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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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源：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源：政治和经济的分离We家-珠海We家珠海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个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不过，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今天的新自由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商人（后来被成为资本家）不仅在欧美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美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美。商人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美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国王统一国家所用的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一“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的“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而且，社会运动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多的教育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部分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第二个变化动机来自资本自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满足工人阶层利益的过程。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里根和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失效了；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在这个背景里，就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特别备注】以上内容节选自郑永年教授所著《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作者：We家珠海欢迎关注一起思考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