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笔录》
晚上办公室的讨论，我哗啦哗啦讲出来，措辞不一定严谨，权当记录一下
突然就想明白了。
一者，关于“空间治理”的哲学
过去我们这个学科，以及地理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喜欢将“空间”视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列斐伏尔说“空间就是社会”，我们这个时候在本体论意义上认为空间是一个客观实在的存在对象，空间是社会的投影，社会关系变动引起空间变化。这里我们是持有一种结构主义的本体论来认识社会与空间的。这个时候的空间与社会都是一种静态的某一时间切面上的“结果”。
以上我们认识“空间治理”的时候，空间就是社会治理的对象物，就是“去治理空间”。
但当我们跳脱出这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认识，我们站在“过程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承认社会的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变化，这个时候“过程”替代“结果”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认知。这种社会学的哲学认识能够帮助地理等空间学科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什么是“空间”。社会与空间都变成了过程，空间翻过来能与社会互动。这个时候，空间成为一种手段。
以上我们再认识“空间治理”的时候，空间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就是“通过空间进行治理”。
这么说可能还显得很抽象，我举空间治理研究的例子来讲：
以前我们把空间当做研究对象，我们会关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资源资本下乡来治理乡村，这个时候乡村空间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个时候的因果逻辑是：社会治理的动作引起空间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受到研究者关注。
换个思路，过程论意义上，我们关注上述国家治理乡村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个过程，“空间”被当做一种治理的资源或者手段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这个时候因果逻辑就颠倒过来，我们能从更为动态与整体性的治理过程视角认知空间了，这是当下空间侧的研究者不常关注而社会侧的研究者关注不到的。
二者，关于研究的路径
以前我认识到研究所应该力求的是“理论的经验性修正”。经过之上的哲学探讨，我又能看到更高一层的哲学问题。
即：经验——理论——哲学
怎样是一个我眼中逻辑完整有意义的研究呢？即要让“经验——理论——哲学”这个逻辑形成闭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既有的哲学认识的指导下，综述了当下有哪些理论，然后我们能观察到一些经验现象是与理论适配的。这是研究的第一步认知。之后，我们更深入挖掘经验材料，反馈到理论层面，进行“理论的经验性修正”，就是说，我的经验研究可以修正、补充、丰富既有的理论，达到这一步，一个好的研究就有了。这之后呢，最为深刻的应该是进一步反思哲学认识层面，即我对理论的经验性修正是不是能够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换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从而在哲学层面进行反思。
突然的灵感，其实早应该认识到了，但今天巴拉巴拉讲出来了，没有整理，大致如此。 https://t.cn/Rv9pmJe
晚上办公室的讨论，我哗啦哗啦讲出来，措辞不一定严谨，权当记录一下
突然就想明白了。
一者，关于“空间治理”的哲学
过去我们这个学科，以及地理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喜欢将“空间”视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列斐伏尔说“空间就是社会”，我们这个时候在本体论意义上认为空间是一个客观实在的存在对象，空间是社会的投影，社会关系变动引起空间变化。这里我们是持有一种结构主义的本体论来认识社会与空间的。这个时候的空间与社会都是一种静态的某一时间切面上的“结果”。
以上我们认识“空间治理”的时候，空间就是社会治理的对象物，就是“去治理空间”。
但当我们跳脱出这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认识，我们站在“过程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承认社会的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变化，这个时候“过程”替代“结果”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认知。这种社会学的哲学认识能够帮助地理等空间学科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什么是“空间”。社会与空间都变成了过程，空间翻过来能与社会互动。这个时候，空间成为一种手段。
以上我们再认识“空间治理”的时候，空间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就是“通过空间进行治理”。
这么说可能还显得很抽象，我举空间治理研究的例子来讲：
以前我们把空间当做研究对象，我们会关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资源资本下乡来治理乡村，这个时候乡村空间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个时候的因果逻辑是：社会治理的动作引起空间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受到研究者关注。
换个思路，过程论意义上，我们关注上述国家治理乡村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个过程，“空间”被当做一种治理的资源或者手段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这个时候因果逻辑就颠倒过来，我们能从更为动态与整体性的治理过程视角认知空间了，这是当下空间侧的研究者不常关注而社会侧的研究者关注不到的。
二者，关于研究的路径
以前我认识到研究所应该力求的是“理论的经验性修正”。经过之上的哲学探讨，我又能看到更高一层的哲学问题。
即：经验——理论——哲学
怎样是一个我眼中逻辑完整有意义的研究呢？即要让“经验——理论——哲学”这个逻辑形成闭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既有的哲学认识的指导下，综述了当下有哪些理论，然后我们能观察到一些经验现象是与理论适配的。这是研究的第一步认知。之后，我们更深入挖掘经验材料，反馈到理论层面，进行“理论的经验性修正”，就是说，我的经验研究可以修正、补充、丰富既有的理论，达到这一步，一个好的研究就有了。这之后呢，最为深刻的应该是进一步反思哲学认识层面，即我对理论的经验性修正是不是能够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换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从而在哲学层面进行反思。
突然的灵感，其实早应该认识到了，但今天巴拉巴拉讲出来了，没有整理，大致如此。 https://t.cn/Rv9pmJe
#中国学者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中国学者王文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俄罗斯为何越过“防线”对抗西方】编者的话：在爱女杜金娜8月不幸在莫斯科郊外遇袭身亡后，承受巨大痛苦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况如何？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的杜金，怎么看当下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现状？在被一些欧美媒体疯传为“普京大脑”“俄罗斯智囊”“国师”后，杜金如何讲述他与普京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表现，他又有哪些评价？10月21日，在俄罗斯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杜金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后美学》
以生命为视界”：直面当代美学研究的泛化，廓清美学研究的思路
进入新千年后，受生命美学挑战实践美学并且逐渐成熟壮大的启发，不少学者也毅然冲出实践美学的阵营，另立门户，所谓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纷纷行世，这无疑是美学界的重要收获，但是，其中也有不足。有感于此，
《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的下篇以《美学：仍然以‘生命为视界’》为题，逐一指陈了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美学困局”。
（一）生活问题的美学困局。
潘知常认为，生活美学已经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但是，如果要为“生活”附加本体论的含义，并且绑上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战车，却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美学不是美化生活之学，虽然美之于生活有着愉悦的“装饰”意义，但是美学之于生活却主要是反思的“警示”作用。为此潘知常指出：“‘美学’的作用不是去如实地描述生活，也不是去美化生活，而是立足于人类“理应如此”的期待，去呈现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是为‘美学’的属人性格决定的，‘应该如何’、‘可能如何’，就是必不可少的价值尺度。因此，美学不应该去维护生活、描述世界，而应该去批判生活、改造生活。它的功能也不是为现实生活辩护，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可见，生活美学的提出，既没有为当代精神生活提供美学的方略，也没有给今天的大众给予价值的启迪，更没有涉及美学理论有关“生活”的荒诞、悲剧、丑类等的解说，而仅仅是 “爱情美学”“服饰美学”“烹饪美学”“旅游美学”的翻版，然而，它又拒绝进入真正的生活状态，稍有不慎，则难免“把漂亮当作美”的“心灵鸡汤”的缺憾。
（二）身体问题的美学困局。
对于近年来国内兴起的身体美学，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潘知常指出：“我支持对于身体美学的研究，也始终认同其中的广阔空间，但是，我也是始终都要强调，身体美学的登场，不能导致心灵的放逐，审美也绝对不能被等同于纯粹的身体，更不能转而与单纯的感官享受或欲望满足等同起来。”是的，生命美学十分欢迎身体美学的加盟，为生命美学夯筑起生命意义大厦的坚固基石，但这仅是就狭义身体美学而言的。但是，如果身体美学想自立门户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则既是狭义身体美学的“失位”，又是广义身体美学的“越位”。狭义的身体美学是对身体五官，特别是被传统美学忽略了的触觉、嗅觉和味觉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视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美学无疑大有作为；而广义的身体美学则是身心合一的美学，这当然就是生命美学。因此，明明生命美学已经涵盖和包纳了身体美学，美学界一些人却热衷“开疆拓土”，偏偏要违反作为身体美学之父的舒斯特曼的“soma esthetics”而非“body aesthetics”，难免有所不足。其实，身体美学更应该着眼的是与生命有关的感性领域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好高骛远于宏大问题和越俎代庖于美学基本理论，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是正经和正道。
（三）生态问题的美学困局。
还有生态美学，当下也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潘知常在新著中指出：一是如何厘清学术发展的时间：生态美学往往是直接越过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的贡献，而去直接针对实践美学。这样一来，也许会造成某种错觉。实践美学的缺憾“只是到生态美学2002年的出现才被发现，也才被克服。”这无疑并不符合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情况。二是，如何理顺学问思考的逻辑：生态美学“本来只是出自于自然美的问题，也仅仅只立足于美学的自然之维，但是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仅仅隶属美学一隅、美学分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偏偏自立美学门派，进而希冀全面覆盖前此的所有美学（实践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等）。”这样也就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缺憾。在人与自然的基础上，抛开了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其实是很难建构美学基本理论的大厦的。三是，如何完善学理研究的内容：既然认为自己是美学基本理论领域的根本转向，那就要对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美、美感、艺术、悲剧、荒诞等统统予以必要的研究，但是，这个方面的研究在生态美学中暂时还一直都是空白。四是，如何确立学科的名称：生态美学早期自称为“生命美学的生态美学”，后来改称为“生态存在论美学”，近期又提出“生生美学”，一直还在游移不定。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无疑十分不利。更不要说“生态存在论美学”与“生生美学”的自称其实很难体现出生态美学的真谛。因此，生态美学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后，还亟待及时予以准确的自我命名，以利今后的更大进步。
（四）环境问题的美学困局
环境美学当下也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新著中，潘知常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环境美学必须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体现，必须是人类的自我立法和自我规定。必须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象征，必须是在满足人类的本性的同时又满足自然的本性，必须是在让人类自己活的同时也让自然活，必须是对于在与自然和谐、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利用自然界的人类活动的选择。”否则，就成了蔡仪那样的“见物不见人”的客观论美学，没有“人”存在的环境，还会有美存在吗？由此来看，环境美学不能空谈理论、坐而论道，满足于大谈特谈其实了无新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老一套；也不能走向景观美学，退化为艺术设计、环境艺术的实用美学，变成了只有“环境美”而无“环境美学”。
以生命为视界”：直面当代美学研究的泛化，廓清美学研究的思路
进入新千年后，受生命美学挑战实践美学并且逐渐成熟壮大的启发，不少学者也毅然冲出实践美学的阵营，另立门户，所谓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纷纷行世，这无疑是美学界的重要收获，但是，其中也有不足。有感于此，
《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的下篇以《美学：仍然以‘生命为视界’》为题，逐一指陈了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美学困局”。
（一）生活问题的美学困局。
潘知常认为，生活美学已经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但是，如果要为“生活”附加本体论的含义，并且绑上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战车，却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美学不是美化生活之学，虽然美之于生活有着愉悦的“装饰”意义，但是美学之于生活却主要是反思的“警示”作用。为此潘知常指出：“‘美学’的作用不是去如实地描述生活，也不是去美化生活，而是立足于人类“理应如此”的期待，去呈现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是为‘美学’的属人性格决定的，‘应该如何’、‘可能如何’，就是必不可少的价值尺度。因此，美学不应该去维护生活、描述世界，而应该去批判生活、改造生活。它的功能也不是为现实生活辩护，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可见，生活美学的提出，既没有为当代精神生活提供美学的方略，也没有给今天的大众给予价值的启迪，更没有涉及美学理论有关“生活”的荒诞、悲剧、丑类等的解说，而仅仅是 “爱情美学”“服饰美学”“烹饪美学”“旅游美学”的翻版，然而，它又拒绝进入真正的生活状态，稍有不慎，则难免“把漂亮当作美”的“心灵鸡汤”的缺憾。
（二）身体问题的美学困局。
对于近年来国内兴起的身体美学，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潘知常指出：“我支持对于身体美学的研究，也始终认同其中的广阔空间，但是，我也是始终都要强调，身体美学的登场，不能导致心灵的放逐，审美也绝对不能被等同于纯粹的身体，更不能转而与单纯的感官享受或欲望满足等同起来。”是的，生命美学十分欢迎身体美学的加盟，为生命美学夯筑起生命意义大厦的坚固基石，但这仅是就狭义身体美学而言的。但是，如果身体美学想自立门户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则既是狭义身体美学的“失位”，又是广义身体美学的“越位”。狭义的身体美学是对身体五官，特别是被传统美学忽略了的触觉、嗅觉和味觉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视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美学无疑大有作为；而广义的身体美学则是身心合一的美学，这当然就是生命美学。因此，明明生命美学已经涵盖和包纳了身体美学，美学界一些人却热衷“开疆拓土”，偏偏要违反作为身体美学之父的舒斯特曼的“soma esthetics”而非“body aesthetics”，难免有所不足。其实，身体美学更应该着眼的是与生命有关的感性领域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好高骛远于宏大问题和越俎代庖于美学基本理论，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是正经和正道。
（三）生态问题的美学困局。
还有生态美学，当下也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潘知常在新著中指出：一是如何厘清学术发展的时间：生态美学往往是直接越过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的贡献，而去直接针对实践美学。这样一来，也许会造成某种错觉。实践美学的缺憾“只是到生态美学2002年的出现才被发现，也才被克服。”这无疑并不符合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情况。二是，如何理顺学问思考的逻辑：生态美学“本来只是出自于自然美的问题，也仅仅只立足于美学的自然之维，但是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仅仅隶属美学一隅、美学分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偏偏自立美学门派，进而希冀全面覆盖前此的所有美学（实践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等）。”这样也就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缺憾。在人与自然的基础上，抛开了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其实是很难建构美学基本理论的大厦的。三是，如何完善学理研究的内容：既然认为自己是美学基本理论领域的根本转向，那就要对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美、美感、艺术、悲剧、荒诞等统统予以必要的研究，但是，这个方面的研究在生态美学中暂时还一直都是空白。四是，如何确立学科的名称：生态美学早期自称为“生命美学的生态美学”，后来改称为“生态存在论美学”，近期又提出“生生美学”，一直还在游移不定。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无疑十分不利。更不要说“生态存在论美学”与“生生美学”的自称其实很难体现出生态美学的真谛。因此，生态美学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后，还亟待及时予以准确的自我命名，以利今后的更大进步。
（四）环境问题的美学困局
环境美学当下也影响很大，而且很有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新著中，潘知常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环境美学必须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体现，必须是人类的自我立法和自我规定。必须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象征，必须是在满足人类的本性的同时又满足自然的本性，必须是在让人类自己活的同时也让自然活，必须是对于在与自然和谐、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利用自然界的人类活动的选择。”否则，就成了蔡仪那样的“见物不见人”的客观论美学，没有“人”存在的环境，还会有美存在吗？由此来看，环境美学不能空谈理论、坐而论道，满足于大谈特谈其实了无新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老一套；也不能走向景观美学，退化为艺术设计、环境艺术的实用美学，变成了只有“环境美”而无“环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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