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特产之钢都老铁壶：铁壶，亦称铁瓶，煎茶道之煮水器也。从唐代至今，饮茶方式的改变带来煮水器的不断革新，煮水器的材质、颜色、外形的不同，在茶席之上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和感受。讲究茶事美学的茶友们，大多会选用铁壶来煮水，为茶席增添意境，也为内心布上一份禅境，而茶具的材质更是关乎茶的质量和效用。铁壶煮水温度较随手泡温度高，对于一些需要高温冲泡的茶叶来说非常合适，尤其是老茶的冲泡，可激发和提升茶的香气。而且铁壶煮水具有一定的养生作用，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铁元素，还能预防贫血。当茶友们拿到心仪的新铁壶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开壶。
#踔厉奋进新时代# #我与新时代一起向未来##云说壮美#【西江新语丨“板凳议事会”贴心解民忧】
今年以来，为让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面对面解决群众的堵点难点问题，打通基层治理“最后100米”，岑溪市在170个社区公告栏设立了“民意收发箱”，广泛收集群众难点、堵点问题，每月召开一次“板凳议事会”。截至目前，“板凳议事会”已协商解决居民烦心事揪心事累计300多件。
读罢这样的新闻，真的有清风拂面的感觉，这样的“板凳议事会”，接地气、连民心、解难题，值得推广。
不是吗？“板凳议事会”首先是节约了会议成本，提高了会议的效率。因为是面向群众的会议，场地选择可以随意一些，街头巷尾、社区、小区、广场等都可以成为会场；一张普通茶台、几把简易凳子、或者干脆席地而坐，环境宽松，氛围活跃，更利于大家在轻松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会议，不受时间、场地、对象和人数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形式灵活多样，内容指向更有针对性、目标群体更具有明确性，效果肯定比在会议室好得多。
有句话说得好，待在办公室永远都是问题和烦恼，走下去走出去都是办法和出路。“板凳议事会”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如何更贴近群众？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抹开面子很重要。我们知道，开会的根本目的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而现实中常有这种现象，有的单位在推动工作和抓落实时，找不到比开会更好的办法，结果导致“为了开会而开会”，误以为会开过了工作就落实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会议不宜过多过长，抓好落实才是关键，否则就会主次颠倒、浪费精力。而要抓好工作落实，就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站在群众中想问题、面对群众问计策，这样才能掌握到第一手调研材料，了解到群众的真实困难，从而为落实工作聚力、为推动发展蓄能。而“板凳议事会”就是为了达到如此目的而应运而生。
“板凳议事会”密切了良好的干群关系。通过分门别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可以使某些存疑得到合理解释，可以使某些政策公开透明，可以使某些误解冰雪消融。“板凳议事会”是改变会风、转变作风的一个探索尝试，既可锤炼干部个人本领，又可密切干群关系，还可当即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此乃多得之举。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尤需各级各部门大力改进工作方式，树立少开会、开短会、重落实的鲜明导向，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上门问诊”的务实作风，深入企业、街道社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但愿多开这样的“板凳议事会”，开出满意，开出实效，开出水平，真正为民服务。
（钟斌明）
今年以来，为让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面对面解决群众的堵点难点问题，打通基层治理“最后100米”，岑溪市在170个社区公告栏设立了“民意收发箱”，广泛收集群众难点、堵点问题，每月召开一次“板凳议事会”。截至目前，“板凳议事会”已协商解决居民烦心事揪心事累计300多件。
读罢这样的新闻，真的有清风拂面的感觉，这样的“板凳议事会”，接地气、连民心、解难题，值得推广。
不是吗？“板凳议事会”首先是节约了会议成本，提高了会议的效率。因为是面向群众的会议，场地选择可以随意一些，街头巷尾、社区、小区、广场等都可以成为会场；一张普通茶台、几把简易凳子、或者干脆席地而坐，环境宽松，氛围活跃，更利于大家在轻松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会议，不受时间、场地、对象和人数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形式灵活多样，内容指向更有针对性、目标群体更具有明确性，效果肯定比在会议室好得多。
有句话说得好，待在办公室永远都是问题和烦恼，走下去走出去都是办法和出路。“板凳议事会”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如何更贴近群众？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抹开面子很重要。我们知道，开会的根本目的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而现实中常有这种现象，有的单位在推动工作和抓落实时，找不到比开会更好的办法，结果导致“为了开会而开会”，误以为会开过了工作就落实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会议不宜过多过长，抓好落实才是关键，否则就会主次颠倒、浪费精力。而要抓好工作落实，就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站在群众中想问题、面对群众问计策，这样才能掌握到第一手调研材料，了解到群众的真实困难，从而为落实工作聚力、为推动发展蓄能。而“板凳议事会”就是为了达到如此目的而应运而生。
“板凳议事会”密切了良好的干群关系。通过分门别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可以使某些存疑得到合理解释，可以使某些政策公开透明，可以使某些误解冰雪消融。“板凳议事会”是改变会风、转变作风的一个探索尝试，既可锤炼干部个人本领，又可密切干群关系，还可当即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此乃多得之举。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尤需各级各部门大力改进工作方式，树立少开会、开短会、重落实的鲜明导向，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发扬“上门问诊”的务实作风，深入企业、街道社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但愿多开这样的“板凳议事会”，开出满意，开出实效，开出水平，真正为民服务。
（钟斌明）
【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外卖平台、雇佣公司被判赔偿150余万】#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家属获赔150余万# 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朝阳法苑”消息，11月11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
外卖员刘某某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最终一审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等原因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作为一种新业态，外卖等“零工”行业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屡次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除了发生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外卖员等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李力行此前对观察者网表示，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是“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李力行表示，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
“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李力行表示，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附“朝阳法苑”原文：
据刘某某家属称，2021年5月19日凌晨，刘某某照常外出送餐，然而送餐途中不幸突发疾病，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其家属称，刘某某生前系某平台外卖骑手，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家属认为，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要求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亦表示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其申请，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为共同被告。
庭审中，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辩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而“外卖业”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送餐员发生意外后的赔偿问题也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案件主审法官肖华林表示，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外卖员刘某某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最终一审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等原因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作为一种新业态，外卖等“零工”行业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屡次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除了发生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外卖员等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李力行此前对观察者网表示，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是“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李力行表示，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
“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李力行表示，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附“朝阳法苑”原文：
据刘某某家属称，2021年5月19日凌晨，刘某某照常外出送餐，然而送餐途中不幸突发疾病，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其家属称，刘某某生前系某平台外卖骑手，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家属认为，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要求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亦表示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其申请，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为共同被告。
庭审中，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辩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而“外卖业”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送餐员发生意外后的赔偿问题也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案件主审法官肖华林表示，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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