师的论述很有道理，自成一家之说。国内还有些学者不赞成郭朋先生的观点，这里限于篇幅，也就不一一征引了。
现存《坛经》大致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慧能自述生平；二、慧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慧能在大梵寺的开法记录，各种版本之间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慧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法的生平事迹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第三部分，即慧能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版本增加了不少内容，但从各种灯录中有关慧能弟子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还是可信的。由于在大梵寺听慧能说法的弟子很多，因此，对形成的《坛经》本子各有修订补充，这是形成《坛经》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不等于后出的版本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没有先出的版本真实。例如，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会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成为后人时常拈提的“非风非幡”的公案。这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只见于以后的《坛经》各本，但在敦煌本《坛经》之前的《历代法宝记》中有此记载。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的资料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敦煌坛经写本序》，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这个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慧能的得法偈也是《坛经》版本问题中的焦点之一。得法偈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禅宗南宗来说，这首得法偈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敦煌本《坛经》与其它各本《坛经》恰恰在这首得法偈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敦煌本《坛经》中的得法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它各本《坛经》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有’亦作‘惹’）尘埃！”
郭朋先生在《坛经对勘》中说：“惠昕带头，把‘佛性常清净’，窜改为‘本来无一物’。这是从思想上对惠能作了根本性的窜改：把‘佛性’论者的惠能，窜改成为虚无主义者（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字面上的窜改，因为，从思想上说来，他们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窜改，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而且，以后，随着契嵩、宗宝本的广泛流通，这首‘本来无一物’的窜易偈文，竟然取代了‘佛性常清净’的偈文，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致使千百年来，以假当真，真伪不辨。这项窜改，始作俑者是惠昕，而广为流布、张大其影响者，则是契嵩和宗宝。”（《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6年6月，19页。）
郭朋先生说惠昕首先改动了慧能得法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惠昕本《坛经》早十五年成书的《祖堂集》中，就有“本来无一物”的记载：“行者却请张日用：‘与我书偈，某甲有一个拙见。’其张日用与他书偈曰：身非菩提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祖堂集》卷二《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岳麓书社，1996年6月，54页。）
在比惠昕本《坛经》早六年成书的《宗镜录》中也记载了慧能的得法偈：“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宗镜录》卷三十一，见《中华大藏经》第76册，401页，中华书局，1994年5月。）
从以上两条例证可看出，早在惠昕本《坛经》之前，“本来无一物”的说法就很流行，惠昕决不是窜改慧能得法偈的“始作俑者”。
从文气上看，“本来无一物”比“佛性常清静”更为合适。慧能的得法偈是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四个否定句，显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如果第三句是“佛性常清净”而不是“本来无一物”，那么不但失去了一气呵成的气势，在内容上也平淡无味。李泽厚先生说得好：“《坛经》敦煌本与流行本相比，与其去责备后者之背离原作，似不如肯定后者正是某种发展。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要更为彻底和明畅。”（《庄玄禅宗漫述》，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9页。）
综上所述；多种版本的《坛经》各有其价值，在使用时应当有所选择，不能盲目地肯定一种版本而否认其它三种版本。《坛经》的流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最初是由法海记录，经手抄流行。但是听慧能说法的弟子有数十人，这就不能肯定其他弟子没有记录，更不能说他们对法海记录的《坛经》没有进行补充。敦煌本《坛经》显然就是经过神会一派弟子的整理。后出的三种《坛经》在经过加工整理后，分了品目，显得更有条理，不但基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敦煌本所未曾收入的内容。就以宗宝本《坛经》为例，“机缘品”、“顿渐品”中主要是慧能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灯录中，就史料价值说是可靠的，收入《坛经》可以集中地反映慧能的思想。因此，《坛经》多种版本的存在，应该说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PS：我梦觉尊心个人的看法：
敦煌本更接近原典；作为行者来讲敦煌本很多就是实修的窍诀；而宗宝本参考了民间野史，添加了神迹故事以及契嵩、宗宝等加私货的争议；
对读《神会和尚禅话录》，神会禅师开示的慧能禅法，入个中三昧，很得要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禅师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敦煌本应该是神会系传本。
宗宝本明显有儒、道合流的影子。
各本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敦煌本“佛姓（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相较；敦煌本明显更符合印度大乘佛教心性派的见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更接近，汉传空宗的思想。
至于把惠昕本（或类似之本）置于敦煌本（或类似之本）之前的做法，我也不同意；因为，传法偈其他本都是一首，只有敦煌本是两首，而且没有“本来无一物”句。所以很难讲敦煌本是其他诸本的节本。
王重阳，自号王害风，意为疯子。陕西咸阳人，金天眷初年应武选，中甲科。但任气好侠，怒而离职，曾在终南山筑墓穴居修炼，自称居处为“活死人墓”。后创办道教分支全真教，被尊为道教北五祖之一[佐伊卖萌]。他最出名听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位徒弟，并称“北七真”。#靳东##李宇春# https://t.cn/8stolFN
#洛阳24小时#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在洛阳修文物！】编者按：13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洛阳有三项六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洛阳境内有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洛阳境内有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
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不少守护者多年如一日，默默保护着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守护者，听听他们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故事。
△△杨刚亮：保护+修复，让龙门石窟更好地传于后代
9日，一场盼望已久的甘霖降落洛城。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杨刚亮一早就来到龙门东山万佛沟。此前，由他负责的“龙门石窟万佛沟区修缮工程——地表防渗排水治理及危岩体加固设计”刚刚完工，这场雨正是检验他的保护成果的最好机会。
看着雨水顺着佛龛上部刚修的排水沟滑落，杨刚亮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万佛沟位于龙门东山南部，依山傍水而建，沟东西走向。万佛沟以北区域的千手观音龛、西方净土变龛、高平郡王洞、看经寺、二莲花洞等洞窟，是此次保护的主要区域。
看经寺是东山最大的洞窟，洞内东、南、北三壁的29尊浮雕为我国现存最精美的唐代罗汉像。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型洞窟，却饱经渗漏水之苦，而其他一些小型洞窟、石龛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渗水和危岩体问题。
如果石质文物表面被溶蚀1毫米至5毫米，那么其将面目全非。如何让这些饱受不同程度“病痛”之苦的窟龛得到更好保护，是此次万佛沟区修缮工程所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这其中包括危岩加固、深部及浅层压力灌浆、排水沟及防渗工程等。
工程于2015年立项，2017年做好设计方案，去年8月开始进场施工，直到本月初，一期工程才完工。站在东山万佛沟南侧的石路上，看到正前方万佛沟北部的半山腰上，是一条蜿蜒的排水沟，这是此次保护工程的一个成果，这条后人修建的排水沟，和龙门西山奉先寺上一千多年前古人修的排水沟遥遥相对。
东山万佛沟的保护工程是杨刚亮他们所做的众多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为了守护龙门石窟，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室，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残损的造像。只见这尊唐代造像面部已经不可辨认，但残缺的上半身仍可见精美的璎珞纹饰。
“到了这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清洗。”杨刚亮说。只见他拿出工具，在聚光灯下小心翼翼地清扫造像表面的浮尘。修复室里很安静，专注工作的杨刚亮看起来宛如正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只是他的“病人”是这些历经千年的石刻造像。整个龙门石窟目前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杨刚亮他们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近日，在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的皇甫公窟，杨刚亮拿出一只针管，往里面加入一些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注入起皮的壁面。这些液体是一些固定剂，可以起到加固、补强的作用。杨刚亮说，相比于渗漏水，风化会让造像或者洞窟表面起皮、剥落，而对于风化的防治是一项世界难题，也是最让保护人员心痛的。
在古阳洞内，这个拥有众多精美佛龛的洞窟内，杨刚亮拿出一把刷子，一边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浮尘，一边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浮尘，它们会吸收水分和酸性物质，久而久之也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害。
在龙门工作的这些年里，和杨刚亮一样，这里的守护者们对龙门的一窟一造像，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陈建平，曾在龙门进行了30年的保护工作，他说，当他们走到一个石窟前，知道这个石窟被保护过，心里就很踏实。
△△王炬：在考古的世界里，享受与古人对话的惊喜
“我热爱考古，考古就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每次都有惊喜。” 近日，在洛龙区隋唐洛阳城正平坊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见到了王炬。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安静而斯文，但当谈起考古发掘的那些事，他侃侃而谈，眼中有光。
今年57岁的王炬，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现任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发掘过回洛仓遗址、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新安县盐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宫殿区等重要历史遗迹。
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全国各地的粮食经隋唐大运河运抵洛阳后会储存在这儿。但是，由于已被废弃近千年，加上历史文献记载不详，长久以来，回洛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个谜。
“2004年，一拖的轮胎厂整体搬迁改造，考古人员对瀍河区小李村进行了钻探，发现了71座古代仓窖。”王炬回忆，根据当时的发掘情况，专家确定这里应该是隋代著名的回洛仓。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王炬作为考古领队，带领考古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逐渐揭开了回洛仓的神秘面纱。
“回洛仓不是一个仓窖，而是一座城，它由道路、管理区、仓窖区等组成，面积非常大。”王炬说，仓城内有仓窖700座左右，以一个内径约10米、深约10米的仓窖为例，其储存的粮食应该在50万斤左右。这样算来，回洛仓储粮的总量能达到3.55亿斤。
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十分苛刻，对申报点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程度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发掘初期，回洛仓的城墙、路网布局、漕运的渠道等遗迹迟迟没有找到，不利于遗产点申报。
于是，王炬与同事放弃休息时间，加大力度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范围在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回落仓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王炬依然喜欢待在考古现场或去乡间地头开展田野调查，他正在参与的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全国只有洛阳较完整的保留有隋唐时期的里坊区，有关里坊的布局形制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解开这个谜，对隋唐里坊的全面发掘和研究，我们责任重大，也十分自豪。”王炬说。
△△王洪超：从门外汉到“世界遗产保护者”
“这是关城的城墙，从夯土的质量和厚度能看出来，函谷关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工程。”
“这是马道，是往城墙上运送粮草和物资的通道。”
……
近日，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王洪超的一番专业解说，让记者和旁边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满满。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毫无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经验的门外汉。
王洪超今年40岁，2010年，在县文物局从事行政工作的王洪超，被调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当时，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已经被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开展，但发掘进展、周边环境和设施现状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相差较大。王洪超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汉函谷关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来验收前达到申报标准。
一开始，王洪超没有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一个活赶一个活，一个活压一个活。”王洪超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状态。
尽管如此，世界遗产点申报工作依然不太顺利。
2010年，从北京赶来的专家在现场考察评估后，认为汉函谷关遗址“环境不佳”“时间来不及”，当场表示“建议退出申报”；过了一年，专家再次来到现场考察评估，认为 “申遗材料不扎实、发掘和保护力度不到位，对申遗支撑力度不够”。
眼看形势不妙，王洪超与相关领导专门跑到北京“取经”，了解如何做好申报工作。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在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表示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消息传到县里后，王洪超很是沮丧。
“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关键时刻，新安县委县政府的表态，让王洪超得到鼓舞，开启了加班加点、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汉函谷关遗址名列其中。
2013年7月底，汉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汉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专家认为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是全国22个入选项目中，申遗难度最大，但工作成效最好的。
两个月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考古专家山内和也对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山内和也被保存如此完整的汉代庞大的防御体系深深震撼，现场对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我们就感觉十拿九稳了。”王洪超说， 2014年6月22日下午，申遗成功的好消息传来，他和工作人员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如今，王洪超已经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工作了近10年。今年以来，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关城东墙保护展示工程开工建设，区域内环境整治工程启动招标………在王洪超看来，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刘嘉仪 文/图）
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不少守护者多年如一日，默默保护着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守护者，听听他们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故事。
△△杨刚亮：保护+修复，让龙门石窟更好地传于后代
9日，一场盼望已久的甘霖降落洛城。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杨刚亮一早就来到龙门东山万佛沟。此前，由他负责的“龙门石窟万佛沟区修缮工程——地表防渗排水治理及危岩体加固设计”刚刚完工，这场雨正是检验他的保护成果的最好机会。
看着雨水顺着佛龛上部刚修的排水沟滑落，杨刚亮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万佛沟位于龙门东山南部，依山傍水而建，沟东西走向。万佛沟以北区域的千手观音龛、西方净土变龛、高平郡王洞、看经寺、二莲花洞等洞窟，是此次保护的主要区域。
看经寺是东山最大的洞窟，洞内东、南、北三壁的29尊浮雕为我国现存最精美的唐代罗汉像。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型洞窟，却饱经渗漏水之苦，而其他一些小型洞窟、石龛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渗水和危岩体问题。
如果石质文物表面被溶蚀1毫米至5毫米，那么其将面目全非。如何让这些饱受不同程度“病痛”之苦的窟龛得到更好保护，是此次万佛沟区修缮工程所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这其中包括危岩加固、深部及浅层压力灌浆、排水沟及防渗工程等。
工程于2015年立项，2017年做好设计方案，去年8月开始进场施工，直到本月初，一期工程才完工。站在东山万佛沟南侧的石路上，看到正前方万佛沟北部的半山腰上，是一条蜿蜒的排水沟，这是此次保护工程的一个成果，这条后人修建的排水沟，和龙门西山奉先寺上一千多年前古人修的排水沟遥遥相对。
东山万佛沟的保护工程是杨刚亮他们所做的众多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为了守护龙门石窟，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室，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残损的造像。只见这尊唐代造像面部已经不可辨认，但残缺的上半身仍可见精美的璎珞纹饰。
“到了这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清洗。”杨刚亮说。只见他拿出工具，在聚光灯下小心翼翼地清扫造像表面的浮尘。修复室里很安静，专注工作的杨刚亮看起来宛如正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只是他的“病人”是这些历经千年的石刻造像。整个龙门石窟目前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杨刚亮他们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近日，在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的皇甫公窟，杨刚亮拿出一只针管，往里面加入一些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注入起皮的壁面。这些液体是一些固定剂，可以起到加固、补强的作用。杨刚亮说，相比于渗漏水，风化会让造像或者洞窟表面起皮、剥落，而对于风化的防治是一项世界难题，也是最让保护人员心痛的。
在古阳洞内，这个拥有众多精美佛龛的洞窟内，杨刚亮拿出一把刷子，一边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浮尘，一边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浮尘，它们会吸收水分和酸性物质，久而久之也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害。
在龙门工作的这些年里，和杨刚亮一样，这里的守护者们对龙门的一窟一造像，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陈建平，曾在龙门进行了30年的保护工作，他说，当他们走到一个石窟前，知道这个石窟被保护过，心里就很踏实。
△△王炬：在考古的世界里，享受与古人对话的惊喜
“我热爱考古，考古就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每次都有惊喜。” 近日，在洛龙区隋唐洛阳城正平坊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见到了王炬。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安静而斯文，但当谈起考古发掘的那些事，他侃侃而谈，眼中有光。
今年57岁的王炬，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现任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发掘过回洛仓遗址、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新安县盐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宫殿区等重要历史遗迹。
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全国各地的粮食经隋唐大运河运抵洛阳后会储存在这儿。但是，由于已被废弃近千年，加上历史文献记载不详，长久以来，回洛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个谜。
“2004年，一拖的轮胎厂整体搬迁改造，考古人员对瀍河区小李村进行了钻探，发现了71座古代仓窖。”王炬回忆，根据当时的发掘情况，专家确定这里应该是隋代著名的回洛仓。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王炬作为考古领队，带领考古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逐渐揭开了回洛仓的神秘面纱。
“回洛仓不是一个仓窖，而是一座城，它由道路、管理区、仓窖区等组成，面积非常大。”王炬说，仓城内有仓窖700座左右，以一个内径约10米、深约10米的仓窖为例，其储存的粮食应该在50万斤左右。这样算来，回洛仓储粮的总量能达到3.55亿斤。
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十分苛刻，对申报点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程度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发掘初期，回洛仓的城墙、路网布局、漕运的渠道等遗迹迟迟没有找到，不利于遗产点申报。
于是，王炬与同事放弃休息时间，加大力度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范围在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回落仓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王炬依然喜欢待在考古现场或去乡间地头开展田野调查，他正在参与的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全国只有洛阳较完整的保留有隋唐时期的里坊区，有关里坊的布局形制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解开这个谜，对隋唐里坊的全面发掘和研究，我们责任重大，也十分自豪。”王炬说。
△△王洪超：从门外汉到“世界遗产保护者”
“这是关城的城墙，从夯土的质量和厚度能看出来，函谷关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工程。”
“这是马道，是往城墙上运送粮草和物资的通道。”
……
近日，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王洪超的一番专业解说，让记者和旁边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满满。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毫无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经验的门外汉。
王洪超今年40岁，2010年，在县文物局从事行政工作的王洪超，被调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当时，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已经被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开展，但发掘进展、周边环境和设施现状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相差较大。王洪超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汉函谷关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来验收前达到申报标准。
一开始，王洪超没有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一个活赶一个活，一个活压一个活。”王洪超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状态。
尽管如此，世界遗产点申报工作依然不太顺利。
2010年，从北京赶来的专家在现场考察评估后，认为汉函谷关遗址“环境不佳”“时间来不及”，当场表示“建议退出申报”；过了一年，专家再次来到现场考察评估，认为 “申遗材料不扎实、发掘和保护力度不到位，对申遗支撑力度不够”。
眼看形势不妙，王洪超与相关领导专门跑到北京“取经”，了解如何做好申报工作。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在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表示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消息传到县里后，王洪超很是沮丧。
“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关键时刻，新安县委县政府的表态，让王洪超得到鼓舞，开启了加班加点、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汉函谷关遗址名列其中。
2013年7月底，汉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汉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专家认为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是全国22个入选项目中，申遗难度最大，但工作成效最好的。
两个月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考古专家山内和也对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山内和也被保存如此完整的汉代庞大的防御体系深深震撼，现场对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我们就感觉十拿九稳了。”王洪超说， 2014年6月22日下午，申遗成功的好消息传来，他和工作人员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如今，王洪超已经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工作了近10年。今年以来，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关城东墙保护展示工程开工建设，区域内环境整治工程启动招标………在王洪超看来，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刘嘉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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