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日，一份判决书引起关注，产生不同凡响。上海王某夫妻二人在周大福网店买下12件黄金首饰，其支付的对价与这些首饰日常销售价格相差21万余元，周大福网店客服表示售价标识错误，要求撤单，经多次联系并愿意赔付各500元。周大福公司诉请法院撤销王某夫妻与其订立的黄金首饰网络购物合同。
法院受理经开庭审理，判决支持了周大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撤销双方订立的网络购物合同。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宣判后，即掀起千层浪，社会舆情众说纷纭，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法律上定纷止争的公器，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梳理曲折，明断是非；得出结论，以正视听。
根据公开的案件事实，王某夫妻在周大福网店购买黄金首饰，并且下单，全款支付。王某夫妻以周大福网店订立了关于买卖黄金首饰网络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按照契约，均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即周大福网店收取价金并给付黄金首饰；王某夫妻支付价金取得黄金首饰。
对于生效的民事法律合同，在正常合法前提下，买卖合同双方无权不履行基于意思自治形成的契约条款，这既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下契约条款的遵守，又是诚实守信原则的体现。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6、7、133条
凡事必有例外，倘若双方订立的契约虽然成立并生效，但是双方①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法律能力、②意思表示不真实、③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④违背公序良俗、⑤无民事法律行为能力、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民事法律行为的前提下，双方订立契约无效！
当事人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虽然王某夫妻与周大福网店订立买卖黄金首饰契约成立并生效，但是，由于周大福网店原因，导致商品标价错误，而且①并非其主观故意虚标低价而行欺诈行为；②周大福网店也没有举办低价促销的营销活动。据此，上述的商品标价不是周大福网店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契约无效；导致王某夫妻在错误认识形成契约行为，构成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的90日诉请法院撤销。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43、144、147、248、150、152、153条
双方订立契约，依法应归于撤销以后，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向对方履行返还义务——周大福网店向王某夫妻返还价金；王某夫妻向周大福网店返还所购原物；或王某夫妻可能还需承担商品使用费、或商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57条
在民法上，自然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由民法典规则规范双方订立契约的履行、撤销或无效。
倘若有人以本案案情借用银行耳熟能详的格式条款——“商品离柜，概不负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双方订立契约“成交”，这是对银行格式条“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的狭义理解，退一步，格式条款有民法典专门法条规定。法律依据：民法典第496、497、498条
不论契约是否成立并生效，都可以罔顾法律、行政法规而坚持商品所有权立场是错误的；反之，倘若不是消费者而是商家，你确实非故意虚标售价，你有如何处置？民法上，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法律不支持自然人擅自动用私人力量，罔顾法律而为之。
法律就是定纷止争，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因此，民法典有规定，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一方行使撤销权，只能诉请法院或仲裁，维护合法权益，重大误解被撤销，依法在90日内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或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该撤销权消灭。撤销权一旦行使被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终止，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541、542条
本案中，周大福网店因重大误解而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与王某夫妻关于买卖黄金首饰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周大福网店因标价错误而导致王某夫妻买卖黄金首饰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周大福网店错在过错，并给造成王某夫妻损害的，周大福网店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当然，周大福网店的诚信经营也将随着本案的判决书公开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52、500条
以上分析，匆匆成就；不揣浅陋，仅资分享。
法院受理经开庭审理，判决支持了周大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撤销双方订立的网络购物合同。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宣判后，即掀起千层浪，社会舆情众说纷纭，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法律上定纷止争的公器，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梳理曲折，明断是非；得出结论，以正视听。
根据公开的案件事实，王某夫妻在周大福网店购买黄金首饰，并且下单，全款支付。王某夫妻以周大福网店订立了关于买卖黄金首饰网络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按照契约，均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即周大福网店收取价金并给付黄金首饰；王某夫妻支付价金取得黄金首饰。
对于生效的民事法律合同，在正常合法前提下，买卖合同双方无权不履行基于意思自治形成的契约条款，这既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下契约条款的遵守，又是诚实守信原则的体现。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6、7、133条
凡事必有例外，倘若双方订立的契约虽然成立并生效，但是双方①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法律能力、②意思表示不真实、③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④违背公序良俗、⑤无民事法律行为能力、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民事法律行为的前提下，双方订立契约无效！
当事人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虽然王某夫妻与周大福网店订立买卖黄金首饰契约成立并生效，但是，由于周大福网店原因，导致商品标价错误，而且①并非其主观故意虚标低价而行欺诈行为；②周大福网店也没有举办低价促销的营销活动。据此，上述的商品标价不是周大福网店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契约无效；导致王某夫妻在错误认识形成契约行为，构成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的90日诉请法院撤销。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43、144、147、248、150、152、153条
双方订立契约，依法应归于撤销以后，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向对方履行返还义务——周大福网店向王某夫妻返还价金；王某夫妻向周大福网店返还所购原物；或王某夫妻可能还需承担商品使用费、或商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57条
在民法上，自然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由民法典规则规范双方订立契约的履行、撤销或无效。
倘若有人以本案案情借用银行耳熟能详的格式条款——“商品离柜，概不负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双方订立契约“成交”，这是对银行格式条“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的狭义理解，退一步，格式条款有民法典专门法条规定。法律依据：民法典第496、497、498条
不论契约是否成立并生效，都可以罔顾法律、行政法规而坚持商品所有权立场是错误的；反之，倘若不是消费者而是商家，你确实非故意虚标售价，你有如何处置？民法上，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法律不支持自然人擅自动用私人力量，罔顾法律而为之。
法律就是定纷止争，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因此，民法典有规定，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一方行使撤销权，只能诉请法院或仲裁，维护合法权益，重大误解被撤销，依法在90日内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或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该撤销权消灭。撤销权一旦行使被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终止，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541、542条
本案中，周大福网店因重大误解而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与王某夫妻关于买卖黄金首饰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周大福网店因标价错误而导致王某夫妻买卖黄金首饰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周大福网店错在过错，并给造成王某夫妻损害的，周大福网店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当然，周大福网店的诚信经营也将随着本案的判决书公开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52、500条
以上分析，匆匆成就；不揣浅陋，仅资分享。
烟台海阳市：非法小厂出示的“批复文件”涉嫌违规
前不久，有媒体发表了《山东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农田里建起沙厂》一文，报道山东省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崖底村有人破坏农田，在农田里建沙厂的事实后，引起该企业经营者和镇领导重视，他们设法和笔者取得联系，企业经营者李某某称自己是合法经营，并发来了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照片和2份《临时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以及若干份相关材料。同时，镇有关领导也作出解释，称企业有用地手续，属于合法用地。
既然是合法经营，又有相关的用地批复，就没必要让镇领导出面，向媒体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
先听企业经营者李某某对媒体的解释吧。
“这些砂子是拍卖而来的”
新闻发出后，砂厂老板李某某致电媒体，称这些砂子是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并且有2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可作为佐证。可是仔细观看这2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却又不免让人生疑：其中1份是2018年8月12日王*汉拍得的16.7364万立方米“清淤沙土石方”，似乎与李某某无关；另1份《拍卖成交确认书》（见下图）是李某某于2018年11月3日拍得的“清淤第三标段第二、三、四部分沙土石方，共计约16.52498万立方米”。
请先记住这2个时间段，分别为：2018年8月12日和2018年11月3日。
再看看李某某传过来的企业“营业执照”（见下图），这是一家名为“烟台新世*顺建材有限公司”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峰，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31日，注册地位于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西侧。
2018年拍卖而得的“清淤沙土石方”，2019年12月31日才成立的独资公司，且法人与李某某毫无相干，其关联性又体现在哪里？
《批复》疑有张冠李戴之嫌
李某某以拍卖形式拍得了“清淤沙土石方”，就需要有地方存放，这个存放地点，就是李某某占用农田当作砂厂的地址。那么，既然占用农田，就要办理相关手续，那么他们办理的手续又是怎样的呢？再看一下那两份《批复》吧。
第1份《批复》（见下图）：批准机关是海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内容如下：
“烟台天矗建材有限公司，经研究，同意你单位临时使用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土地17.5亩，用于洗沙场建设，使用期限自2019年10月4日至2021年10月3日，为2年。”
第2份《批复》（见下图）：批准机关为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时间为2021年5月24日，内容称：
“和矗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经研究，同意你公司使用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集体土地40.41亩，用于堆沙场临时用地建设，使用期限2年，为2021年5月24日至2023年5月23日。”
请记住这三个时间点：2018年8月和同年11月拍得的“清淤沙土石方”，2019年10月才拿到了《批复》文件，并且这两份《批复》连续时间前后相差了7个多月，也就是说，第2份《批复》是在第1份《批复》失效7个多月之后才审批的。
针对上述2份批复企业名称不同问题，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两个名称同为一家公司，因为这期间曾经发生过名称变更所至。但是这和李某某向媒体的“烟台新世*顺建材有限公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明显地在偷换概念。
针对这2份《批复》的地点精准问题，至少还有如下疑点，因为2个《批复》中指的“孙格庄集体土地”和村民所指崖底村耕地，并非是同一地点，《批复》的地点有些模糊不清，有故意混淆的嫌疑。
此外，在李某某出示的2页《批复》附件中，可以看出，批复给烟台天矗建材有限公司的土地，是年生产25万吨的生产线，该建设项目既有密闭车间进行生产，又有封闭的物料输送廊道及喷淋除尘设施，且运输道路硬化。绝非李某某所经营的田野之中，那些简易的操作场景。
《批复》还涉及涉嫌越权审批
针对临时用地的批复，《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鲁国土资规〔2018〕3号）》（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要求，批准临时用地只能在“……因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抢险救灾等需要，经依法审批，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使用的或抢险救灾急需临时使用的土地。”像李某某存放拍卖而得的“清淤沙土石方”，并不在其批准之列。
更重要的是，《通知》还强调：使用临时用地应遵循“保护耕地、节约集约、依法申报、合理使用”的原则。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林地；可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利用劣质土地的，不得占用好地，原则上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因工程未完工等特殊情况确需延长使用期限的，临时用地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在使用期满前2个月内，持申请书等有关材料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延期审批手续……。
……临时用地应当有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应当载明临时用地的地点、四至范围、面积与土地现状地类……等内容。
李某某占用的农田，既不属于劣质土地，附近也没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他出示的《批复》既无用地企业名称上的对称，也没有合规的时间延期衔接手续；第1份《批复》应当在失效前2个月开始办理，显然，这两份《批复》存在着“零批整占”的嫌疑。这种“零批整占”的审批手法，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所不允许的。
同时，《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占用土地二公顷以上八公顷以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第二次《批复》已经把临时使用土地面积扩大到了40.41亩，远超过了二公顷的上限。
对于事情的进展，本网将进一步关注。
前不久，有媒体发表了《山东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农田里建起沙厂》一文，报道山东省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崖底村有人破坏农田，在农田里建沙厂的事实后，引起该企业经营者和镇领导重视，他们设法和笔者取得联系，企业经营者李某某称自己是合法经营，并发来了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照片和2份《临时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以及若干份相关材料。同时，镇有关领导也作出解释，称企业有用地手续，属于合法用地。
既然是合法经营，又有相关的用地批复，就没必要让镇领导出面，向媒体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
先听企业经营者李某某对媒体的解释吧。
“这些砂子是拍卖而来的”
新闻发出后，砂厂老板李某某致电媒体，称这些砂子是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并且有2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可作为佐证。可是仔细观看这2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却又不免让人生疑：其中1份是2018年8月12日王*汉拍得的16.7364万立方米“清淤沙土石方”，似乎与李某某无关；另1份《拍卖成交确认书》（见下图）是李某某于2018年11月3日拍得的“清淤第三标段第二、三、四部分沙土石方，共计约16.52498万立方米”。
请先记住这2个时间段，分别为：2018年8月12日和2018年11月3日。
再看看李某某传过来的企业“营业执照”（见下图），这是一家名为“烟台新世*顺建材有限公司”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峰，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31日，注册地位于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西侧。
2018年拍卖而得的“清淤沙土石方”，2019年12月31日才成立的独资公司，且法人与李某某毫无相干，其关联性又体现在哪里？
《批复》疑有张冠李戴之嫌
李某某以拍卖形式拍得了“清淤沙土石方”，就需要有地方存放，这个存放地点，就是李某某占用农田当作砂厂的地址。那么，既然占用农田，就要办理相关手续，那么他们办理的手续又是怎样的呢？再看一下那两份《批复》吧。
第1份《批复》（见下图）：批准机关是海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内容如下：
“烟台天矗建材有限公司，经研究，同意你单位临时使用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土地17.5亩，用于洗沙场建设，使用期限自2019年10月4日至2021年10月3日，为2年。”
第2份《批复》（见下图）：批准机关为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时间为2021年5月24日，内容称：
“和矗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经研究，同意你公司使用二十里店镇孙格庄村集体土地40.41亩，用于堆沙场临时用地建设，使用期限2年，为2021年5月24日至2023年5月23日。”
请记住这三个时间点：2018年8月和同年11月拍得的“清淤沙土石方”，2019年10月才拿到了《批复》文件，并且这两份《批复》连续时间前后相差了7个多月，也就是说，第2份《批复》是在第1份《批复》失效7个多月之后才审批的。
针对上述2份批复企业名称不同问题，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两个名称同为一家公司，因为这期间曾经发生过名称变更所至。但是这和李某某向媒体的“烟台新世*顺建材有限公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明显地在偷换概念。
针对这2份《批复》的地点精准问题，至少还有如下疑点，因为2个《批复》中指的“孙格庄集体土地”和村民所指崖底村耕地，并非是同一地点，《批复》的地点有些模糊不清，有故意混淆的嫌疑。
此外，在李某某出示的2页《批复》附件中，可以看出，批复给烟台天矗建材有限公司的土地，是年生产25万吨的生产线，该建设项目既有密闭车间进行生产，又有封闭的物料输送廊道及喷淋除尘设施，且运输道路硬化。绝非李某某所经营的田野之中，那些简易的操作场景。
《批复》还涉及涉嫌越权审批
针对临时用地的批复，《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鲁国土资规〔2018〕3号）》（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要求，批准临时用地只能在“……因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抢险救灾等需要，经依法审批，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使用的或抢险救灾急需临时使用的土地。”像李某某存放拍卖而得的“清淤沙土石方”，并不在其批准之列。
更重要的是，《通知》还强调：使用临时用地应遵循“保护耕地、节约集约、依法申报、合理使用”的原则。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林地；可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利用劣质土地的，不得占用好地，原则上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因工程未完工等特殊情况确需延长使用期限的，临时用地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在使用期满前2个月内，持申请书等有关材料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延期审批手续……。
……临时用地应当有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应当载明临时用地的地点、四至范围、面积与土地现状地类……等内容。
李某某占用的农田，既不属于劣质土地，附近也没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他出示的《批复》既无用地企业名称上的对称，也没有合规的时间延期衔接手续；第1份《批复》应当在失效前2个月开始办理，显然，这两份《批复》存在着“零批整占”的嫌疑。这种“零批整占”的审批手法，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所不允许的。
同时，《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占用土地二公顷以上八公顷以下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第二次《批复》已经把临时使用土地面积扩大到了40.41亩，远超过了二公顷的上限。
对于事情的进展，本网将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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