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姑苏行，神游江南景；
随昆调入胜，绕梁有余音。
【《姑苏行》是笛子演奏家、作曲家江先谓于1962年创作的一首笛子曲，是一首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竹笛经典名曲。曲名为游览苏州（古称姑苏）之意，全曲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乐曲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曲笛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1、创作背景
姑苏行是江先谓先生在1962年创作的，渲染出如画般秀丽的苏州园林美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真正翻身作主人，因此，整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沉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中。在文艺北方音乐羽万方数据上的反应是创作出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积极向上的作品。作者把这种美好的愿望投射到作品中去是很自然地表达。另一方面，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人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不会被打垮，也越是需要乐观精神。江先渭先生穷苦人出生，苦难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坚强、乐观面对新生活。同时，他对新生的中国充满希望。正是这样的情怀催生了这首乐曲。
曲作者说，《姑苏行》的诞生，共有五大因素催成：
一是旋律因素，他无意间得到一段昆曲牌的引子，整天拿它来练气，竞越练越有味；
二是生活因素，江老经常到苏州，对苏州园林情有独钟；
三是组织因素，团里要求每个演奏员必须要创作自己的曲目到北京会演；
四是灵感因素，江老在一次午睡时，突然灵感降临，一下就构思完成了《姑苏行》的框架；
五是战友因素，《姑苏行》创作完成后，曲名并练时乐团战友有的说叫《苏州乐》，有的说是个吹长号的广州籍演奏员（根据回忆名为吕爵文）提出叫《姑苏行》，画龙点睛便一锤定音。
2、乐曲鉴赏
《姑苏行》采用昆曲音调，具有江南风味。乐曲典雅，表现了古城苏州（古称姑苏）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宁静的引子，是一幅晨雾依稀、楼台亭阁、小桥流水诱人画面。抒情的行板，使游人尽情的观赏精巧秀丽的姑苏园林。中段是热情的小快板，游人嬉戏，情溢于外。接着再现主题，在压缩的音调中，更感旋律婉转动听，使人久久沉浸在美景中，流连忘返，令人寻味。此曲韵味深长，发挥了曲笛音色柔美，宽厚而圆润的特征，再结合南方笛子演奏常使用叠音、打音、颤音等技巧，使乐曲表现更加动人完美。
乐曲一开始是一段宁静的引子，主要表现了人们即将看到苏州园林之前的美妙遐想，宁静中带有旋律的起伏和情绪的变化，整个引子由宁静－－激动－－宁静。旋律多采用长线条，长音短音错错落落快慢有序。好似来到园林门前，由外向内眺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假山喷泉在晨雾之中依稀可见，朦胧神秘中格外富有诗意，通过富有诗意的景色描绘刻画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
接着是呈示部A段开始，抒情优美的行板，恰恰符合了游人进入园林后边走边看，脚步悠然而轻松，欣赏美景时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此段共分三小段（a,b,c），第一部分行板第一至第15小节（a段）着重描写了乐曲的主题“行”。行板应稍慢一些，此段音调由昆曲的一个曲牌《节节高》演变而来。
第二部分（b段）在第16小节至第27小节在音响在a段有明显的区别。用弱奏（p）开始，在显示部第16小节，这一段又很形象地描绘了园林的精巧，细致之处：水榭台前清清荷花池里，荷叶上几粒晶莹的水珠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摆；美丽的蝴蝶在万花丛中悠闲地飞来飞去，这些很平常毫不在意的情景把细心的游人陶醉了，a,b两段有点有面，有粗有细。
c段由显示部第28小节至第39小节，力度比b段有了明显的增强，含有总结a,b两段之后的感叹之情，表达了人们欣赏到美景之后激动的心情。这一段也达到了整个A段的情绪高潮，该段最后两小节应作渐弱，渐慢处理，为下一部分的进入起先抑后扬的作用。
发展部B段是一个起伏较大的小快板，和A段在节奏和旋律上有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可以把它理解为两层含义：
第一，是游人在休息时坐在亭子回廊的椅子上赞叹园林美景时心里十分激动，兴奋的心理刻划；
第二，也含有看见一群顽皮的儿童追逐于亭台小桥之间，嬉戏于假台水塘之畔，活泼而富有动感，气氛热的情景描述。旋律轻快流畅，原作中小快板作反复处理，第二遍较第一遍更加欢快热烈，从而使全曲情绪达到高潮。在欢快热烈中进行了f-p-f-p的力度变化，使表现力更加丰富。
最后部份为呈示部A主题的再现，速度比A部更趋舒缓，形象地表现了夕阳西下，人们游园离开时依依不舍，回味无穷的情景。几个同音"do"的打音运用，极富感染力，在更加放慢的微音“sol”上延长后作了一个长长的回味，停顿，最后落在主音“do”的长音上，在“do”长音的后半段虚指颤音渐弱，再渐弱至消失，生动地体现了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把游人荡漾在心里的美好思绪带向广阔的远方。
演奏技巧
《姑苏行》这首乐曲的旋律取材于昆曲音乐，曲式为“慢（A）——快（B）——慢（A1）”加引子组成的三段体结构。乐曲技巧采用的是江南丝竹中典型的“颤、叠、赠、打”的手法，手指要灵活并具有弹性。同时，要求气息饱满、流畅；音色上要追求“润、厚、松”与甜美。
引子，散板。其音乐表现的是一个“晨”字。力度弱起渐强，旋律音域由低向高进行，如旭日渐渐东升，描写出了江南春早、万物荣欣、一派祥和的迷人景象。
A段，优雅的行板。这里的演奏要突出一个“行”字，而且是优雅、欣然的“行”，如同徜徉在如苏园林的美景中。因此速度应稳健而流畅。指法上，强调江南丝竹中“颤、叠、赠、打”手法的运用（乐谱中有详细的标记，应严格照谱演奏）。要注意换气位置的准确，因此错误的换气位置会破坏旋律句法的完整。同时，换气位置的处理也是江南丝竹音乐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吹奏弱音段时，口风要精细，发音要纯，并显得玲珑剔透。
B段，热情小快板。其演奏要突出一个“舞”字，这里的“舞”有舞榭歌台上的“舞”、花园中万紫千红的“舞”、游人心中心神荡漾的“舞”，亦有音乐与演奏技法上的“舞”；突出旋律的起伏、流动与力度的强弱对比；手指灵巧、富有弹性，仿佛在笛上“舞”动。同时，速度不宜过快，应突出一种优雅的“舞感”。
A1段，稍慢的行板。音乐中表现的是一个“归”字，如同夕阳西下，游人恋恋不舍地归去。演奏手法上仍采用A段“颤、叠、赠、打”的技法，但气息应柔和一些并逐渐减弱，直至曲终。
4、作者简介
江先谓先生，著名笛子演奏家，作曲家，1924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2岁起即跟哥哥学艺，民族乐器中的吹拉弹打他都能演奏。14岁随全家赴大连卖艺维持生活。
1949年参加革命，并考入解放军前线歌舞团独奏演员。他在民族乐器演奏方面是位多面手，竹笛专业主要是靠自学，江南丝竹音乐演奏风格的掌握尤其地道。
1960年代他采用江南民歌和昆曲音调为素材，创作并演奏了《姑苏行》和《脚踏水车唱山歌》，并因此而享誉笛坛。
曾在1959和1965年两次随中国艺术团先后到过奥地利、苏联、波兰、印尼等国演出。
『被世人誉为“古有俞伯牙，今有俞逊发”的竹笛大师俞逊发演绎《姑苏行》#bilibili# 土猪佩奇_的视频https://t.cn/A6omoK9L』
随昆调入胜，绕梁有余音。
【《姑苏行》是笛子演奏家、作曲家江先谓于1962年创作的一首笛子曲，是一首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竹笛经典名曲。曲名为游览苏州（古称姑苏）之意，全曲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乐曲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舒泰，节奏轻松明快，结构简练完整，是南派曲笛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1、创作背景
姑苏行是江先谓先生在1962年创作的，渲染出如画般秀丽的苏州园林美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真正翻身作主人，因此，整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沉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中。在文艺北方音乐羽万方数据上的反应是创作出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积极向上的作品。作者把这种美好的愿望投射到作品中去是很自然地表达。另一方面，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人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不会被打垮，也越是需要乐观精神。江先渭先生穷苦人出生，苦难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坚强、乐观面对新生活。同时，他对新生的中国充满希望。正是这样的情怀催生了这首乐曲。
曲作者说，《姑苏行》的诞生，共有五大因素催成：
一是旋律因素，他无意间得到一段昆曲牌的引子，整天拿它来练气，竞越练越有味；
二是生活因素，江老经常到苏州，对苏州园林情有独钟；
三是组织因素，团里要求每个演奏员必须要创作自己的曲目到北京会演；
四是灵感因素，江老在一次午睡时，突然灵感降临，一下就构思完成了《姑苏行》的框架；
五是战友因素，《姑苏行》创作完成后，曲名并练时乐团战友有的说叫《苏州乐》，有的说是个吹长号的广州籍演奏员（根据回忆名为吕爵文）提出叫《姑苏行》，画龙点睛便一锤定音。
2、乐曲鉴赏
《姑苏行》采用昆曲音调，具有江南风味。乐曲典雅，表现了古城苏州（古称姑苏）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宁静的引子，是一幅晨雾依稀、楼台亭阁、小桥流水诱人画面。抒情的行板，使游人尽情的观赏精巧秀丽的姑苏园林。中段是热情的小快板，游人嬉戏，情溢于外。接着再现主题，在压缩的音调中，更感旋律婉转动听，使人久久沉浸在美景中，流连忘返，令人寻味。此曲韵味深长，发挥了曲笛音色柔美，宽厚而圆润的特征，再结合南方笛子演奏常使用叠音、打音、颤音等技巧，使乐曲表现更加动人完美。
乐曲一开始是一段宁静的引子，主要表现了人们即将看到苏州园林之前的美妙遐想，宁静中带有旋律的起伏和情绪的变化，整个引子由宁静－－激动－－宁静。旋律多采用长线条，长音短音错错落落快慢有序。好似来到园林门前，由外向内眺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假山喷泉在晨雾之中依稀可见，朦胧神秘中格外富有诗意，通过富有诗意的景色描绘刻画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
接着是呈示部A段开始，抒情优美的行板，恰恰符合了游人进入园林后边走边看，脚步悠然而轻松，欣赏美景时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此段共分三小段（a,b,c），第一部分行板第一至第15小节（a段）着重描写了乐曲的主题“行”。行板应稍慢一些，此段音调由昆曲的一个曲牌《节节高》演变而来。
第二部分（b段）在第16小节至第27小节在音响在a段有明显的区别。用弱奏（p）开始，在显示部第16小节，这一段又很形象地描绘了园林的精巧，细致之处：水榭台前清清荷花池里，荷叶上几粒晶莹的水珠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摆；美丽的蝴蝶在万花丛中悠闲地飞来飞去，这些很平常毫不在意的情景把细心的游人陶醉了，a,b两段有点有面，有粗有细。
c段由显示部第28小节至第39小节，力度比b段有了明显的增强，含有总结a,b两段之后的感叹之情，表达了人们欣赏到美景之后激动的心情。这一段也达到了整个A段的情绪高潮，该段最后两小节应作渐弱，渐慢处理，为下一部分的进入起先抑后扬的作用。
发展部B段是一个起伏较大的小快板，和A段在节奏和旋律上有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可以把它理解为两层含义：
第一，是游人在休息时坐在亭子回廊的椅子上赞叹园林美景时心里十分激动，兴奋的心理刻划；
第二，也含有看见一群顽皮的儿童追逐于亭台小桥之间，嬉戏于假台水塘之畔，活泼而富有动感，气氛热的情景描述。旋律轻快流畅，原作中小快板作反复处理，第二遍较第一遍更加欢快热烈，从而使全曲情绪达到高潮。在欢快热烈中进行了f-p-f-p的力度变化，使表现力更加丰富。
最后部份为呈示部A主题的再现，速度比A部更趋舒缓，形象地表现了夕阳西下，人们游园离开时依依不舍，回味无穷的情景。几个同音"do"的打音运用，极富感染力，在更加放慢的微音“sol”上延长后作了一个长长的回味，停顿，最后落在主音“do”的长音上，在“do”长音的后半段虚指颤音渐弱，再渐弱至消失，生动地体现了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把游人荡漾在心里的美好思绪带向广阔的远方。
演奏技巧
《姑苏行》这首乐曲的旋律取材于昆曲音乐，曲式为“慢（A）——快（B）——慢（A1）”加引子组成的三段体结构。乐曲技巧采用的是江南丝竹中典型的“颤、叠、赠、打”的手法，手指要灵活并具有弹性。同时，要求气息饱满、流畅；音色上要追求“润、厚、松”与甜美。
引子，散板。其音乐表现的是一个“晨”字。力度弱起渐强，旋律音域由低向高进行，如旭日渐渐东升，描写出了江南春早、万物荣欣、一派祥和的迷人景象。
A段，优雅的行板。这里的演奏要突出一个“行”字，而且是优雅、欣然的“行”，如同徜徉在如苏园林的美景中。因此速度应稳健而流畅。指法上，强调江南丝竹中“颤、叠、赠、打”手法的运用（乐谱中有详细的标记，应严格照谱演奏）。要注意换气位置的准确，因此错误的换气位置会破坏旋律句法的完整。同时，换气位置的处理也是江南丝竹音乐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吹奏弱音段时，口风要精细，发音要纯，并显得玲珑剔透。
B段，热情小快板。其演奏要突出一个“舞”字，这里的“舞”有舞榭歌台上的“舞”、花园中万紫千红的“舞”、游人心中心神荡漾的“舞”，亦有音乐与演奏技法上的“舞”；突出旋律的起伏、流动与力度的强弱对比；手指灵巧、富有弹性，仿佛在笛上“舞”动。同时，速度不宜过快，应突出一种优雅的“舞感”。
A1段，稍慢的行板。音乐中表现的是一个“归”字，如同夕阳西下，游人恋恋不舍地归去。演奏手法上仍采用A段“颤、叠、赠、打”的技法，但气息应柔和一些并逐渐减弱，直至曲终。
4、作者简介
江先谓先生，著名笛子演奏家，作曲家，1924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2岁起即跟哥哥学艺，民族乐器中的吹拉弹打他都能演奏。14岁随全家赴大连卖艺维持生活。
1949年参加革命，并考入解放军前线歌舞团独奏演员。他在民族乐器演奏方面是位多面手，竹笛专业主要是靠自学，江南丝竹音乐演奏风格的掌握尤其地道。
1960年代他采用江南民歌和昆曲音调为素材，创作并演奏了《姑苏行》和《脚踏水车唱山歌》，并因此而享誉笛坛。
曾在1959和1965年两次随中国艺术团先后到过奥地利、苏联、波兰、印尼等国演出。
『被世人誉为“古有俞伯牙，今有俞逊发”的竹笛大师俞逊发演绎《姑苏行》#bilibili# 土猪佩奇_的视频https://t.cn/A6omoK9L』
【尧舜禹联盟：北狄东夷西戎汇聚形成的复合制华夏集团】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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