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
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
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地过日子，那么这时候，它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这就说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
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第一点。第二点，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我现在就想用历史观点来讲明这一些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们现在只要看它在哪条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远，是继续在进步呢？还是停住不再向前了？还是转了方向，拐了弯？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演进，就该注重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我此刻所讲，虽是已往的历史，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它将来的前途。……
我个人想，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现在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
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
怎样鞭策呢？
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慈悲、禅道、觉悟那一番大道理。
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
第三，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可谓在工业上比中国更走进了一步，主要则在其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就得学西洋，在他们的科学上努力。但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径。则试问如何能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像我上面所说，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来解答。而真问题则便在这上面。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
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地过日子，那么这时候，它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这就说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
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第一点。第二点，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我现在就想用历史观点来讲明这一些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们现在只要看它在哪条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远，是继续在进步呢？还是停住不再向前了？还是转了方向，拐了弯？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演进，就该注重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我此刻所讲，虽是已往的历史，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它将来的前途。……
我个人想，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现在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
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
怎样鞭策呢？
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慈悲、禅道、觉悟那一番大道理。
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
第三，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可谓在工业上比中国更走进了一步，主要则在其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就得学西洋，在他们的科学上努力。但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径。则试问如何能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像我上面所说，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来解答。而真问题则便在这上面。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现代教育全是知识与职业训练，与为人之道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
西方现代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
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职人员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
《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佛家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成佛成圣成贤之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佛”、“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
——钱穆先生《国史新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创办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西方现代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
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职人员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
《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佛家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成佛成圣成贤之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佛”、“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
——钱穆先生《国史新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创办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妻子比他小34岁。
钱穆（1895—1990），中国史学大师、国学大师，作品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穆出生于清末一个书香世家，家庭条件优渥，父亲曾经考上秀才，自小在私塾接受“四书五经”教育，表现了惊人的天分。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中靠母亲一人支撑，钱穆因此更加发愤读书。
学有所成后，钱穆在母亲的殷切期盼下，和第一任夫人成亲，但婚后没多久，妻子就难产而死，孩子也不幸夭折。
没过多久，他在教书时认识了一位小学老师张一贯，两人兴趣相投，很快结婚。婚后的二人过得十分幸福，张一贯为了让他专心工作，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当当，钱穆得了胃病，张一贯把他照顾得很好，钱穆身体才慢慢康复。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任夫人携带幼小的子女回苏州躲避战乱，而此次分别成为了永别。
没多久，钱穆去了香港，两人长期不见，张一贯得了中风，由于内地和台湾关系紧张，他无法回到内地，不知道张一贯生病了，1978年，张一贯离世。
钱穆一直在战乱中漂泊，先去了香港的华侨大学，过了一年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了新亚学院，因为不停的战争使学校陷入困境。后来在一次宴会上，他和胡美琦的父亲相识，对方知道他创办了学院，就让自己的女儿去读书，胡美琦选修了钱穆的课程，老师知识渊博，让21岁的少女很是仰慕。
后来胡美琦跟随父亲去了台湾。钱穆被邀请去了台北演讲，一次演讲中礼堂塌了，砸到钱穆的脑袋，钱穆当场晕倒。正好那个时候，胡美琦在台中师范的图书馆工作，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去看望了她的老师，两人一见面。就聊起了在香港时候的事情。
出院以后，钱穆在台北静养，胡美琦就下班回去看他，慢慢的两个人一起度过了4个月。在他的心中，对胡美琦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但知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胡美琦也知道他的想法和顾虑，就一直陪伴着他。后来，得知回归大陆无望，钱穆在61岁时，娶了27岁的胡美琦。
这段相差34岁的跨年龄婚姻，过得也很幸福。1977年，钱穆胃病复发，胡美琦一直照顾他，后来钱穆又得了眼疾，严重到快要失明，十分痛苦。胡美琦为了丈夫的事业，一直帮他完成工作。
1980，钱穆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介绍胡美琦。1990年，钱穆去世，胡美琦为了丈夫的遗愿，把他埋葬在老家，从那之后她就为了丈夫的梦想而活。2012年，胡美琦谢世而去。
钱穆（1895—1990），中国史学大师、国学大师，作品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穆出生于清末一个书香世家，家庭条件优渥，父亲曾经考上秀才，自小在私塾接受“四书五经”教育，表现了惊人的天分。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中靠母亲一人支撑，钱穆因此更加发愤读书。
学有所成后，钱穆在母亲的殷切期盼下，和第一任夫人成亲，但婚后没多久，妻子就难产而死，孩子也不幸夭折。
没过多久，他在教书时认识了一位小学老师张一贯，两人兴趣相投，很快结婚。婚后的二人过得十分幸福，张一贯为了让他专心工作，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当当，钱穆得了胃病，张一贯把他照顾得很好，钱穆身体才慢慢康复。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任夫人携带幼小的子女回苏州躲避战乱，而此次分别成为了永别。
没多久，钱穆去了香港，两人长期不见，张一贯得了中风，由于内地和台湾关系紧张，他无法回到内地，不知道张一贯生病了，1978年，张一贯离世。
钱穆一直在战乱中漂泊，先去了香港的华侨大学，过了一年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了新亚学院，因为不停的战争使学校陷入困境。后来在一次宴会上，他和胡美琦的父亲相识，对方知道他创办了学院，就让自己的女儿去读书，胡美琦选修了钱穆的课程，老师知识渊博，让21岁的少女很是仰慕。
后来胡美琦跟随父亲去了台湾。钱穆被邀请去了台北演讲，一次演讲中礼堂塌了，砸到钱穆的脑袋，钱穆当场晕倒。正好那个时候，胡美琦在台中师范的图书馆工作，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去看望了她的老师，两人一见面。就聊起了在香港时候的事情。
出院以后，钱穆在台北静养，胡美琦就下班回去看他，慢慢的两个人一起度过了4个月。在他的心中，对胡美琦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但知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胡美琦也知道他的想法和顾虑，就一直陪伴着他。后来，得知回归大陆无望，钱穆在61岁时，娶了27岁的胡美琦。
这段相差34岁的跨年龄婚姻，过得也很幸福。1977年，钱穆胃病复发，胡美琦一直照顾他，后来钱穆又得了眼疾，严重到快要失明，十分痛苦。胡美琦为了丈夫的事业，一直帮他完成工作。
1980，钱穆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介绍胡美琦。1990年，钱穆去世，胡美琦为了丈夫的遗愿，把他埋葬在老家，从那之后她就为了丈夫的梦想而活。2012年，胡美琦谢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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