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成品油市场年度大事记一览】#成品油##盘点##经济[超话]#
转眼之间，2022年仅剩2个月时间，那么对于 成品油市场来说，本年度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我们来一一回顾。
1.2022年1月，山东各市向炼厂下发口头通知，要求在冬奥会、残奥会期间限产，3月两会期间也执行相应限产要求，1月下旬开始，地炼停工、检查增加。月末开工率降至55%左右，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
隆众分析：1-2月份山东产能利用率下滑，有部分炼厂是考虑了全年原油加工计划而降负，更多炼厂是因冬奥会空气质量管控等因素降负和提前检修，最终在连续一个月的调整后，最低值降至54%。相应的，山东汽柴油日均产量也降至2年以来最低。
2.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 原油价格持续大涨，最高 布伦特价格一度涨至123.58美元/桶，独立炼厂炼油成本大幅增加，至3月，山东地炼开工率下跌至50%左右。
隆众分析：炼厂开工率下滑至50%左右，主要原因是原油成本大幅上涨，但产品价格涨幅有限，受需求影响，炼油收率增长有限，众多炼厂出现阶段性的亏损。考虑原油大幅波动，利润极不稳定，炼厂集中减产降负，部分炼厂检修计划提前。至3月底，山东地炼停工和停工中炼厂数量达到最高。
3.3月中旬，全国大范围疫情爆发，汽柴油需求急速下滑，汽油需求下滑尤为明显，炼厂汽柴油库存上涨，开工率也在成本和库存的双重压力下开工率持续下滑。
隆众分析：疫情对汽油价格的影响几乎贯穿2022年整年，本年度疫情不间断的爆发以及防控措施导致汽油需求大幅下滑，最为明显的月份在3-5月及9-10月，汽油价格在此期间持续阴跌，炼厂销量萎靡，库存居高不下。
4.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31日正式对外发布执行。此前减少征收车辆购置税都是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适用，而此次适用范围扩增到了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这就说明部分豪华品牌车型也有机会参与到此次免减活动中来，共同提振消费复苏。
隆众分析：2009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暂减按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0年，政策退减为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暂减按7.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5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促进行业消费，在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内，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暂减按5%税率征收；2017年，对于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以7.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2009年和2010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为1033万辆和1376万辆，政策执行期间中国乘用车销量增长了343万辆。2015年至2017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达到2115万辆、2438万辆和2472万辆，政策执行期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增长了323万辆和34万辆。上述数据均表明，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出台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显著。
而从今年4月的汽车销量情况来看，4月汽车销量为仅118.1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为96.5万辆，环比下降48.2%，同比下降43.4%，与上月相比几近腰斩，此时发布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亦是在缓解燃眉之急。从历史数据来看，若额外新增燃油汽车销量100万辆，相当于可新增80万吨左右的汽油需求。
5.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发布后，乘用车销售量明显提升，据乘联会数据显示，6月1-2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批发150.4万辆，同比去年增长40%，较上月同期增长34%。市场零售142.2万辆，同比去年增长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今年1-5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但6-9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均增长20%以上，购置税减半政策的效果可见一斑。其中，9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销量达192.2万辆，同比增长21.5%，环比增长2.8%。
隆众分析：当前刺激政策能支撑销量回暖，但政策的启动期一般是消费者并不着急购车的，因此6月的环比增量效果较突出，7-8月会相对平淡，见效最明显是在4季度的政策退出期。目前6月零售销量好于行业内对政策应有的走势预期，6-12月合计增量可能达到250万辆，超过之前预期。250万辆新增燃油车，大致相当于180万吨的汽油消费。
6.8月中下旬山东成品油市场突发政策面事件，从8月中旬开始，部分炼厂因亏损或销售压力减产，市场对供应存担忧情绪，月内多次因产量问题炒涨。
隆众分析: 因产量下滑，库存低位，山东独立炼厂大幅挺价，市场也因多重消息炒作，汽柴油价格均大幅上涨，尤其柴油一度涨至批发限价，山东对周边主营价格差距进一步缩窄。
6.9月30日，2022年第五批成品油、低硫船燃出口配额正式下发，成品油加低硫船燃配额总量为1500万吨。成品油配额数量总计1325万吨，此次配额下发后，2022年成品油累积出口配额发放量为3725万吨，与2021年发放量3761万吨相当。出口配额下发后，主营单位开始大量从独立炼厂外采汽柴油，山东汽柴油船单成交大幅增长。
隆众分析：第五批成品油出口配额的下发为汽柴油市场带来强有力的支撑，为完成出口配额，主营单位大量从独立炼厂外采汽柴油，山东船单成交持续高涨，同时为独立炼厂汽柴油价格带来有效支撑。
转眼之间，2022年仅剩2个月时间，那么对于 成品油市场来说，本年度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我们来一一回顾。
1.2022年1月，山东各市向炼厂下发口头通知，要求在冬奥会、残奥会期间限产，3月两会期间也执行相应限产要求，1月下旬开始，地炼停工、检查增加。月末开工率降至55%左右，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
隆众分析：1-2月份山东产能利用率下滑，有部分炼厂是考虑了全年原油加工计划而降负，更多炼厂是因冬奥会空气质量管控等因素降负和提前检修，最终在连续一个月的调整后，最低值降至54%。相应的，山东汽柴油日均产量也降至2年以来最低。
2.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 原油价格持续大涨，最高 布伦特价格一度涨至123.58美元/桶，独立炼厂炼油成本大幅增加，至3月，山东地炼开工率下跌至50%左右。
隆众分析：炼厂开工率下滑至50%左右，主要原因是原油成本大幅上涨，但产品价格涨幅有限，受需求影响，炼油收率增长有限，众多炼厂出现阶段性的亏损。考虑原油大幅波动，利润极不稳定，炼厂集中减产降负，部分炼厂检修计划提前。至3月底，山东地炼停工和停工中炼厂数量达到最高。
3.3月中旬，全国大范围疫情爆发，汽柴油需求急速下滑，汽油需求下滑尤为明显，炼厂汽柴油库存上涨，开工率也在成本和库存的双重压力下开工率持续下滑。
隆众分析：疫情对汽油价格的影响几乎贯穿2022年整年，本年度疫情不间断的爆发以及防控措施导致汽油需求大幅下滑，最为明显的月份在3-5月及9-10月，汽油价格在此期间持续阴跌，炼厂销量萎靡，库存居高不下。
4.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31日正式对外发布执行。此前减少征收车辆购置税都是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适用，而此次适用范围扩增到了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这就说明部分豪华品牌车型也有机会参与到此次免减活动中来，共同提振消费复苏。
隆众分析：2009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暂减按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0年，政策退减为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暂减按7.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2015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促进行业消费，在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内，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暂减按5%税率征收；2017年，对于对购置的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以7.5%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2009年和2010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为1033万辆和1376万辆，政策执行期间中国乘用车销量增长了343万辆。2015年至2017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达到2115万辆、2438万辆和2472万辆，政策执行期间中国乘用车销量分别增长了323万辆和34万辆。上述数据均表明，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出台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显著。
而从今年4月的汽车销量情况来看，4月汽车销量为仅118.1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为96.5万辆，环比下降48.2%，同比下降43.4%，与上月相比几近腰斩，此时发布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亦是在缓解燃眉之急。从历史数据来看，若额外新增燃油汽车销量100万辆，相当于可新增80万吨左右的汽油需求。
5.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发布后，乘用车销售量明显提升，据乘联会数据显示，6月1-2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批发150.4万辆，同比去年增长40%，较上月同期增长34%。市场零售142.2万辆，同比去年增长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今年1-5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但6-9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均增长20%以上，购置税减半政策的效果可见一斑。其中，9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销量达192.2万辆，同比增长21.5%，环比增长2.8%。
隆众分析：当前刺激政策能支撑销量回暖，但政策的启动期一般是消费者并不着急购车的，因此6月的环比增量效果较突出，7-8月会相对平淡，见效最明显是在4季度的政策退出期。目前6月零售销量好于行业内对政策应有的走势预期，6-12月合计增量可能达到250万辆，超过之前预期。250万辆新增燃油车，大致相当于180万吨的汽油消费。
6.8月中下旬山东成品油市场突发政策面事件，从8月中旬开始，部分炼厂因亏损或销售压力减产，市场对供应存担忧情绪，月内多次因产量问题炒涨。
隆众分析: 因产量下滑，库存低位，山东独立炼厂大幅挺价，市场也因多重消息炒作，汽柴油价格均大幅上涨，尤其柴油一度涨至批发限价，山东对周边主营价格差距进一步缩窄。
6.9月30日，2022年第五批成品油、低硫船燃出口配额正式下发，成品油加低硫船燃配额总量为1500万吨。成品油配额数量总计1325万吨，此次配额下发后，2022年成品油累积出口配额发放量为3725万吨，与2021年发放量3761万吨相当。出口配额下发后，主营单位开始大量从独立炼厂外采汽柴油，山东汽柴油船单成交大幅增长。
隆众分析：第五批成品油出口配额的下发为汽柴油市场带来强有力的支撑，为完成出口配额，主营单位大量从独立炼厂外采汽柴油，山东船单成交持续高涨，同时为独立炼厂汽柴油价格带来有效支撑。
肌肤的【舒适感】，从现在开始拥有
肌肤的舒适感往往来源于肌肤的自身状态
没有所谓的肌肤焦虑
不干、不痒、不泛红
然而，相对冬天而言
我们又往往很难与肌肤舒适感达成和解
体现在肌肤上，常常表现为：
干燥、粗糙、泛红、刺痛乃至形成干纹
三个秋冬“急救补给包”，解“肌”虑，除烦恼
√牡丹籽油：抗皱补营养
√芦荟精华面霜：舒缓干、红、刺痛
√芦荟鲜萃水：缓干润燥，细腻无声
肌肤的舒适感来源于对自我肌肤的掌握
以及采用合适的产品达成与肌肤的“自救”。
#秋冬护肤攻略##天猫双11##卢克芦荟舒缓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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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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