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打耳洞，一件自由的小事儿》 文丨读者：姣姣

3月份，北京的天气开始回暖，我数着自己即将在3月底过期的5天年假，决定用掉其中的半天，去打耳洞。

对于这5天年假，我原本有很多设想，但由于疫情原因，最终都未成行。本着休年假是我应有的权益，不休就亏了的原则，我开始为自己找事做。最开始想的是做近视手术，但是为了休年假而做激光手术，实在有些儿戏，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成本和风险低得多的打耳洞。

当然了，打耳洞不只是为了消耗年假，谁不喜欢各种样式、各种材质的耳钉、耳环、耳线呢？两三年前，我也动过打耳洞的心思。当时，我在苏州的一家小店见到一对十分可爱的柿子耳线，因为太喜欢了，有了打耳洞的想法，但最终没能狠下心来。时至今日，我偶尔还会在网上搜索“柿子耳线”，只不过错过就是错过了，我再也没见过相同的小柿子。

更多的时候，我对打耳洞并没有太多憧憬，一是怕疼，二是担心后续的护理。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姑娘，曾经在假期下定决心打了两个耳洞，结果当晚睡觉时，耳钉掉了出来，早上醒来一看，耳洞长死了，白挨了一下子。

开学后，她在寝室分享这事儿，收获了我们的同情和笑声，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打耳洞的关键注意事项——睡觉老实点。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期间到朋友所在的城市玩耍加借宿，正好赶上她处在耳洞恢复期，再次见证了打耳洞后的护理不易。“反复发炎”“酒精消毒”这两个词也被收录进我大脑里的“打耳洞风险词条”。

我很佩服朋友在异国他乡打耳洞的勇气。无独有偶，我研究生同学在德国上学期间，也打了耳洞。她是去文身店打的，因为太紧张了，还拉了一位小伙伴陪同。听说她打耳洞时，一直紧紧攥着小伙伴的手臂，也是又怕又想打的典型了。

关于打耳洞这事儿，我觉得最酷的还是我表姐。我上大学那会儿，她趁着假期来北京找我玩，偏偏赶上我在忙。于是她问我，五道口附近是不是有打耳洞的地方，得到肯定答案后，直接跑去打了，随意得仿佛是逛街时买了杯奶茶。

说实话，打耳洞是件小事儿，但小事儿也会带来小纠结。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去打耳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刚好有假，比如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戴两粒简约的珍珠耳坠是最好的装饰，再比如北京的三甲医院提供打耳洞项目。

其实，由于打耳洞需要刺穿皮肤，因此属于医学美容范畴，首饰店、金店、文身店、美容店等场所大部分都没有打耳洞的资质。当然了，无数前辈的耳洞都是在街边小店打的，更早的时候，连街边小店都没有，是妈妈、外婆手动操作，用针穿耳洞。但像我这种胆小、怕疼又怕麻烦的人，还是选择了医院，虽然价格小贵，但胜在可靠。

北京有好几家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能打耳洞，甚至还各有特色，有的是手穿，有的是激光；有的敷麻药，有的注射麻药；有的打完戴金银耳钉，有的是用留置针。经过一番调查，我最终选择了“注射麻药+手穿+留置针”。

老实说，服务还挺好，只是打个耳洞，居然还有两位医生参与，全程也就三五分钟，加上面诊、缴费、拿药的时间，总共十来分钟，完全没法填满我整整一个下午的年假。于是乎，我又跑去首都博物馆，看了两个钟头的展览。

打耳洞疼吗？打了麻药的我是不太清楚，但是麻药那一针确实有点疼。事后有朋友吐槽，打两针麻药跟直接打耳洞也差不多了。听说用激光打不太疼，而且伤口小，后期恢复快，不过会在打洞时闻到一点烧焦的味道。

至于最令我担心的恢复，也没有想象中那样难熬。穿耳洞两周后，我把留置针套管换成了银质耳钉，整个过程还算顺利，前期虽有红肿，换耳钉的时候还出了血，但并没有发炎，这大概要感谢我每天坚持酒精消毒，一出血就用红霉素软膏，再加上留置针套管轻、不容易出现排异反应。

动静脉留置针穿耳洞让我觉得很新奇，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种方式。留置针穿孔后，套管被留在耳洞里，比常见的穿耳洞方式更卫生安全。但套管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它太长了，我自己的有2.5厘米长，睡觉、换衣服的时候很容易碰到。我一直觉得，换耳钉时出血，跟之前睡觉压到套管有关。不过只要坚持到换耳钉，就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现在的我，已经开始期待美美的珍珠耳环和耳钉啦。

在养耳洞的这两周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穿耳洞这个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几千年前，最早穿耳洞的人是怎么想到在耳朵上打个洞的呢？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说法，穿耳洞难道不算“毁伤”吗？

我上网搜了搜，找到几个不知真伪的说法。一说，有医生为了救治一位失明少女，刺穿了少女耳朵上的穴位，从此少女重获光明，附近的女孩子竞相模仿，于是成为传统，这当然是一种相对传奇、美好的的说法。另一种就比较现实、残酷了，明代《留青日札》记载：“女子穿耳，带以耳环，盖自古有之，乃贱者之事。”根据这一说法，也许穿耳洞最早不是一种主动选择，也不是为了美，而是一种血腥的惩罚或者标记，类似古代的黥刑。

无论最初是为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现代女性打耳洞多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打耳洞也出于个人意愿，无论打与不打，大家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

而更令我开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件低风险的事情，现代医学也提供了科学、安全的服务，让我们小小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对于我个人来说，打耳洞最大的意义也许不是能戴好看的耳饰了，而是多了一种经历，让我的2022年增加了一个记忆点。从事前担忧，到成为“过来人”，通过打耳洞这件小事，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又丰富了一点点，当然啦，以后花钱的地方也多了“亿点点”。

#吴雅婷说离婚后哭了睡睡了哭##吴雅婷被六岁小孩暴击#

《春日迟迟再出发》是一部离婚综艺，每个人的离婚故事都不同，但却让人感觉都很无奈，而且重点不是重新恋爱，而是剖析面对离婚后的各种心态。

当提及最幸福的时刻，吴雅婷感叹离婚后眼里没光了，看待问题都会很现实，包括交朋友和恋爱包括再婚，当初那个不计较金钱和物质，只计较感情的姑娘输得彻底。

所以现在眼里面没有光了，因为是单亲妈妈，考虑问题第一要顾及孩子，第二要顾及问题，最后还要顾及自己，哪怕自己找个人再婚，谁能保证可以白头到老呢。

所以吴雅婷很羡慕因为生病暂时不能生小孩被离婚的陆莹，至少感觉陆莹还很年轻，眼里面还有光，说话的语气里面还有调皮，但吴雅婷连哭泣的时候声音都可以很镇定。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被伤过经历过改变过来的。

吴雅婷在这期节目中分享自己离婚后的生活状态，食不下咽，以泪洗面，直到妈妈把孩子带回来在她面前了她才突然觉得自己饿了，为了孩子必须马上振作起来，这也许就是作为母亲骨子里的坚韧吧，听完既心疼姐姐又觉得姐姐好勇敢。她为了孩子振作起来，孩子是母亲的软肋，也是强心剂。再苦再难，好像看到了孩子的笑容，觉得一切又都值得了。这或许就是当妈妈的心吧！

离婚后很难再对别人交付自己的内心，如何慢慢回归生活，摆平心态，都需要自己慢慢的调节。希望吴雅婷今后的生活能够幸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