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正统儒家怎么看乐羊？

坚持儒家价值体系的司马光，很难处理乐羊“食子殉军功”的伦理难题。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着力打造了魏文侯的明君形象，不太介意其不拘一格的用人风格，但就算再怎么不拘一格，如果对乐羊“食子殉军功”存在半点认可的话，就算是突破儒家底线了。

乐羊的两难处境，不负如来不负卿是不可能的，道理都懂，对于权衡利弊做出的决定，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当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出现矛盾，处境各不相同。受益的是统治者，正直的是学者，倒霉的是躬身入局的执行者。统治者可以两面三刀，用时高高捧起，不用时搁置一边；学者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放厥词，高谈阔论；执行者只

能面对两难境地，进也是死，不进也是死。

《资治通鉴》第6卷里讲到，韩国贵族韩非初为秦始皇赏识所用，后遭到李斯陷害，下狱而死。司马光用了儒家“推己及人”的经典逻辑，论述“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说韩非“而首欲覆其宗国”。司马光批评韩非是站在醇正的儒家伦理上，认为人不能背叛宗国，就像不能背叛父母一样。古人讲爱国，并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很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涵义，而是宗国、父母之邦和乡土情怀之类的涵义。

孔子时代的儒家伦理，在礼仪上的标准很高，有数不清的繁文缛节，哪怕切一只瓜都要按照身份的区别给出刀法上的区别。但在人情上的标准竟然低得很惊人，一切都以人的基本天性和血缘纽带为出发点，国家意识和法律意识特别淡薄，不爱国，不守法，也不把忠诚和工作责任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对于乐羊，孙子估计会骂禽兽不如，因为和乐羊在血缘关系上最亲的自然是他的儿子，父子关系该尽的义务才有最高的优先级，肯定高于对君臣关系该尽的义务。

社会结构变了，宗法关系不复存在了。在忠君观念压倒一切的时候，就算是亲人挡了忠君的路，就能被大义灭亲。以司马光评价韩非的标准来看乐羊，乐羊的宗国是宋国，他既没有服务于宗国，也没有效力于宗主，虽然在魏文侯这里很受重用，做了主帅，但身份只是职业经理人、高级打工仔，而不是股东。因此“大义灭亲”背后的情感逻辑并不成立。因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司马光处理这一段历史材料的时候，对乐羊打下中山国的细节避而不谈，他的忠君在儒家看来，就是缺少了宗法和礼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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