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美院工艺美术系副教授李静荣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用于奖励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创新精神、近几年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青年教师。李静学术研究方向为当代玻璃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由传统玻璃吹制、热塑等技法入手，在当代艺术的整体语境下，探索将玻璃工艺和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发掘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与玻璃艺术发展的深层联系，将传统玻璃制作工艺与当代观念并重，开创性地探索玻璃艺术化表达的现代性特征及理论基础，为传统玻璃语言的现代转化提出新的可能。
现在在知识界、学术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新的东西、好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批判性的东西上不来。有好的思想、好的学术、好的论文，但是是新人发表的、是小人物发表的、有一些学术垄断者，所谓的学术权威，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右倾学术权威，霸占着位置按住不放，甚至有好的思想、好的观点剽窃之、窃为己有，而小人物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些所谓的学术权威，在学术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论文出来，以后，他们又以这些新人物，这些新人没有去过欧美，发表的论文，不符合欧美的价值标准完全封杀之。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接近奴颜卑膝的能事。在这些学术权威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他免于死亡。他们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与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核心的思想，而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时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权威，他们学得的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任务，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些学术权威互相联合起来，“官官相护”，把持着学术领域，阻碍着新的思想的流动和发展，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https://t.cn/z8A4oxN
自柏林墙倒塌与中国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已变成当今社会即便不是唯一，也是具有主导地位的组织模式。纵然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市场及其新参与者的影响亦是日趋增强，政治权力的影响则日渐式微。私有化、全球化和日趋强调的竞争，以及系统地使用拍卖机制来授予公共合同等，都限制了民选官员的权力，余下的公共决策日益依靠独立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及法律体系来制定，而这些机构皆不直接受政治力量左右。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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