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球第11位，较上年提升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中国全球创新排名近年来稳步提升，主要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细分指标多项领先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瑞士、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位列前五，中国离前十仅一步之遥，其他新兴经济体保持强劲势头，印度和土耳其首次进入前40名。
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推动全球创新活动的研发和其他投资继续蓬勃发展。2021年，全球风险投资交易激增46%，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繁荣时期水平不相上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的风险投资增长强劲。2021年，全球顶级企业的研发支出增加近10%，达9000多亿美元，高于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
“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国家将创新作为增长引擎、给予大量关注的结果。中国以非常全面的方式创建创新生态系统，这是其能够在创新能力上稳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认为，未来，全球不仅要更加关注创新投资，还要关注如何将投资转化为经济社会影响力，质量和价值对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不亚于数量和规模。
“根据这份报告，在制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研发、市场成熟度等7个评价维度中，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表现最好，居世界第6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旭介绍，中国创新产出多项指标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有9项细分指标排名全球第1，分别为：阅读、数学和科学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量表；国内市场规模；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单位GDP的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单位GDP的本国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劳动力产值增长；单位GDP的本国人商标申请量；单位GDP的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创意产品出口额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区域创新成效显著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132个经济体中，中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比2017年增加14个，数量首次与美国持平，居全球首位。
“21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百强，说明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成效显著。”张旭说，我国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持成渝、武汉等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建设，全国创新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创新格局。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优势突出，科技实力进入国际领先行列。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榜单中，深圳—香港—广州排名第2位，北京居第3位，上海—苏州排名第6位。上述地区PCT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份额达到13%，科学论文产出占世界份额达到7.7%。
长三角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持续加强。南京、杭州、合肥分别排名第13位、第14位、第55位。成渝和武汉科技创新中心加速推进。武汉、成都、重庆分别排名第16位、第29位、第49位。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西安、济南分别排在第22位和第61位。
值得关注的是，青岛、郑州、厦门分别上升至第34位、第83位、第91位；兰州首次进入百强行列，排名第100位；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个城市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
整体效能持续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评价结果，反映出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持续提升的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邢怀滨说。
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全社会研发（R&D）经费中企业资金占比全球排名第3位，较上年提升1位；高校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连年入围“QS全球教育集团高校排名”前50强，3所大学平均得分保持在世界第3位；产学研合作持续加强，高校与产业研发合作排名第5位，较2012年提升4位。我国产品出口位居世界前列，高技术产品净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排名第4位。
中国持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保护创新、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优化，也体现在相关评价结果中。其中，商业环境综合得分排名第13位，创业政策与文化指标居第9位。
国内市场规模排名保持世界首位，国内工业多样化指标排名保持在第2位，为私营部门提供信贷金额占GDP比重排名第4位，较2012年上升16位；为初创和成长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排名第9位。支撑创新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子化参与度指标居世界第9位，比2012年提升54位；政府网络服务指标居世界第12位，比2012年提升47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邢怀滨表示，我们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定不移奋力攻坚克难，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佘惠敏）
细分指标多项领先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瑞士、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位列前五，中国离前十仅一步之遥，其他新兴经济体保持强劲势头，印度和土耳其首次进入前40名。
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推动全球创新活动的研发和其他投资继续蓬勃发展。2021年，全球风险投资交易激增46%，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繁荣时期水平不相上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的风险投资增长强劲。2021年，全球顶级企业的研发支出增加近10%，达9000多亿美元，高于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
“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国家将创新作为增长引擎、给予大量关注的结果。中国以非常全面的方式创建创新生态系统，这是其能够在创新能力上稳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认为，未来，全球不仅要更加关注创新投资，还要关注如何将投资转化为经济社会影响力，质量和价值对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不亚于数量和规模。
“根据这份报告，在制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研发、市场成熟度等7个评价维度中，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表现最好，居世界第6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旭介绍，中国创新产出多项指标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有9项细分指标排名全球第1，分别为：阅读、数学和科学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量表；国内市场规模；提供正规培训的公司占比；单位GDP的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单位GDP的本国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劳动力产值增长；单位GDP的本国人商标申请量；单位GDP的本国人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创意产品出口额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区域创新成效显著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132个经济体中，中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比2017年增加14个，数量首次与美国持平，居全球首位。
“21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百强，说明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成效显著。”张旭说，我国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持成渝、武汉等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建设，全国创新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创新格局。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优势突出，科技实力进入国际领先行列。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榜单中，深圳—香港—广州排名第2位，北京居第3位，上海—苏州排名第6位。上述地区PCT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份额达到13%，科学论文产出占世界份额达到7.7%。
长三角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持续加强。南京、杭州、合肥分别排名第13位、第14位、第55位。成渝和武汉科技创新中心加速推进。武汉、成都、重庆分别排名第16位、第29位、第49位。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西安、济南分别排在第22位和第61位。
值得关注的是，青岛、郑州、厦门分别上升至第34位、第83位、第91位；兰州首次进入百强行列，排名第100位；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个城市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
整体效能持续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评价结果，反映出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持续提升的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邢怀滨说。
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全社会研发（R&D）经费中企业资金占比全球排名第3位，较上年提升1位；高校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连年入围“QS全球教育集团高校排名”前50强，3所大学平均得分保持在世界第3位；产学研合作持续加强，高校与产业研发合作排名第5位，较2012年提升4位。我国产品出口位居世界前列，高技术产品净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排名第4位。
中国持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保护创新、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优化，也体现在相关评价结果中。其中，商业环境综合得分排名第13位，创业政策与文化指标居第9位。
国内市场规模排名保持世界首位，国内工业多样化指标排名保持在第2位，为私营部门提供信贷金额占GDP比重排名第4位，较2012年上升16位；为初创和成长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排名第9位。支撑创新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子化参与度指标居世界第9位，比2012年提升54位；政府网络服务指标居世界第12位，比2012年提升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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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小马大研的微博粉丝：
由于微博抽奖机制存在的未知漏洞，上条抽奖微博的幸运儿并未产生。为送达小马大研在国庆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备考好礼，决定再次发起本轮抽奖活动（仅限当天），送出《“9”85高校2023马理论考研真题解析集锦 2》5⃣️本（依旧是关注➕转评赞哦）
本资料汇集了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985级别）、同济大学等9所985高校2022年的考研真题及解析。
小马大研全资料详情可于小马大研号查看哦
#考研##马理论考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考研# https://t.cn/A6o5Ov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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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學者憂台灣高教前景：只喊“愛台灣”，不可能把教育做好】
“民進黨這些年來在社會營造的風氣就是，看立場，不看專業和倫理，這是台灣學術界的大問題，或者說是根本問題。”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原主任、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台灣大學近日選出第13任校長人選，該校工學院院長陳文章將於明年初接替現校長管中閔。作為台灣最高學府，台大近年可謂飽受爭議，從上一次校長遴選風波到今年林智堅論文抄襲案，政治干預高等教育的事件屢見不鮮。
台大此次校長遴選，候選人需接受學生組織質詢並就兩岸議題進行政治表態。“學校本應領先社會輿論，現在卻是社會領導校園。人們從前講，戴鬥笠的不如戴方帽的，現在都反過來了。”徐教授認為，政治立場先行，只會喊“愛台灣”的口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他坦言，在這樣的氛圍下，台大能選出陳文章、管中閔等學者擔任校長，“是不容易的”。
擺在台大新校長面前的困境與挑戰不少，包括徐泓在內一眾學者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前景不無擔憂。徐泓告訴記者，當初民進黨當局教育主管部門把管中閔案搞得難看，“我並不意外”。政治力介入校園、干預學術在台灣由來已久。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台灣各公立大學開始選舉校長和系主任。他觀察，妥協之下的“好好先生”往往才是勝選者，而有主見、有本事的學術領導人卻難以被各方接受。
徐泓曾在1996年借調至位於南投的暨南國際大學工作。他回憶，“當時我任教務長，也是校長遴選委員會的主持人，請到在靜宜大學因政治原因被人舉報的李家同教授來作校長。”1999年，在李校長任職僅三個月後，台灣發生震驚世界的“9·21”地震，位於震源附近的暨大校園遭遇毀滅性打擊。校領導遂商議將暨大暫時“北遷”，借讀台灣大學以待校園修復。李家同當時承受巨大輿論壓力，被認為大學離開所在地是“逃跑行為”，被迫辭去校長一職。徐泓後來瞭解到，當地各方勢力對於新校長的人選早有屬意，所謂“本省人”身份等政治因素是重要的權衡指標。
自民進黨執政以來，政治力干涉校園的事件愈發嚴重。今年新竹市前市長林智堅的碩士論文抄襲案，因不符學術倫理而觸怒公眾。在徐泓看來，事件發生地台大“國發所”，過去有著濃厚的中國國民黨背景，近些年隨著政黨輪替轉態明顯。校園並非清幽之地。民進黨上台以來，在校園內“不轉舵”順應綠營政治意見，可能就拿不到好資源。某些大學曾專精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系所，如今甚至找不出一位該領域的專任教授，卻充斥著民進黨偏好的所謂“台灣史”研究。
“我退休後在一所私立大學工作，遇到一位很不錯的學者。因為反對民進黨，他評教授職稱的代表作論文被不同評委打出天壤之別的分數，因為判定標準是按照學者政治立場來區分。”他說，民進黨這些年來營造不良的風氣，台灣社會的價值標準被破壞。
退休多年，徐教授仍高度關注台灣高教發展。談及現狀，他不無可惜。他說，台灣的好大學多為公立，有關部門的支持尤顯重要。但“去精英化”的導嚮導致資源平均化，這是致使好大學難留頂尖教師的原因之一。
退休後，徐泓曾分別在大陸的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工作多年，親眼見證“大陸的情況越來越好”。對於年輕的台灣博士畢業生們，徐泓認為，大陸高校的良好待遇，吸引力是巨大的。他的學生也分布在大陸各地。
而對於年長的學者，大陸同樣充滿吸引力。“作為老師，待遇只是一方面，教到好學生的成就感來得更大。”他表示，“我喜歡去大陸教書”，大陸學生肯用功、思維有靈性。兩岸的高教各有所長、也有共通的問題，學術評價體系的多元是兩邊都應積極探索的道路。高教發展除了資源的投放，還應給予老師更大發揮空間。“我能看到大陸在這些方面作出的努力。”
#台湾# #台海局势# #台海问题# #乌克兰基辅市中心多次爆炸#
“民進黨這些年來在社會營造的風氣就是，看立場，不看專業和倫理，這是台灣學術界的大問題，或者說是根本問題。”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原主任、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徐泓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台灣大學近日選出第13任校長人選，該校工學院院長陳文章將於明年初接替現校長管中閔。作為台灣最高學府，台大近年可謂飽受爭議，從上一次校長遴選風波到今年林智堅論文抄襲案，政治干預高等教育的事件屢見不鮮。
台大此次校長遴選，候選人需接受學生組織質詢並就兩岸議題進行政治表態。“學校本應領先社會輿論，現在卻是社會領導校園。人們從前講，戴鬥笠的不如戴方帽的，現在都反過來了。”徐教授認為，政治立場先行，只會喊“愛台灣”的口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他坦言，在這樣的氛圍下，台大能選出陳文章、管中閔等學者擔任校長，“是不容易的”。
擺在台大新校長面前的困境與挑戰不少，包括徐泓在內一眾學者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前景不無擔憂。徐泓告訴記者，當初民進黨當局教育主管部門把管中閔案搞得難看，“我並不意外”。政治力介入校園、干預學術在台灣由來已久。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台灣各公立大學開始選舉校長和系主任。他觀察，妥協之下的“好好先生”往往才是勝選者，而有主見、有本事的學術領導人卻難以被各方接受。
徐泓曾在1996年借調至位於南投的暨南國際大學工作。他回憶，“當時我任教務長，也是校長遴選委員會的主持人，請到在靜宜大學因政治原因被人舉報的李家同教授來作校長。”1999年，在李校長任職僅三個月後，台灣發生震驚世界的“9·21”地震，位於震源附近的暨大校園遭遇毀滅性打擊。校領導遂商議將暨大暫時“北遷”，借讀台灣大學以待校園修復。李家同當時承受巨大輿論壓力，被認為大學離開所在地是“逃跑行為”，被迫辭去校長一職。徐泓後來瞭解到，當地各方勢力對於新校長的人選早有屬意，所謂“本省人”身份等政治因素是重要的權衡指標。
自民進黨執政以來，政治力干涉校園的事件愈發嚴重。今年新竹市前市長林智堅的碩士論文抄襲案，因不符學術倫理而觸怒公眾。在徐泓看來，事件發生地台大“國發所”，過去有著濃厚的中國國民黨背景，近些年隨著政黨輪替轉態明顯。校園並非清幽之地。民進黨上台以來，在校園內“不轉舵”順應綠營政治意見，可能就拿不到好資源。某些大學曾專精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系所，如今甚至找不出一位該領域的專任教授，卻充斥著民進黨偏好的所謂“台灣史”研究。
“我退休後在一所私立大學工作，遇到一位很不錯的學者。因為反對民進黨，他評教授職稱的代表作論文被不同評委打出天壤之別的分數，因為判定標準是按照學者政治立場來區分。”他說，民進黨這些年來營造不良的風氣，台灣社會的價值標準被破壞。
退休多年，徐教授仍高度關注台灣高教發展。談及現狀，他不無可惜。他說，台灣的好大學多為公立，有關部門的支持尤顯重要。但“去精英化”的導嚮導致資源平均化，這是致使好大學難留頂尖教師的原因之一。
退休後，徐泓曾分別在大陸的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工作多年，親眼見證“大陸的情況越來越好”。對於年輕的台灣博士畢業生們，徐泓認為，大陸高校的良好待遇，吸引力是巨大的。他的學生也分布在大陸各地。
而對於年長的學者，大陸同樣充滿吸引力。“作為老師，待遇只是一方面，教到好學生的成就感來得更大。”他表示，“我喜歡去大陸教書”，大陸學生肯用功、思維有靈性。兩岸的高教各有所長、也有共通的問題，學術評價體系的多元是兩邊都應積極探索的道路。高教發展除了資源的投放，還應給予老師更大發揮空間。“我能看到大陸在這些方面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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