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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2餐】食材共约元:35元椒盐薯条虾
冷冻虾300克12元(盒马)土豆100克0.3元尖椒肉丝
肉丝300克11.8元青椒200克3元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400克4元鸡蛋3个1.8元酸辣汤
金针菇150克1.5元鸡蛋1个0.6元
木耳，胡萝卜若干
#晚餐 #今天晚餐长这样 #非必要不消费 #不消费主义 #好好吃饭 #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我家的家常菜#热门微博##今日看盘##股票##不可辜负的美食##城市味蕾战##美食[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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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丝300克11.8元青椒200克3元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400克4元鸡蛋3个1.8元酸辣汤
金针菇150克1.5元鸡蛋1个0.6元
木耳，胡萝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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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良知一旦被腐蚀，那他的心就给了魔鬼，腐败能打通很多渠道，但用腐败的钱，兑换的不是阳光，而是丑恶。如果人人都泯灭良知，用坏良心的钱去交换，那社会也交换的是邪恶丑恶的东西，那人类活在地狱，人人要不被暂时的利益腐蚀，失去了良知良能，有佛性的人不自私自利，而是拥有良知升华良知。为良知正义而战，勇于牺牲灵魂仍然光明。 保持正义升华正义，为世为道为子孙。如果到处是光明正义，那我们活在天堂。当你向邪恶低头的时候，你的灵魂伸手不见五指，那是邪恶的深渊。生活中到处考验我们良知的地方，希望大家看清看懂珍惜宝贵的良知良能，真善美的地方。不义之财不可取，害人终害己，损人不利己的低智商行为。亏良心，是最不利己的行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六根，能够念念都能生起清净的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法，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谓清净心，就是智慧的心、慈悲的心、利益众生的心、柔软心、欢喜心，念念都能生起如实的心。不被存在的，未曾发生，未曾熄灭。
凡是存在的，并不真实，本不存在。
如是，二元对立，实质是第一义。
如实，烦恼即菩提，生死本涅槃。
此为圣性，现法界，名诸佛，名圣贤，名圣主。
名虽有别，性自唯一。
神圣，落入三界中，是怎样的体验感知？
是———清净无生的圆满。
是———随缘不变的空灵。
是———寂静接纳的无为。
是———无挂无住的究竟。
种种心生种种法生，种种心灭，种种法灭，你起心动念，你就会增加一层的执着，因为执着，你就会建立一切法。
诸佛、诸大菩萨都无有法可立，为什么会立一切法？
因为你有执着，不是透过清净心，万法，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所有一切现象。是自然、物理、心理、生理的现象。一切可用眼睛看、耳朵听、身体接触或心思考的，都是法。法也是道理、原理，由原理而产生的种种人、事、物的活动现象。佛法教人从踏实的生活中体验万法，净化人心，而成为觉者。觉万法是因缘所生，万法是暂时的、变易的。了解万法既然是因缘所成，则须以努力不懈的精神，改善自己和环境。也因努力改善因缘，致力修行，则成佛是可能的万法有虚妄法和真实法。虚妄法是“多”、是“二”，从时间的过程或空间的位置产生变化，称为“多”种现象。因未认清一切现象皆由因缘所生、变化无常，认为种种现象是永远存在，而去追求、占有或排斥，所以便产生“多”。如果知道万法是虚妄的，则易看得破、放得下、舍得掉。如此，看一切现象而不理会、不逃避、不执著一切现象，这样就是返妄归真
。咋整怕你们中邪。心，三藏十二部 八万四千法门 归根结底围绕一个心字展开的，积于一真本心 建立无量万法 层层开解指引最终还是回归本心，依一心法入二种门 一者心真如门 二者心生灭门，上面说的一真本心所说就是经文所说的空，对六祖所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无量万法是指生灭门，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四圣谛 阴处界，十二因缘 六度万行，对应六祖的话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不过是我们本具真心染净二种状态，修佛修什么，修我们本觉真心，大乘起信论说，三界虚伪唯心所做，以一切法皆因心起妄念而生，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因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事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种种言教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万境不离一心 一心融通万境。真空是唯一辨别有相的生灭，颠倒挂碍当下脱落。
存在唯心识显现，希望大家都能快乐健康觉悟阿弥陀佛，遇到恶人，除恶既是扬善，我让他俩整，我让他漏。漏大了他，谁做亏心事谁知道。。整地一堆怨灵不清净的东西，转我轨道六根和心。夺我法身慧命。补他自己命体能量气力灵力，他能量气力都不是好道来的都他娘的别好了，心啊清净的时候持楞严咒，必须全咒在心里都会，外境就干扰不了了明心净心佛心楞严兴正法兴楞严灭正法灭。要心无挂碍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无意识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用我心做魔业，灵魂驾驭一口气，我现在神魂漂移的。你们小心一点心气吧。灵体 ，心，气，是一体的，相互运作，有卡壳的地方就不妙，他整这么多驾驭驾的老好了，身气心，可顺了，除了亏心。都挺好的。他妈了个巴子的差一点啊就差一点差点没给我整死，去他那魂就开始腾空，左肾就开始漏气，不过身体没太大反应，没当回事，回来后越来越严重 这罪遭的啊。我得给他断粮啊，不发也不行啊。以免再有人上当，幸亏旁边有几个高人，不然小命肯定没了
。我去太惊险了，如来说一切诸相即为非相一切心既为非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生过去现在未来心。
所谓清净心，就是智慧的心、慈悲的心、利益众生的心、柔软心、欢喜心，念念都能生起如实的心。不被存在的，未曾发生，未曾熄灭。
凡是存在的，并不真实，本不存在。
如是，二元对立，实质是第一义。
如实，烦恼即菩提，生死本涅槃。
此为圣性，现法界，名诸佛，名圣贤，名圣主。
名虽有别，性自唯一。
神圣，落入三界中，是怎样的体验感知？
是———清净无生的圆满。
是———随缘不变的空灵。
是———寂静接纳的无为。
是———无挂无住的究竟。
种种心生种种法生，种种心灭，种种法灭，你起心动念，你就会增加一层的执着，因为执着，你就会建立一切法。
诸佛、诸大菩萨都无有法可立，为什么会立一切法？
因为你有执着，不是透过清净心，万法，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所有一切现象。是自然、物理、心理、生理的现象。一切可用眼睛看、耳朵听、身体接触或心思考的，都是法。法也是道理、原理，由原理而产生的种种人、事、物的活动现象。佛法教人从踏实的生活中体验万法，净化人心，而成为觉者。觉万法是因缘所生，万法是暂时的、变易的。了解万法既然是因缘所成，则须以努力不懈的精神，改善自己和环境。也因努力改善因缘，致力修行，则成佛是可能的万法有虚妄法和真实法。虚妄法是“多”、是“二”，从时间的过程或空间的位置产生变化，称为“多”种现象。因未认清一切现象皆由因缘所生、变化无常，认为种种现象是永远存在，而去追求、占有或排斥，所以便产生“多”。如果知道万法是虚妄的，则易看得破、放得下、舍得掉。如此，看一切现象而不理会、不逃避、不执著一切现象，这样就是返妄归真
。咋整怕你们中邪。心，三藏十二部 八万四千法门 归根结底围绕一个心字展开的，积于一真本心 建立无量万法 层层开解指引最终还是回归本心，依一心法入二种门 一者心真如门 二者心生灭门，上面说的一真本心所说就是经文所说的空，对六祖所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无量万法是指生灭门，也就是经文所说的四圣谛 阴处界，十二因缘 六度万行，对应六祖的话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不过是我们本具真心染净二种状态，修佛修什么，修我们本觉真心，大乘起信论说，三界虚伪唯心所做，以一切法皆因心起妄念而生，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因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事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种种言教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万境不离一心 一心融通万境。真空是唯一辨别有相的生灭，颠倒挂碍当下脱落。
存在唯心识显现，希望大家都能快乐健康觉悟阿弥陀佛，遇到恶人，除恶既是扬善，我让他俩整，我让他漏。漏大了他，谁做亏心事谁知道。。整地一堆怨灵不清净的东西，转我轨道六根和心。夺我法身慧命。补他自己命体能量气力灵力，他能量气力都不是好道来的都他娘的别好了，心啊清净的时候持楞严咒，必须全咒在心里都会，外境就干扰不了了明心净心佛心楞严兴正法兴楞严灭正法灭。要心无挂碍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无意识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用我心做魔业，灵魂驾驭一口气，我现在神魂漂移的。你们小心一点心气吧。灵体 ，心，气，是一体的，相互运作，有卡壳的地方就不妙，他整这么多驾驭驾的老好了，身气心，可顺了，除了亏心。都挺好的。他妈了个巴子的差一点啊就差一点差点没给我整死，去他那魂就开始腾空，左肾就开始漏气，不过身体没太大反应，没当回事，回来后越来越严重 这罪遭的啊。我得给他断粮啊，不发也不行啊。以免再有人上当，幸亏旁边有几个高人，不然小命肯定没了
。我去太惊险了，如来说一切诸相即为非相一切心既为非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生过去现在未来心。
【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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