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恋爱的小建议：
1.不胡思乱想的恋爱最幸福。
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
吃饭时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时生气他居然忘记给你买礼物，聊天时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时想起闺蜜嫁了一个好老公。生活总是拖泥带水，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
2.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她必须客服恐惧，依赖和希望，然后从伤横累累的皮肤上长出刺，长出铠甲。
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吧，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但是将来一定有机会让你吃香。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
有本事的人，从未担心过失业，失恋，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3.生活的压力，有形的，无形的，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让一个人崩溃。你没法安慰一个碎掉的花瓶，一颗枯萎的绿植，一个下班推开门笑的很疲惫的爱人，觉得对方不理解你的时候，想想，你也没在对方疲惫的时候，给过一个拥抱，不是吗？
给抱怨、焦虑、迷茫找一个不伤害对方的出口，你可以读书，跑步，发呆，追剧，否则，你迟早会拖婚姻下水。给对方时间消化自己的情绪，有时候，话说多了，就是添倒忙。
每个人都有秘密，藏在心里不能分享的那种。别拿爱情绑架一个人，逼他说不愿意说的话。
4.世上本没有什么三观不合，分手的人多了，理由不够用，就编了这个万能的理由。
其实啊，更多的分开是利益没达成一致，人很现实，只是不好意思说的那么直白。因为婚姻里，靠爱情能做到的事儿，很少，靠钱做到的事儿，很多。
你跟一个人有没有未来，一开始你就清楚，你看那些想要嫁的好的姑娘，多数生活都还不错，因为她知道要什么，要配上什么，你得有拿得出手的什么，反而那些一味追求爱情的姑娘，被耽误的不上不下。
5.找个能陪你说话，能解闷，重要的是能一起进步的人。
笑话段子表情包总有发完的那一刻，聊到深夜那不叫爱情，叫闲。因为你从未想过，你耽误的明天里，有你想要的生活。
你没法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奔跑，也许你们还在一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在奔跑的时候，遇见了跟你同路的人。
6.生活会教给你爱情，并在爱情中慢慢现实，如果你先学会了现实，那么没人会教给你爱情。
来源：网络#情感##超红治愈现场#
1.不胡思乱想的恋爱最幸福。
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
吃饭时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时生气他居然忘记给你买礼物，聊天时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时想起闺蜜嫁了一个好老公。生活总是拖泥带水，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
2.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她必须客服恐惧，依赖和希望，然后从伤横累累的皮肤上长出刺，长出铠甲。
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吧，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但是将来一定有机会让你吃香。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
有本事的人，从未担心过失业，失恋，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3.生活的压力，有形的，无形的，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让一个人崩溃。你没法安慰一个碎掉的花瓶，一颗枯萎的绿植，一个下班推开门笑的很疲惫的爱人，觉得对方不理解你的时候，想想，你也没在对方疲惫的时候，给过一个拥抱，不是吗？
给抱怨、焦虑、迷茫找一个不伤害对方的出口，你可以读书，跑步，发呆，追剧，否则，你迟早会拖婚姻下水。给对方时间消化自己的情绪，有时候，话说多了，就是添倒忙。
每个人都有秘密，藏在心里不能分享的那种。别拿爱情绑架一个人，逼他说不愿意说的话。
4.世上本没有什么三观不合，分手的人多了，理由不够用，就编了这个万能的理由。
其实啊，更多的分开是利益没达成一致，人很现实，只是不好意思说的那么直白。因为婚姻里，靠爱情能做到的事儿，很少，靠钱做到的事儿，很多。
你跟一个人有没有未来，一开始你就清楚，你看那些想要嫁的好的姑娘，多数生活都还不错，因为她知道要什么，要配上什么，你得有拿得出手的什么，反而那些一味追求爱情的姑娘，被耽误的不上不下。
5.找个能陪你说话，能解闷，重要的是能一起进步的人。
笑话段子表情包总有发完的那一刻，聊到深夜那不叫爱情，叫闲。因为你从未想过，你耽误的明天里，有你想要的生活。
你没法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一起奔跑，也许你们还在一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在奔跑的时候，遇见了跟你同路的人。
6.生活会教给你爱情，并在爱情中慢慢现实，如果你先学会了现实，那么没人会教给你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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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焦煤# 嘎顺苏海图口岸运煤实况如何？请听蒙古司机说
日前，记者联系在中蒙边境嘎顺苏海图口岸从事煤炭运输的司机德·包勒德，了解了相关情况。
1.问：嘎顺苏海图口岸的情况怎么样？
答：别人看来一切正常，口岸运行正常。但是，司机们说有煤炭附着力的场地。由于从装载区和海关监管区同时往外驶出，每晚都有一辆车出现一边倒。
2.问：一边倒是什么意思？
答：每天晚上都有一辆车侧翻。装载煤炭的车辆无法驶入道路，出现侧翻。从海关监管区到主路的部分非常别扭，大车不容易通过。监管人员没有相互协调5-10分钟放一辆车，而同时放所有车辆，出现道路封堵。一是在有煤炭附着力的场地装载煤炭时从来都不喷水，在中国的话会喷水不让发生灰尘，但是在蒙古这边灰尘大。二是场地的照明环境非常差。别说技术监管，连用我的眼睛看，光从司机前面直射，视野受限。这非常难，尤其是开车行驶更难，什么都看不见。
照明方向非常错误。对此提出要求，但不接受。中国方面的话，从高处照明，但是我们的照明灯安装方向错误。
3.问：据说在盖章时也会出现问题，你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答：中方通过4个通道进口车辆。4个通道有4个人在盖章。而蒙方这边有4个通道的盖章的地方，但是只有1-2个人。不如中方速度快。如果驶入无人值守通道的司机，将下车到有人的地方进行盖章。为此提出要求，还不如狗叫。不知道边境工作人员是不是不能向他们的领导反映情况，还是他们的亲戚，反正不理会我们的建议。或者是，2个人聚到一个检查站，进行聊天；有时候玩手机，不给盖章；出关的情况也就这样。10月29日13时30分，只有一个人盖章。4个通道只有1个人盖章，所以司机们下车到有人的通道完成盖章。由此，出现耽误迟缓现象。
4.问：据说，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制度。能严格落实制度吗？
答：这没有问题，按照中方的要求穿防护服，带口罩，所有都闭环。在中方境内，只有盖章的那个人下车验煤。这方面没有问题。
5.问：听说煤炭装得少。请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一辆车一般装137、138、139吨。原来，一天通关500辆车，也可以增加1吨。在检查点有调节称的挖掘机，这里只有2-3个人有，其他人没有。由于装载少，所以达不到整体出口量。500辆车一个车多装1吨就是500吨，这至少是4辆车。然后还出现很多费用。这很遗憾。
6.问：其它还有哪些问题？
答：在中方境内要排队等候卸车，向多个场地分散。回到口岸后，再出现拥挤。这非常要命。回来时候，中方仍是4个通道4个人，而蒙方这儿10月29日晚上还是1个人，其它都没有人。并且，在中方境内全程密封，不能开门窗，根本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所以，司机们通关出境时一般保持饥饿状态，由于不能上卫生间，所以从前一夜开始就不吃东西，一天空着肚子。从来就没有人关注司机们的这种难处。然而，再下车填写健康登记表，盖章还下一次车，另外办理海关材料再下一次车，先后折腾3趟。至少花6-7个小时，有时候可能8-9个小时，这非常让人难受。
7.问：边防军的态度怎么样？
答：十年前，边防军的态度挺好的。但是现在非常冷漠，脾气也大，与醒酒所的警察有一比。国家在努力出口煤炭，并把嘎顺苏海图口岸视为国家赚钱的单一出口。我们不知道那些谈判、协定的细节。作为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很难，中方到点就关闭边境，我们就不太好找停车位。还有500辆国在等候通关。但是就这样的小问题也不能解决，确定不负责任。这很令人焦虑。就因为盖章，出现了迟缓耽误。并且，边防军的盖章人员从不更换。为什么不换人，我们也很奇怪。是永远指定的人员吗？如果领取工资，就应该在办公时间坐在检查站，不管有多少货车。他们有时候突然变多，也突然变少。昨天如果通过4个通道通关，早就可以了，但是只有1个人，一直通关到22时、23时。中方很快就能办理，就蒙方这儿出现拥挤，导致活动迟缓，出现各种问题。
8.问：目前在嘎顺苏海图口岸排队多少车辆，您有数据吗？
答：目前，不存在排队这个问题。现在使用闭环球状系统（公司运输小组），所以不会出现原来那样排队50、60、100公里的情况，其它时候在休息。
现有399个闭环球状系统，这儿有各种各样的装卸等公司，目前还没有住在车里的司机。
现在，遗憾的是，通过与中方协商实施出口的闭环球状系统，由于边防军人的不负责任，出现了运输迟缓。因为不能在中方境内过夜，所以他们想法设法让蒙古司机返回，但是蒙古这边官僚主义严重，情况非常不好。
9.问：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答：司机会完成拆篷布工作，对此没有任何劳动完全措施（《不是网红、不搞直播，蒙古国女司机开北奔重卡拉煤自己卸货……》）。那么高的货车，要爬上去，风大的时候可能会被篷布带着飞起来。我认为，在进入海关监管区盖章的关键时候没必要着急拆下，可以后边慢慢拆下。检查站到海关监管区之间的道路应该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我们离开海关监管区后才拆篷布，最好是在路上等待检查的时候有机会慢慢地拆下篷布。在拆篷布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被风刮倒受伤的情况。
消息来源：蒙古日报
日前，记者联系在中蒙边境嘎顺苏海图口岸从事煤炭运输的司机德·包勒德，了解了相关情况。
1.问：嘎顺苏海图口岸的情况怎么样？
答：别人看来一切正常，口岸运行正常。但是，司机们说有煤炭附着力的场地。由于从装载区和海关监管区同时往外驶出，每晚都有一辆车出现一边倒。
2.问：一边倒是什么意思？
答：每天晚上都有一辆车侧翻。装载煤炭的车辆无法驶入道路，出现侧翻。从海关监管区到主路的部分非常别扭，大车不容易通过。监管人员没有相互协调5-10分钟放一辆车，而同时放所有车辆，出现道路封堵。一是在有煤炭附着力的场地装载煤炭时从来都不喷水，在中国的话会喷水不让发生灰尘，但是在蒙古这边灰尘大。二是场地的照明环境非常差。别说技术监管，连用我的眼睛看，光从司机前面直射，视野受限。这非常难，尤其是开车行驶更难，什么都看不见。
照明方向非常错误。对此提出要求，但不接受。中国方面的话，从高处照明，但是我们的照明灯安装方向错误。
3.问：据说在盖章时也会出现问题，你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答：中方通过4个通道进口车辆。4个通道有4个人在盖章。而蒙方这边有4个通道的盖章的地方，但是只有1-2个人。不如中方速度快。如果驶入无人值守通道的司机，将下车到有人的地方进行盖章。为此提出要求，还不如狗叫。不知道边境工作人员是不是不能向他们的领导反映情况，还是他们的亲戚，反正不理会我们的建议。或者是，2个人聚到一个检查站，进行聊天；有时候玩手机，不给盖章；出关的情况也就这样。10月29日13时30分，只有一个人盖章。4个通道只有1个人盖章，所以司机们下车到有人的通道完成盖章。由此，出现耽误迟缓现象。
4.问：据说，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制度。能严格落实制度吗？
答：这没有问题，按照中方的要求穿防护服，带口罩，所有都闭环。在中方境内，只有盖章的那个人下车验煤。这方面没有问题。
5.问：听说煤炭装得少。请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一辆车一般装137、138、139吨。原来，一天通关500辆车，也可以增加1吨。在检查点有调节称的挖掘机，这里只有2-3个人有，其他人没有。由于装载少，所以达不到整体出口量。500辆车一个车多装1吨就是500吨，这至少是4辆车。然后还出现很多费用。这很遗憾。
6.问：其它还有哪些问题？
答：在中方境内要排队等候卸车，向多个场地分散。回到口岸后，再出现拥挤。这非常要命。回来时候，中方仍是4个通道4个人，而蒙方这儿10月29日晚上还是1个人，其它都没有人。并且，在中方境内全程密封，不能开门窗，根本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所以，司机们通关出境时一般保持饥饿状态，由于不能上卫生间，所以从前一夜开始就不吃东西，一天空着肚子。从来就没有人关注司机们的这种难处。然而，再下车填写健康登记表，盖章还下一次车，另外办理海关材料再下一次车，先后折腾3趟。至少花6-7个小时，有时候可能8-9个小时，这非常让人难受。
7.问：边防军的态度怎么样？
答：十年前，边防军的态度挺好的。但是现在非常冷漠，脾气也大，与醒酒所的警察有一比。国家在努力出口煤炭，并把嘎顺苏海图口岸视为国家赚钱的单一出口。我们不知道那些谈判、协定的细节。作为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很难，中方到点就关闭边境，我们就不太好找停车位。还有500辆国在等候通关。但是就这样的小问题也不能解决，确定不负责任。这很令人焦虑。就因为盖章，出现了迟缓耽误。并且，边防军的盖章人员从不更换。为什么不换人，我们也很奇怪。是永远指定的人员吗？如果领取工资，就应该在办公时间坐在检查站，不管有多少货车。他们有时候突然变多，也突然变少。昨天如果通过4个通道通关，早就可以了，但是只有1个人，一直通关到22时、23时。中方很快就能办理，就蒙方这儿出现拥挤，导致活动迟缓，出现各种问题。
8.问：目前在嘎顺苏海图口岸排队多少车辆，您有数据吗？
答：目前，不存在排队这个问题。现在使用闭环球状系统（公司运输小组），所以不会出现原来那样排队50、60、100公里的情况，其它时候在休息。
现有399个闭环球状系统，这儿有各种各样的装卸等公司，目前还没有住在车里的司机。
现在，遗憾的是，通过与中方协商实施出口的闭环球状系统，由于边防军人的不负责任，出现了运输迟缓。因为不能在中方境内过夜，所以他们想法设法让蒙古司机返回，但是蒙古这边官僚主义严重，情况非常不好。
9.问：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答：司机会完成拆篷布工作，对此没有任何劳动完全措施（《不是网红、不搞直播，蒙古国女司机开北奔重卡拉煤自己卸货……》）。那么高的货车，要爬上去，风大的时候可能会被篷布带着飞起来。我认为，在进入海关监管区盖章的关键时候没必要着急拆下，可以后边慢慢拆下。检查站到海关监管区之间的道路应该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我们离开海关监管区后才拆篷布，最好是在路上等待检查的时候有机会慢慢地拆下篷布。在拆篷布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被风刮倒受伤的情况。
消息来源：蒙古日报
【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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