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慧老和尚：
怎样对治昏沉和妄想
打坐经常要注意的两个问题，就是昏沉和妄想。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反复要去对治的，就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每个人都差不多，不过是有些人妄想多一点，有些人昏沉多一点。妄想多或昏沉多，与年龄有关，与身体有关。年轻力壮的人往往昏沉多，年老体衰的人往往妄想多，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初用功的人妄想多，久用功的人，心静得下来，昏沉多。
对治的方法，就是止和观。妄想多，用止来对治；昏沉多，用观来对治。怎么止呢？停止，不打妄想。怎么观呢？觉察，不要让它睡觉。止和观，是定和慧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妄想多了，用定的方法；昏沉多了，用慧的方法。定和慧，是对治昏沉与妄想的根本方法。对于用功夫深一点的人，那就不是把定和慧分开，而是同时在用，用止的时候观在其中，用观的时候止在其中。对治昏沉，同时也就对治了妄想；对治了妄想，同时也就对治了昏沉。两种方法对治两种毛病，不能截然分开，也没有先后次第，不过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有所侧重。
怎样用止（定）的方法去掉妄想呢？在心态上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妄想一起来，起心去对治，往往是妄上又加妄。总是像这样用一个妄想除另一个妄想，除一个妄想又起一个妄想，念头总在生灭不停地翻涌，生生灭灭，灭灭生生，何时有个了期呢？古代的祖师告诉我们，不要起心去遣除妄想。你起心去遣除妄想、排除妄想，那本身也是一个妄想。妄上加妄，头上安头，不但没有停掉妄想，反而增加了妄想。妄想从哪里来？妄想从分别来。分别什么东西呢？世界上的一切事，无非两大类。所谓“凡情”“圣解”，就这两类。修禅定用功夫，往往我们有一个心，说我要了生死，要从凡夫的位置跨越到圣贤的位置。你的这个心好不好呢？从人生的努力方向来讲，这个心应该说一点也没错，但是从用功夫来说，有趋向的心还是妄想。
赵州和尚在开始用功的时候，向他的师父南泉普愿请教如何是道。南泉和尚回答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就是道。赵州进一步问：“如何趣向道？”如何靠近、走近道？南泉告诉赵州：“拟向即乖。”你想靠近道，老早就错了。平常心在什么地方？平常心就在当下，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道，你又想去接近道，本身就错了。赵州和尚进一步地问：“不拟争知是道？”我不接近道，怎么晓得那种境界就是道呢？南泉和尚说：“道不属知，也不属不知。”就在这一言之下，赵州和尚豁然开悟。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起心对妄，就妄上加妄。当下息却分别心，当下就返妄归真。返妄归真，跟舍迷归悟一个样，它是没有距离的，一切都在当下。有距离，真和妄就是两件事。实际上真和妄是一件事，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一点距离也没有。有距离，烦恼就不能转变为菩提，迷失的生命就不能转变成为觉悟的生命。迷失的生命和觉悟的生命，是一个生命。
所以修行这件事，有意去做很重要，懂得一些道理更重要。懂得这些道理，才会少走弯路，更加有助于从理上去明白，从事上去落实。所谓“理上悟，事上修”，或者叫“理上明，事上行”。只有认清了方向，找到了道路，才不会走错路。世俗上讲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佛教是“信解行证”。信在首位，从信生解，从解起行，由行得证，这个修行的次第非常科学。在正式用功的时候，需要把凡情圣解抛开；但是在刚刚进入的时候，一定要明理。有信有解，然后才有行有证。
从禅宗的根本来讲，信解行证已经是多余的事。为什么呢？那是次第法门，不是顿超法门。在祖师门中，没有那么多规矩，没有那么多闲家具。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什么呢？直截了当地叫你认识自己是佛，叫你承当你自己就是佛。承当了以后，按照佛的标准、佛的要求去做，就行了。直指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佛法衰微，人心不古。即使按照信解行证的次第进入佛法也不容易，何况直指呢！所以这两种途径因人而异。大多数人可以根据信解行证次第法门来修，极个别的上根利智之士可以根据“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进入修行的境界。能够直接地领会契入，就无所谓妄想不妄想，一切都转变了。只要根本上转变了，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就随着转变了。根本的转变就是心的转变，当下一念心就是佛心，与佛祖同一鼻孔出气，还有什么真真妄妄呢？一切都消融了，一切都转变了，“一真一切真，一佛一切佛，一了一切了”。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法门，最殊胜，但是难度最大。一方面成佛最容易，另一方面也最容易造成失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真的见道了，用不上。见道了还要用得上才是真的见道。在什么地方用得上呢？就是我第一天讲的，在无私无欲、无人无我、无是无非、无牵无挂，这上面用得上，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用不上，那就是口头禅而已。
所以用功、修行、止妄、除昏沉，都要真真实实地去做。理虽顿悟，事要渐除。对于道理，只要明白了，那很容易；但是烦恼要对治，要一点点地消磨，所以事要渐除。修什么呢？还是修这两个东西：除妄想、治昏沉。妄想代表贪和嗔，昏沉代表痴。对治的总根子、总烦恼就是三毒，三毒具体表现在做功夫上，就是妄想和昏沉，或者说掉举和昏沉。我们起心动念哪一念不是在三毒当中呢？不是贪就是嗔，不是嗔就是痴，只有把三毒烦恼去掉，修行才能成就。
我们这一念清净心在什么地方？所谓净心在妄中，当下一念妄心转变了，当下就是净心。烦恼若歇，歇即菩提。道在当下，净在妄中。不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一切都现现成成。明白这个道理，每一念的观照就非常亲切，就会想到一切都本自具足，不要向外驰求。向外驰求是越求越远，坐在家中找家，就是迷失的表现。所以在用功的时候，不要起心遣妄，遣妄之心也是妄。妄想本来没有根，只要不分别，自然无妄。分别什么呢？分别凡情圣解。只要凡圣情尽，妄想自除。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一切现成。希望每个人时时刻刻观照此心，回光返照。一切都本自具足，不要向外驰求。
怎样对治昏沉和妄想
打坐经常要注意的两个问题，就是昏沉和妄想。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反复要去对治的，就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每个人都差不多，不过是有些人妄想多一点，有些人昏沉多一点。妄想多或昏沉多，与年龄有关，与身体有关。年轻力壮的人往往昏沉多，年老体衰的人往往妄想多，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初用功的人妄想多，久用功的人，心静得下来，昏沉多。
对治的方法，就是止和观。妄想多，用止来对治；昏沉多，用观来对治。怎么止呢？停止，不打妄想。怎么观呢？觉察，不要让它睡觉。止和观，是定和慧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妄想多了，用定的方法；昏沉多了，用慧的方法。定和慧，是对治昏沉与妄想的根本方法。对于用功夫深一点的人，那就不是把定和慧分开，而是同时在用，用止的时候观在其中，用观的时候止在其中。对治昏沉，同时也就对治了妄想；对治了妄想，同时也就对治了昏沉。两种方法对治两种毛病，不能截然分开，也没有先后次第，不过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有所侧重。
怎样用止（定）的方法去掉妄想呢？在心态上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妄想一起来，起心去对治，往往是妄上又加妄。总是像这样用一个妄想除另一个妄想，除一个妄想又起一个妄想，念头总在生灭不停地翻涌，生生灭灭，灭灭生生，何时有个了期呢？古代的祖师告诉我们，不要起心去遣除妄想。你起心去遣除妄想、排除妄想，那本身也是一个妄想。妄上加妄，头上安头，不但没有停掉妄想，反而增加了妄想。妄想从哪里来？妄想从分别来。分别什么东西呢？世界上的一切事，无非两大类。所谓“凡情”“圣解”，就这两类。修禅定用功夫，往往我们有一个心，说我要了生死，要从凡夫的位置跨越到圣贤的位置。你的这个心好不好呢？从人生的努力方向来讲，这个心应该说一点也没错，但是从用功夫来说，有趋向的心还是妄想。
赵州和尚在开始用功的时候，向他的师父南泉普愿请教如何是道。南泉和尚回答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就是道。赵州进一步问：“如何趣向道？”如何靠近、走近道？南泉告诉赵州：“拟向即乖。”你想靠近道，老早就错了。平常心在什么地方？平常心就在当下，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道，你又想去接近道，本身就错了。赵州和尚进一步地问：“不拟争知是道？”我不接近道，怎么晓得那种境界就是道呢？南泉和尚说：“道不属知，也不属不知。”就在这一言之下，赵州和尚豁然开悟。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起心对妄，就妄上加妄。当下息却分别心，当下就返妄归真。返妄归真，跟舍迷归悟一个样，它是没有距离的，一切都在当下。有距离，真和妄就是两件事。实际上真和妄是一件事，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一点距离也没有。有距离，烦恼就不能转变为菩提，迷失的生命就不能转变成为觉悟的生命。迷失的生命和觉悟的生命，是一个生命。
所以修行这件事，有意去做很重要，懂得一些道理更重要。懂得这些道理，才会少走弯路，更加有助于从理上去明白，从事上去落实。所谓“理上悟，事上修”，或者叫“理上明，事上行”。只有认清了方向，找到了道路，才不会走错路。世俗上讲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佛教是“信解行证”。信在首位，从信生解，从解起行，由行得证，这个修行的次第非常科学。在正式用功的时候，需要把凡情圣解抛开；但是在刚刚进入的时候，一定要明理。有信有解，然后才有行有证。
从禅宗的根本来讲，信解行证已经是多余的事。为什么呢？那是次第法门，不是顿超法门。在祖师门中，没有那么多规矩，没有那么多闲家具。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什么呢？直截了当地叫你认识自己是佛，叫你承当你自己就是佛。承当了以后，按照佛的标准、佛的要求去做，就行了。直指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佛法衰微，人心不古。即使按照信解行证的次第进入佛法也不容易，何况直指呢！所以这两种途径因人而异。大多数人可以根据信解行证次第法门来修，极个别的上根利智之士可以根据“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进入修行的境界。能够直接地领会契入，就无所谓妄想不妄想，一切都转变了。只要根本上转变了，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就随着转变了。根本的转变就是心的转变，当下一念心就是佛心，与佛祖同一鼻孔出气，还有什么真真妄妄呢？一切都消融了，一切都转变了，“一真一切真，一佛一切佛，一了一切了”。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法门，最殊胜，但是难度最大。一方面成佛最容易，另一方面也最容易造成失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真的见道了，用不上。见道了还要用得上才是真的见道。在什么地方用得上呢？就是我第一天讲的，在无私无欲、无人无我、无是无非、无牵无挂，这上面用得上，就是真的。在这个地方用不上，那就是口头禅而已。
所以用功、修行、止妄、除昏沉，都要真真实实地去做。理虽顿悟，事要渐除。对于道理，只要明白了，那很容易；但是烦恼要对治，要一点点地消磨，所以事要渐除。修什么呢？还是修这两个东西：除妄想、治昏沉。妄想代表贪和嗔，昏沉代表痴。对治的总根子、总烦恼就是三毒，三毒具体表现在做功夫上，就是妄想和昏沉，或者说掉举和昏沉。我们起心动念哪一念不是在三毒当中呢？不是贪就是嗔，不是嗔就是痴，只有把三毒烦恼去掉，修行才能成就。
我们这一念清净心在什么地方？所谓净心在妄中，当下一念妄心转变了，当下就是净心。烦恼若歇，歇即菩提。道在当下，净在妄中。不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一切都现现成成。明白这个道理，每一念的观照就非常亲切，就会想到一切都本自具足，不要向外驰求。向外驰求是越求越远，坐在家中找家，就是迷失的表现。所以在用功的时候，不要起心遣妄，遣妄之心也是妄。妄想本来没有根，只要不分别，自然无妄。分别什么呢？分别凡情圣解。只要凡圣情尽，妄想自除。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一切现成。希望每个人时时刻刻观照此心，回光返照。一切都本自具足，不要向外驰求。
[适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
作者 / 施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杨杜教授提出“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读后很受启发。作为“杨十条”的呼应，我这里提出“适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这里的“适宜”，意味着自身具备了成为管理者的某些条件。但在现实中能否真正成为管理者，取决于机会、际遇以及其他多种因素。
1，有公心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公心，首先指注重公共和组织利益，公私分明，不损公肥私，在实现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公心，其次指做事为人公道公正，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时有统一的尺度和原则，一碗水能端平。古人云，公生明。唯有公心，方能凝聚人心。
2，目标感强的人，适宜做管理者。行动有方向，工作求结果；善于把长期目标分解为中短期目标；能够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路径结合起来。管理者的目标感，是针对团队而言的。给团队设立合适的多维结构化目标（重点要突出），驱动团队不断完成目标，从胜利走向胜利，是管理者的重要任务。
3，同理心强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和人打交道，能将心比心，能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能体察对方的感受。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理心最主要的表现，是能准确理解他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动因：追求什么，期望什么，为何努力，为谁奔忙。这是有效激励的前提。
4，擅长人际交往的人，适宜做管理者。既喜欢也善于与人互动、沟通。也就是情商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也不一定意味着个性外向，而是指能找到与他人互动的恰当方式，能融入和影响团队。作为管理者，情商的基本要求是较准确理解他人的表达（不曲解别人的意思），同时能清晰地表示自己的看法、态度。情商较高的境界是在理解力、沟通力基础上与他人坦诚交往，并富有感染力。
5，较理性的人，适宜做管理者。理性主要表现在：情绪稳定，波动较小，不易怒，不冲动，不因情绪情感因素影响判断；遇到问题能客观、冷静思考，能按双赢原则处理矛盾和纷争；必要时能够妥协和避让。
6，平衡型人格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如理性和感性的平衡，逻辑性和想象力的平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规范性和弹性的平衡，等等。这里的平衡，有“灰度”的意味。平衡有几种情形：第一，不同情境下的平衡——例如有些情境下注重灵活性，有些情境下注重原则性。二是同一情境下找到两个极端之间的合适位置（中庸，不偏不倚，掌握分寸），例如原则底线不破前提下的灵活性。三是同一个行动或举措中同时包含两重意义、准则（导向、意愿等），例如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叠加态）。
7，喜欢探究事情真相的人，适宜做管理者。有的管理者，既不公又不明，并非道德或能力因素使然，而是昧于事情的真实状态以及原委、因果。欲探究真相，需深入一线，需构造多个信息来源，需听取不同意见（兼听则明），需乐于、善于平等、相互尊重地讨论问题和辨驳。闭目塞听、偏听偏信，短思维链和因果认知链者，做不了管理者。
8，多谋善断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多谋意味着深思熟虑，设计、比较多种可行方案。善断意味着能果断决策，不优柔寡断，不贻误战机。多谋善断的基础是总结经验、提炼模型、举一反三、锤炼认知。
9，不自恋、心胸宽阔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只有不自恋、不自负，才能不矫情，不高高在上，不做英雄状；才能看到别人长处；才能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只有心胸宽阔，才能分利放权。时代呼唤谦逊型、平常型管理者，呼唤成就他人的生态型管理者。
10，善于进行角色转换的人，适宜做管理者。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多重角色；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景、情境下，角色往往不同。在弹性、流动性组织及自组织情形下，每个人角色更多，转换也更加频繁。因此，需以开放、豁达的心态，适应多角色挑战，破除权力本位、官本位和小部门本位。这既是能力，也是境界。
以上十条，并不全面。有些管理者素质，如使命感、理想情怀、坚忍不拔的意志、知人善任的能力等，人们已说得较多了。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
作者杨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我们经常研究管理者的胜任力，其实不妨反过来看看谁不宜做管理者，可能更容易理解。 笔者在借鉴和修改德鲁克的相关标准后， 形成“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
1缺乏正直诚实品质的人，不宜做管理者，因为需要以这种品质树立榜样，让人们去效仿，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2注意力只集中在人的短处而不是长处上的人，不宜担任管理职务，因为管理者用人要扬长避短，做成事靠长处。
3对“谁是正确的”比“什么是正确的”更感兴趣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他关注人的是非对错，不关注工作目标。
4将才智看得比品德更重要的人，不宜任命为管理者，因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才智有利于做成事，品德则约束人不做坏事。
5害怕下属强过自己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好领导都用比自己强的下属。
6个人成就感太强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这种人不会享受集体成就感，难以接受他人的成功。
7怕员工挣钱多、怕员工累着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是一种吝啬和廉价同情的表现，不是目标导向，不是奋斗导向。
8对工作缺乏高标准要求的人，不宜放到管理岗位上，因为这会导致下属惰怠，轻视工作，不思进取。
9将权力看得重于制度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种人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只考核别人不考核自己。
10管不住身边人、酒色财欲无度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种人拿得起放不下，能善始但不能善终。
作者 / 施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杨杜教授提出“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读后很受启发。作为“杨十条”的呼应，我这里提出“适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这里的“适宜”，意味着自身具备了成为管理者的某些条件。但在现实中能否真正成为管理者，取决于机会、际遇以及其他多种因素。
1，有公心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公心，首先指注重公共和组织利益，公私分明，不损公肥私，在实现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公心，其次指做事为人公道公正，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时有统一的尺度和原则，一碗水能端平。古人云，公生明。唯有公心，方能凝聚人心。
2，目标感强的人，适宜做管理者。行动有方向，工作求结果；善于把长期目标分解为中短期目标；能够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路径结合起来。管理者的目标感，是针对团队而言的。给团队设立合适的多维结构化目标（重点要突出），驱动团队不断完成目标，从胜利走向胜利，是管理者的重要任务。
3，同理心强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和人打交道，能将心比心，能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能体察对方的感受。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理心最主要的表现，是能准确理解他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动因：追求什么，期望什么，为何努力，为谁奔忙。这是有效激励的前提。
4，擅长人际交往的人，适宜做管理者。既喜欢也善于与人互动、沟通。也就是情商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也不一定意味着个性外向，而是指能找到与他人互动的恰当方式，能融入和影响团队。作为管理者，情商的基本要求是较准确理解他人的表达（不曲解别人的意思），同时能清晰地表示自己的看法、态度。情商较高的境界是在理解力、沟通力基础上与他人坦诚交往，并富有感染力。
5，较理性的人，适宜做管理者。理性主要表现在：情绪稳定，波动较小，不易怒，不冲动，不因情绪情感因素影响判断；遇到问题能客观、冷静思考，能按双赢原则处理矛盾和纷争；必要时能够妥协和避让。
6，平衡型人格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如理性和感性的平衡，逻辑性和想象力的平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规范性和弹性的平衡，等等。这里的平衡，有“灰度”的意味。平衡有几种情形：第一，不同情境下的平衡——例如有些情境下注重灵活性，有些情境下注重原则性。二是同一情境下找到两个极端之间的合适位置（中庸，不偏不倚，掌握分寸），例如原则底线不破前提下的灵活性。三是同一个行动或举措中同时包含两重意义、准则（导向、意愿等），例如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叠加态）。
7，喜欢探究事情真相的人，适宜做管理者。有的管理者，既不公又不明，并非道德或能力因素使然，而是昧于事情的真实状态以及原委、因果。欲探究真相，需深入一线，需构造多个信息来源，需听取不同意见（兼听则明），需乐于、善于平等、相互尊重地讨论问题和辨驳。闭目塞听、偏听偏信，短思维链和因果认知链者，做不了管理者。
8，多谋善断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多谋意味着深思熟虑，设计、比较多种可行方案。善断意味着能果断决策，不优柔寡断，不贻误战机。多谋善断的基础是总结经验、提炼模型、举一反三、锤炼认知。
9，不自恋、心胸宽阔的人，适宜做管理者。只有不自恋、不自负，才能不矫情，不高高在上，不做英雄状；才能看到别人长处；才能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只有心胸宽阔，才能分利放权。时代呼唤谦逊型、平常型管理者，呼唤成就他人的生态型管理者。
10，善于进行角色转换的人，适宜做管理者。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多重角色；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景、情境下，角色往往不同。在弹性、流动性组织及自组织情形下，每个人角色更多，转换也更加频繁。因此，需以开放、豁达的心态，适应多角色挑战，破除权力本位、官本位和小部门本位。这既是能力，也是境界。
以上十条，并不全面。有些管理者素质，如使命感、理想情怀、坚忍不拔的意志、知人善任的能力等，人们已说得较多了。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
作者杨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我们经常研究管理者的胜任力，其实不妨反过来看看谁不宜做管理者，可能更容易理解。 笔者在借鉴和修改德鲁克的相关标准后， 形成“不宜做管理者的人”十条。
1缺乏正直诚实品质的人，不宜做管理者，因为需要以这种品质树立榜样，让人们去效仿，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2注意力只集中在人的短处而不是长处上的人，不宜担任管理职务，因为管理者用人要扬长避短，做成事靠长处。
3对“谁是正确的”比“什么是正确的”更感兴趣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他关注人的是非对错，不关注工作目标。
4将才智看得比品德更重要的人，不宜任命为管理者，因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才智有利于做成事，品德则约束人不做坏事。
5害怕下属强过自己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好领导都用比自己强的下属。
6个人成就感太强的人，不宜提拔为管理者，因为这种人不会享受集体成就感，难以接受他人的成功。
7怕员工挣钱多、怕员工累着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是一种吝啬和廉价同情的表现，不是目标导向，不是奋斗导向。
8对工作缺乏高标准要求的人，不宜放到管理岗位上，因为这会导致下属惰怠，轻视工作，不思进取。
9将权力看得重于制度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种人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只考核别人不考核自己。
10管不住身边人、酒色财欲无度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者，因为这种人拿得起放不下，能善始但不能善终。
《诗经长物》，田国福、田艳芳著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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