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块茎思想》
“块茎” 本指一种植物，可在地下水平延伸、抽枝发芽。很多禾本科植物（如日常饮食中的芦笋、生姜、马铃薯等）都具有块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的著作《千高原》中，使用这个意象性概念来指述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他们认为，水平延伸的块茎这一形象所概括的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超越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向心性思维。后者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总是以因果关系、等级体系、二元结构（一/多、我/他、男/女等）为特点统治西方社会已长达数千年之久。
由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模式强调因果关系，制造种种等级体制，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其形象地喻为垂直的树：一是因为树本身实际的形象（种子为因，树为果）；二是因其可以象征谱系结构（它可以表达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族谱结构，反映包括单一源点/父亲与其后嗣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因此，树的形象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模式创造了单一的真理（可理解为一棵仿佛是单独存在的树，当然也可理解为一位父亲、一个家族），然后以此来定义“他者”（以区别出树的周围空间或可称之为“不是树”的部分）。虽然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已经指明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的方向，但这种二元思维模式由来已久，至今仍占据优势。
德勒兹和瓜塔里建立的块茎思想，并非要对抗西方主导思想，绝不是树与块茎的简单对决。倘若如此，又只会创造出又一个二元区分（区分孰是孰非），这恰恰暗合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打算予以重新思考的西方主导思维模式。相反，他们认为，应当重新思考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尽管块茎的形象的确暗示要“取代”树的形象，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说明，块茎思想不是一种对抗式思维模式，它并不打算一统天下。将树放至森林中来理解，也许才是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的最佳途径。森林中没有单一真实，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唯一的“真实的”树。森林是由无数的树或者无数的“真实”组成的单一实体。不能仅仅因为可能无法判定哪棵树最早出现，就为森林假定一个起源。任何树都是群落水、阳光和土壤的创造物。若无这些条件，即便有种子也无法长成树。因为事物是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组合关系所生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起因，因此不能将树看成单独的存在。就此而言，任何事物都是块茎，树的思维模式充其量只是使用了块茎的一个方面而已。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我们不应该总是把事物简化为“一个事物和它的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真实的思考方式和其他诸多与之相竞争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每个事物总是已经包含了许多真实。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树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结构形象不切实际，应加以扬弃，代之以块茎的水平延伸形象。不是树，而是块茎；不是一，而由多组成的一不是一和多重他者的关系，而是单一的多重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就像森林一样，块茎“既无开端，也无终结，只有中间状态（境遇），它从中生长，又蔓延开去。
一些具体实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块茎那庞大的分叉和思维属性。德勒兹和瓜塔里曾用块茎来描述生命实体（群居动物，如老鼠、狼），也描述像地穴这样的地理实体，描述“其在栖居、储藏、移动、躲避、逃脱等各方面的功能”。以群居动物为例，移动的动物群持续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一个单一的形态，这是一个流动的实体它既是一也是多。一群野马，一群盘旋的飞鸟，就是块茎思想很好的例子。地穴，则为我们思考块茎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视角。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就为块茎式思维提供了生动具象的文学形式（前提是，不去做狭隘的谱系政治学或精神病理学解读）。
需要提醒读者，一旦我们用块茎思维来理解思想（或其他任何事物），就难免会有一种深深的不确定之感。块茎像一个没有中心、不断延展的迷宫，既能开启新的范围，也能终止这种可能性。块茎有制造巨变的潜能，或者用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有解域的潜力。但同时，它还具有一种互补性变动总是涉及一种企图重新创造稳定和秩序的力量，即再建域。块茎是一种变化的形态（不论是鸟群迅速变换的阵形还是森林缓慢的扩展），它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逃逸线”，从而实现解域。沿着逃逸线，块茎就有潜力进入（和迈上）新域。逃逸线来自块茎形态的边缘，在这里多元性体验到一种外在性，然后发生变形和改变。这一边缘存在着双重的生成，既改变块茎，也改变块茎所面临的事物（实际上，块茎面临的总是另一个块茎的边界）。德勒兹和瓜塔里以黄蜂为兰花授粉为例来解释这一进程：解域的运动和再建域的进程是相互关联、不断联结、彼此牵涉的：通过追踪一只黄蜂的形象，一株兰花得以解域；靠这一形象，黄蜂得以再建域。然而黄蜂同时也被解域，因为它自身已变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传播花粉，黄蜂又使兰花再建域。作为异质的兰花和黄蜂最终形成了块茎。这个例子表明任何解域都会伴随着共时、同步的再建域。当遇到黄蜂，兰花就不再完全是兰花，就会发生解域（即生成黄蜂的过程），但由于花粉被黄蜂带至别处，它也发生再建域。这一过程反过来，就是黄蜂的解域和再建域。所有这样的相遇都在创造一种汇聚现象，而聚合的两种事物之间则产生双重生成。
尽管块茎概念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但由于相互生成—他者的解域和再建域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领域、势力的不均衡，不能将块茎视作解决所有树状思维模式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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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茎” 本指一种植物，可在地下水平延伸、抽枝发芽。很多禾本科植物（如日常饮食中的芦笋、生姜、马铃薯等）都具有块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的著作《千高原》中，使用这个意象性概念来指述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他们认为，水平延伸的块茎这一形象所概括的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超越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向心性思维。后者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总是以因果关系、等级体系、二元结构（一/多、我/他、男/女等）为特点统治西方社会已长达数千年之久。
由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模式强调因果关系，制造种种等级体制，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其形象地喻为垂直的树：一是因为树本身实际的形象（种子为因，树为果）；二是因其可以象征谱系结构（它可以表达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族谱结构，反映包括单一源点/父亲与其后嗣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因此，树的形象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模式创造了单一的真理（可理解为一棵仿佛是单独存在的树，当然也可理解为一位父亲、一个家族），然后以此来定义“他者”（以区别出树的周围空间或可称之为“不是树”的部分）。虽然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已经指明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的方向，但这种二元思维模式由来已久，至今仍占据优势。
德勒兹和瓜塔里建立的块茎思想，并非要对抗西方主导思想，绝不是树与块茎的简单对决。倘若如此，又只会创造出又一个二元区分（区分孰是孰非），这恰恰暗合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打算予以重新思考的西方主导思维模式。相反，他们认为，应当重新思考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尽管块茎的形象的确暗示要“取代”树的形象，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说明，块茎思想不是一种对抗式思维模式，它并不打算一统天下。将树放至森林中来理解，也许才是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的最佳途径。森林中没有单一真实，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唯一的“真实的”树。森林是由无数的树或者无数的“真实”组成的单一实体。不能仅仅因为可能无法判定哪棵树最早出现，就为森林假定一个起源。任何树都是群落水、阳光和土壤的创造物。若无这些条件，即便有种子也无法长成树。因为事物是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组合关系所生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起因，因此不能将树看成单独的存在。就此而言，任何事物都是块茎，树的思维模式充其量只是使用了块茎的一个方面而已。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我们不应该总是把事物简化为“一个事物和它的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真实的思考方式和其他诸多与之相竞争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每个事物总是已经包含了许多真实。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树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结构形象不切实际，应加以扬弃，代之以块茎的水平延伸形象。不是树，而是块茎；不是一，而由多组成的一不是一和多重他者的关系，而是单一的多重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就像森林一样，块茎“既无开端，也无终结，只有中间状态（境遇），它从中生长，又蔓延开去。
一些具体实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块茎那庞大的分叉和思维属性。德勒兹和瓜塔里曾用块茎来描述生命实体（群居动物，如老鼠、狼），也描述像地穴这样的地理实体，描述“其在栖居、储藏、移动、躲避、逃脱等各方面的功能”。以群居动物为例，移动的动物群持续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一个单一的形态，这是一个流动的实体它既是一也是多。一群野马，一群盘旋的飞鸟，就是块茎思想很好的例子。地穴，则为我们思考块茎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视角。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就为块茎式思维提供了生动具象的文学形式（前提是，不去做狭隘的谱系政治学或精神病理学解读）。
需要提醒读者，一旦我们用块茎思维来理解思想（或其他任何事物），就难免会有一种深深的不确定之感。块茎像一个没有中心、不断延展的迷宫，既能开启新的范围，也能终止这种可能性。块茎有制造巨变的潜能，或者用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有解域的潜力。但同时，它还具有一种互补性变动总是涉及一种企图重新创造稳定和秩序的力量，即再建域。块茎是一种变化的形态（不论是鸟群迅速变换的阵形还是森林缓慢的扩展），它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逃逸线”，从而实现解域。沿着逃逸线，块茎就有潜力进入（和迈上）新域。逃逸线来自块茎形态的边缘，在这里多元性体验到一种外在性，然后发生变形和改变。这一边缘存在着双重的生成，既改变块茎，也改变块茎所面临的事物（实际上，块茎面临的总是另一个块茎的边界）。德勒兹和瓜塔里以黄蜂为兰花授粉为例来解释这一进程：解域的运动和再建域的进程是相互关联、不断联结、彼此牵涉的：通过追踪一只黄蜂的形象，一株兰花得以解域；靠这一形象，黄蜂得以再建域。然而黄蜂同时也被解域，因为它自身已变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传播花粉，黄蜂又使兰花再建域。作为异质的兰花和黄蜂最终形成了块茎。这个例子表明任何解域都会伴随着共时、同步的再建域。当遇到黄蜂，兰花就不再完全是兰花，就会发生解域（即生成黄蜂的过程），但由于花粉被黄蜂带至别处，它也发生再建域。这一过程反过来，就是黄蜂的解域和再建域。所有这样的相遇都在创造一种汇聚现象，而聚合的两种事物之间则产生双重生成。
尽管块茎概念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但由于相互生成—他者的解域和再建域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领域、势力的不均衡，不能将块茎视作解决所有树状思维模式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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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众的
三重人格 ：
善人、
修行人、
明白人
如何是佛教徒的标准人格呢？
太简了不足以表示佛教徒博大的精神，
太繁了在实行上难以兼顾。
所以综集许多经论建立了佛教徒的三重人格。
世间上其他宗教家，
社会事业家，
哲学家，
政治家各各就他的事业不同都只需要一重人格，
便可以立足于社会。
佛教徒既然负有最伟大的使命，
人格也必须较其他的人物为难及。
第一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善人 ”。
善的标准及范围固须要详细规定的。
但是简单说，
便是一切世间所公认的善。
因为善恶是有公理的而不是一人一教所能指定的。
不是善人，
便是恶人。
佛学徒在社会能作一个恶人吗？
所以佛教徒在作一件事，
说一句话之先，
必须要审查审查，
我这事若是作了，
这话若是说了，
社会上对于我是有好的批评呢？
还是有不好的批评？
假使有好的批评，
便可作可说；
若是有不好的批评便不应当作，
不应当说。
佛教徒不应当求名求利。
但是因为自己作错了一件事，
说错了一句话，
使世间人看轻了自己，
看轻了佛教徒，
也就看轻了佛法，
这便是以身谤法。
这是佛教徒所不应当做的。
第二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修行人 ”。
任何人在社会上不能作恶人，
所以只是善人一重不能便认为佛教徒，
也不足以表示佛教的全部精神。
所以必须更加上是修行人。
这有两种义意。
第一便是尚有一般世间所认为善而佛教认为不善，
根据佛教的戒律来行持，
社恶防非。
便是将善字更严格的进一层来努力。
第二便是世间一般人所不作的而佛教认为必须作的，
根据佛教的仪轨来行持，
念佛参禅，
诵经拜忏等。
假使佛教徒但只能作善人而不能作修行人，
那不能成为佛教的忠实信徒的。
第三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明白人 ”。
任何宗教都有一种宗教的修养。
那何以佛教的修养方法便是最纯正的呢？
佛教徒负有指导社会，
指导人生的使命。
假使佛教徒不能是一个明白人，
那自己尚在盲修瞎炼之中，
如何能教化一切？
佛教徒要做一个明白人，
必须将佛教一切经典，
各宗派的教义事迹，
详细研究。
所谓明白人便是凡世间一切人所不能解决与疑义，
佛教徒都负有给他们解释的义务。
无论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必须将以上的三重人格具足了，
方可以说是标准佛教徒。
假使缺了任何一重，
便有受人指摘的危险，
便成以身谤法的罪过。
大家一齐努力吧。
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有相互联带关系。
便是善字作不到，
纵使修行和明白也枉然，
也可以说那修行也绝非是真正修行，
明白也不是真正明白。
修行二字做不到，
也绝不是真善和真明白。
明白二字做不到，
也绝不真善和修行，
但是就进行的次第上说，
是修行建立在善字上，
明白建立在修行上。
便是不善而先修行，
那修行无有用，
不修行而求明白，
也不能真明白。
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
必须有很详密的解释。
现在为求建立根本的信念，
对这三种人格建立
“ 三字诀 ”。
第一善人的诀是
“ 孝 ”。
孝便是大悲心的曙光。
世间人说 ：
“ 孝为百行先 ”。
孔子有
《 孝经 》。
佛教说 ：
“ 孝名为戒 ”。
世间一切善行都是从孝字做起的。
第二修行人的诀是
“ 信 ”。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在修行上唯须要笃信。
一切修行成就都是由信字得到的。
第三明白人的诀是
“ 悟 ”。
凡是由分别计校而得到的知识是
“ 解 ”。
这解不能是真明白。
由心灵观照而得到的智慧是
“ 悟 ”。
悟方是真明白，
解是有分别的枝末知见，
悟是无分别的根本智慧。
三重人格 ：
善人、
修行人、
明白人
如何是佛教徒的标准人格呢？
太简了不足以表示佛教徒博大的精神，
太繁了在实行上难以兼顾。
所以综集许多经论建立了佛教徒的三重人格。
世间上其他宗教家，
社会事业家，
哲学家，
政治家各各就他的事业不同都只需要一重人格，
便可以立足于社会。
佛教徒既然负有最伟大的使命，
人格也必须较其他的人物为难及。
第一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善人 ”。
善的标准及范围固须要详细规定的。
但是简单说，
便是一切世间所公认的善。
因为善恶是有公理的而不是一人一教所能指定的。
不是善人，
便是恶人。
佛学徒在社会能作一个恶人吗？
所以佛教徒在作一件事，
说一句话之先，
必须要审查审查，
我这事若是作了，
这话若是说了，
社会上对于我是有好的批评呢？
还是有不好的批评？
假使有好的批评，
便可作可说；
若是有不好的批评便不应当作，
不应当说。
佛教徒不应当求名求利。
但是因为自己作错了一件事，
说错了一句话，
使世间人看轻了自己，
看轻了佛教徒，
也就看轻了佛法，
这便是以身谤法。
这是佛教徒所不应当做的。
第二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修行人 ”。
任何人在社会上不能作恶人，
所以只是善人一重不能便认为佛教徒，
也不足以表示佛教的全部精神。
所以必须更加上是修行人。
这有两种义意。
第一便是尚有一般世间所认为善而佛教认为不善，
根据佛教的戒律来行持，
社恶防非。
便是将善字更严格的进一层来努力。
第二便是世间一般人所不作的而佛教认为必须作的，
根据佛教的仪轨来行持，
念佛参禅，
诵经拜忏等。
假使佛教徒但只能作善人而不能作修行人，
那不能成为佛教的忠实信徒的。
第三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
“ 明白人 ”。
任何宗教都有一种宗教的修养。
那何以佛教的修养方法便是最纯正的呢？
佛教徒负有指导社会，
指导人生的使命。
假使佛教徒不能是一个明白人，
那自己尚在盲修瞎炼之中，
如何能教化一切？
佛教徒要做一个明白人，
必须将佛教一切经典，
各宗派的教义事迹，
详细研究。
所谓明白人便是凡世间一切人所不能解决与疑义，
佛教徒都负有给他们解释的义务。
无论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必须将以上的三重人格具足了，
方可以说是标准佛教徒。
假使缺了任何一重，
便有受人指摘的危险，
便成以身谤法的罪过。
大家一齐努力吧。
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有相互联带关系。
便是善字作不到，
纵使修行和明白也枉然，
也可以说那修行也绝非是真正修行，
明白也不是真正明白。
修行二字做不到，
也绝不是真善和真明白。
明白二字做不到，
也绝不真善和修行，
但是就进行的次第上说，
是修行建立在善字上，
明白建立在修行上。
便是不善而先修行，
那修行无有用，
不修行而求明白，
也不能真明白。
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
必须有很详密的解释。
现在为求建立根本的信念，
对这三种人格建立
“ 三字诀 ”。
第一善人的诀是
“ 孝 ”。
孝便是大悲心的曙光。
世间人说 ：
“ 孝为百行先 ”。
孔子有
《 孝经 》。
佛教说 ：
“ 孝名为戒 ”。
世间一切善行都是从孝字做起的。
第二修行人的诀是
“ 信 ”。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在修行上唯须要笃信。
一切修行成就都是由信字得到的。
第三明白人的诀是
“ 悟 ”。
凡是由分别计校而得到的知识是
“ 解 ”。
这解不能是真明白。
由心灵观照而得到的智慧是
“ 悟 ”。
悟方是真明白，
解是有分别的枝末知见，
悟是无分别的根本智慧。
“人生有只经历了五阶个段，才算圆的满人生，第一阶段，是生存需要，一个人仅仅为了吃更得好，穿得更好，维持生的存需要，这个和动物差不多了少；
第阶二段，生存问题决解后，他就需事要业，因为事业可体以现一个的人价值，一个人有了社价会值，就有了自认我同，他的生就命有了所的谓意义；
第阶三段，有了业事后，他使想自己变高得雅，显得文有化，有气质，他就了得解艺术，艺术包含类人有史以众来多的精创神造，如果一个人有了术艺品质，而且是一个生活有品的质人；
第四阶段，越过第阶三段后，突然到感不满足，他会寻找生的命来处去和处，即生命的真含正义，而不是命生呈现社给会的实意用义，这个时候，他得向哲要学答案，哲学的部全意义，在于解释人哪从里来，要哪到里去，人存在究竟什有么意义。
可是从古希哲腊学大师格苏拉底、柏拉图、亚里多士德，到近代康的德，萨特等，他们有各理论，影巨响大。哲学家们断不研究，答案花五八门，可总只归有一种学说，重在推理，却无是法证明，而任何一门科学结论，是需实要证的。
哲学家始终法无证实，仅仅局限学于说，最后，只有向宗教求寻答案，这就到了五第阶段。
宗教的义意不仅在仅于信仰，而是寻求生命真的谛，因为生的命真谛超了越现实世界生的死，宗教就提了供天堂、地狱等实现世界生命法无抵达超的验世界，进入精对神和灵魂追的索，历史上有多众圣者，他们真地切描述生了命真相的不维同度，告诉人世那些境界实真不虚。圣人所达的到境界，尽凡管夫难体以会，可那些经已或者准追备索生命真的相人，不但虔向诚往，而且断不精进，努力目向标靠拢。 ”—《唱河渡》 https://t.cn/R66p35Q
第阶二段，生存问题决解后，他就需事要业，因为事业可体以现一个的人价值，一个人有了社价会值，就有了自认我同，他的生就命有了所的谓意义；
第阶三段，有了业事后，他使想自己变高得雅，显得文有化，有气质，他就了得解艺术，艺术包含类人有史以众来多的精创神造，如果一个人有了术艺品质，而且是一个生活有品的质人；
第四阶段，越过第阶三段后，突然到感不满足，他会寻找生的命来处去和处，即生命的真含正义，而不是命生呈现社给会的实意用义，这个时候，他得向哲要学答案，哲学的部全意义，在于解释人哪从里来，要哪到里去，人存在究竟什有么意义。
可是从古希哲腊学大师格苏拉底、柏拉图、亚里多士德，到近代康的德，萨特等，他们有各理论，影巨响大。哲学家们断不研究，答案花五八门，可总只归有一种学说，重在推理，却无是法证明，而任何一门科学结论，是需实要证的。
哲学家始终法无证实，仅仅局限学于说，最后，只有向宗教求寻答案，这就到了五第阶段。
宗教的义意不仅在仅于信仰，而是寻求生命真的谛，因为生的命真谛超了越现实世界生的死，宗教就提了供天堂、地狱等实现世界生命法无抵达超的验世界，进入精对神和灵魂追的索，历史上有多众圣者，他们真地切描述生了命真相的不维同度，告诉人世那些境界实真不虚。圣人所达的到境界，尽凡管夫难体以会，可那些经已或者准追备索生命真的相人，不但虔向诚往，而且断不精进，努力目向标靠拢。 ”—《唱河渡》 https://t.cn/R66p3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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