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指评论是非；评理，服从道理;懂道理。
小时候上学，孩子间经常吵闹哭喊的。遇到不公正或是被欺负孩子们回去找老师评理，也就是讲理。农村农人们相互有摩擦会找村干部乡干部讲理，城市回去找里弄或者派出所讲理。有困难找警察是前几十年口头禅。最后实在调停不了诉诸法院。以前不管是孩子大人，找人讲理都是有理可讲，理有地方讲。只要你有理。人们大多觉得有奔头有希望凡事不要胡来！
三年疫情，规则似乎变了。直至现今，没地方讲理了！没有理可讲。比如我明明好好的在家里怎么就红码了？比如邻居疑似阳阳我离他还远得很嘛怎么也被无辜关家里了？你卖假货给我，我缺没人主持公道，售假者比买家还有持无恐但是不会摊上事！我费劲巴拉，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几个月活你却不给钱，我向你吵像你闹，你一个报警电话我只能闭嘴忍气吞声。明明判你老赖还钱却没人执行？帮做了工程你可以理直气壮不付工程款，法人股东却大富大贵什么事没有？答应抵房的都算良心公司。但是一万一平的市场价房屋我可以二万一平抵给你？
明明我在单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却因为不会拍马屁不会谄媚提拔提升都与我无关。勤劳的小蜜蜂怎么也不能致富？等等等等………
郭嘉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病了这么多没有良药医治？
没有讲理的地方，没人讲理？不讲理大富大贵平步青云，讲情入理却被人随意欺负刁难被耍？这锅家到底怎么了？我常常说这是畸形she会。
畸形-释义
释义
（形）①生物体的一部分生长发育不正常：～发育。②不正常的（现象、情况等）：～发展。
整个都不正常了！人活得累，活得卑微，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成功，看不到希望绝大多数人。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一屁民都忧患于心。它们为什么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安理得呢！

在很久之前的我其实是一个害怕新关系的人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尤其是爱情
我怕我处理不好与男朋友之间的关系 平衡不好自己与男朋友之间的情绪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一个好女朋友 怎样才能算得上称职 怕自己脾气不好 怕他理解不到 怕我们两个不能同频 怕尴尬 怕有分歧 怕自己分寸感不够 怕与他的距离处理不好 反正会有很多很多顾虑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 也可能是自己的阅历也丰富了许多
我现在学会随遇而安 碰到喜欢的那就好好喜欢 没有合适的那就享受单身 很幸运遇到了很好的人 也很幸运自己内心足够强大 现在能够很轻描淡写地诉诸从前 也能够坦然地接受新关系
长大真的是在一件件小事堆积而来的
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也很享受目前的生活 沉迷于现在的状态
最后真的很谢谢陪我一路走过来所有人 是所有人

【葛兰西论常识】
葛兰西意识到，所有人认识、理解社会，都依赖于“常识”。常识是结合了人们经验观察和逻辑反思的产物。然而，一方面，人们的逻辑反思总是有限的，而并不会真的去层层深入推演逻辑，它只是一些“道理”，而不是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另一方面，人们的经验观察也是有限的，它源于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情境，也只能用来帮人们理解周围的情境。

这使得常识体现出一种内在冲突：它本身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但身处常识当中的我们，未必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在新的社会历史状况下，我们常常不能意识到眼前的状况新在何处，而是会转向“我们以为”的旧常识，试图为新现象提供符合常识的解读。

因此，常识的力量，并不来自于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使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是无需反驳、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这样一来，常识将一些议题移出了我们日常讨论的范畴之外，使它们不需要接受事实证据或者理性思辨的检验。

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具有重大的政治力量——它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操作空间。比如，在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人们经常很难回答“为什么人要自由”这样的问题。即便可以，人们的说理经常也是浅尝辄止，转而诉诸“理所当然”，反问“人怎么可以不自由呢”。同样地，在一个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社会里，我们也很难要求人们对“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提出系统的解释。

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正是因为它通过常识化，把很多未必经得住仔细推敲的问题，转移到了根本无需推敲、全靠“理所当然”的常识领域。葛兰西敏锐地察觉到，不同的常识系统之间，往往是缺乏对话基础的，因为他们诉诸完全不同的“理所当然”和“显而易见”。更有甚者，当人们接触到新的常识系统时，总是更倾向于固守自己的常识系统，而将那些不遵循自己常识系统行事的人视为不可理喻的，甚至敌意地将他们理解为“非我族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