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制剂工艺，让药片变小疗效变好
一颗药在人们的身体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哪些因素？成分，当然重要；配方，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件事在药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也至关重要，却并不为人所知，那便是药品的制剂技术。
不久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包装材料与药物相容性研究重点实验室正式落户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此事在生物医药领域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生物医药发展的不断深入，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制剂技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为人们关注。
近些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原料药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同时，我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为什么原料出口多，药品出口少？为什么国内的许多高端消费群体关键时刻还是愿意选择进口药？问题就出在制剂技术上。
药物制剂，从字面上看，就是按照一定形式制备的药物成品。人们吃的药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是片剂还是胶囊，对温度要求如何，如何发挥药效,一项项无不与药品制剂技术紧密相关。可以说，制剂是药品从原料走向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青岛国海生物制药总经理刘喜一从事制药工作多年，对此有特别清楚的认识。他告诉笔者：“制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是对医药产品应用和生产不断提高的要求,许多国产药无法实现出口，很多药企无法在品质上实现突破，不少都是在制剂技术上迈不过去。”
药物制剂不仅是“胶囊”和“药片”的区别
药物制剂这件事外行人或许关注不多，但是它在药品生产中却是关键核心技术之一，对药品的安全性、稳定性、有效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意义重大。
但是药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品类的复杂程度，却远比“胶囊”“片状”复杂。无论普通制剂或新型制剂，其研发与生产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对多种技术的应用和关键的技术参数，对药品的安全、有效、稳定等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实际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制剂品种如何更好地为防病治病发挥作用是一项大课题。比如，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想吃药，因为他讨厌药的苦味。但是一旦把药做成糖衣片的话，就不同了，可以让患者不再饱受苦涩的煎熬，这当然是好事——为患者减少痛苦是药物制剂的功能之一，但是做成糖衣片之后药效如何变化，安全性、稳定性是否有影响也是必须研究清楚的事。
又比如，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被人体食用后会分解从而失去效用，但是把胰岛素做成针剂，注射到糖尿病患者的体内，将会对糖尿病患者起到治疗的作用。涉及药物制剂的不同形态能使药物发挥不同的作用和效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研究结果作为支撑。还比如，具体到治疗人体不同部位的药物，如何在缓释时间上下功夫，做到精确计算，精准治疗，这些都是研发人员必须搞清楚的事。
制剂技术带来药品新突破
传统制剂过程中，存在着因原料药粒径过大导致药品存在生物利用度低等缺点。“近期，我们多款药的药物制剂工艺处方的生物利用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青岛国海生物制药创始人、董事长朱仁宽说。
醋酸甲地孕酮分散片，是一种列入医保目录的常见药物，这款名为宜利治的药品为国内首个被批准的大剂量孕激素抗肿瘤药。“这款药之所以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关键之处在于用先进技术将原料药醋酸甲地孕酮进行超微粉化，其中90%以上的原料颗粒小于5微米，并制成分散片，克服了此品种生物利用度较低以及患者服用困难的难题，并进一步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有效。”刘喜一说。
生物利用度，是指药物经血管外途径给药后吸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相对量，代表着药物制剂中的活性药物被全身利用的程度。
研究人员尝试将超微粉化这项新兴工艺技术用到生物制药中，让物质经过超微粉碎后形成的粉体具有了良好的表面性能，最终的药物分散性和可溶解性更强。“生产工艺改进后，这款药的吸收更加迅速，溶出度也高于普通制剂10多个百分点。”刘喜一说。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研发的儿童药物也因为制剂技术的提升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刘喜一表示，其研发的名为宜利秒的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干混悬剂，主要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从药品成分来说，这是一款经典药物，但是独特的制剂技术使“老药换新颜”。
“虽然是一款老配方，但我们还是持续地研究如何在口感接受程度和药效形态等方面做得更好。一方面是口味上创新，研制出独家奶香口味，让小朋友喜欢这个味道，真正做到良药不苦口。另一方面在形态上创新，我们把这款药做成粉状物或粒状物，临用时加水振摇即可分散成混悬液供口服。使它在兼具有效性和化学稳定性外，还有沉降缓慢，沉降后轻轻振摇能再分散；混悬微粒的大小在长期贮存中保持不变；容易倾倒等物理特点。”刘喜一说。
制剂方面的创新和突破让青岛国海生物制药的相关技术获得发明专利，也让这款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有效、最安全的儿童退烧药。
在朱仁宽看来，我国要想实现原料药生产国向医药产业强国转型，就必须加强对药物制剂的研发，这样才能提高我国药物制剂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让我国的民众享受到便宜优质的好药。
李艳
【相关链接】
药物制剂门类众多
药物制剂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为人们生病的时候都离不开它。其大体分液体与固体制剂。液体制剂分为内服或外用液体制剂、注射剂和滴眼剂；固体制剂分为胶囊剂、片剂与包衣片。
内服或外用液体制剂，指将固体或液体药物在一定条件下溶解或分散在水、醇、脂肪油或甘油中，有时加入添加剂以增加药物的溶解度、分散度，增加产品的稳定性或改进其不良气味。
注射剂，也称针剂，是专供注入人体内的一种剂型。生产方法通常是将原料药溶于注射用水（或注射用油，或其他适当的溶剂）配成所需的浓度，用滤棒或微孔滤膜过滤，经灌封机灌注入安瓿（或输液瓶）。
滴眼剂，为直接用于眼部的外用无菌液体制剂，以水溶液为主。
片剂，指将原料药经研磨和筛分的粉末与辅料（赋形剂、崩解剂等）在混合机上混合均匀，加入适量润湿剂与黏合剂，在造粒机上制成颗粒，干燥后加润滑剂，在压片机上冲压成型。
包衣片，是用包衣机经过二次加工制成的糖衣片、肠溶片和薄膜包衣片等。
胶囊剂，有硬胶囊剂与软胶囊剂两种。硬胶囊剂是将原料药粉与辅料混合均匀填充于硬空心胶囊中而制成。软胶囊剂是将油类或对明胶无溶解作用的液体药物或混悬液封闭于圆形或椭圆形软胶囊中制成内服软型制剂。
气雾剂，则是将药物与抛射剂共同装于带有阀门的耐压容器中，使用时可定量地或不定量地以雾状形式喷出的制剂。
米迷
一颗药在人们的身体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哪些因素？成分，当然重要；配方，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件事在药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也至关重要，却并不为人所知，那便是药品的制剂技术。
不久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包装材料与药物相容性研究重点实验室正式落户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此事在生物医药领域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生物医药发展的不断深入，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制剂技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为人们关注。
近些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原料药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同时，我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为什么原料出口多，药品出口少？为什么国内的许多高端消费群体关键时刻还是愿意选择进口药？问题就出在制剂技术上。
药物制剂，从字面上看，就是按照一定形式制备的药物成品。人们吃的药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是片剂还是胶囊，对温度要求如何，如何发挥药效,一项项无不与药品制剂技术紧密相关。可以说，制剂是药品从原料走向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青岛国海生物制药总经理刘喜一从事制药工作多年，对此有特别清楚的认识。他告诉笔者：“制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是对医药产品应用和生产不断提高的要求,许多国产药无法实现出口，很多药企无法在品质上实现突破，不少都是在制剂技术上迈不过去。”
药物制剂不仅是“胶囊”和“药片”的区别
药物制剂这件事外行人或许关注不多，但是它在药品生产中却是关键核心技术之一，对药品的安全性、稳定性、有效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意义重大。
但是药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品类的复杂程度，却远比“胶囊”“片状”复杂。无论普通制剂或新型制剂，其研发与生产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对多种技术的应用和关键的技术参数，对药品的安全、有效、稳定等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实际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制剂品种如何更好地为防病治病发挥作用是一项大课题。比如，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想吃药，因为他讨厌药的苦味。但是一旦把药做成糖衣片的话，就不同了，可以让患者不再饱受苦涩的煎熬，这当然是好事——为患者减少痛苦是药物制剂的功能之一，但是做成糖衣片之后药效如何变化，安全性、稳定性是否有影响也是必须研究清楚的事。
又比如，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被人体食用后会分解从而失去效用，但是把胰岛素做成针剂，注射到糖尿病患者的体内，将会对糖尿病患者起到治疗的作用。涉及药物制剂的不同形态能使药物发挥不同的作用和效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研究结果作为支撑。还比如，具体到治疗人体不同部位的药物，如何在缓释时间上下功夫，做到精确计算，精准治疗，这些都是研发人员必须搞清楚的事。
制剂技术带来药品新突破
传统制剂过程中，存在着因原料药粒径过大导致药品存在生物利用度低等缺点。“近期，我们多款药的药物制剂工艺处方的生物利用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青岛国海生物制药创始人、董事长朱仁宽说。
醋酸甲地孕酮分散片，是一种列入医保目录的常见药物，这款名为宜利治的药品为国内首个被批准的大剂量孕激素抗肿瘤药。“这款药之所以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关键之处在于用先进技术将原料药醋酸甲地孕酮进行超微粉化，其中90%以上的原料颗粒小于5微米，并制成分散片，克服了此品种生物利用度较低以及患者服用困难的难题，并进一步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有效。”刘喜一说。
生物利用度，是指药物经血管外途径给药后吸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相对量，代表着药物制剂中的活性药物被全身利用的程度。
研究人员尝试将超微粉化这项新兴工艺技术用到生物制药中，让物质经过超微粉碎后形成的粉体具有了良好的表面性能，最终的药物分散性和可溶解性更强。“生产工艺改进后，这款药的吸收更加迅速，溶出度也高于普通制剂10多个百分点。”刘喜一说。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研发的儿童药物也因为制剂技术的提升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刘喜一表示，其研发的名为宜利秒的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干混悬剂，主要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从药品成分来说，这是一款经典药物，但是独特的制剂技术使“老药换新颜”。
“虽然是一款老配方，但我们还是持续地研究如何在口感接受程度和药效形态等方面做得更好。一方面是口味上创新，研制出独家奶香口味，让小朋友喜欢这个味道，真正做到良药不苦口。另一方面在形态上创新，我们把这款药做成粉状物或粒状物，临用时加水振摇即可分散成混悬液供口服。使它在兼具有效性和化学稳定性外，还有沉降缓慢，沉降后轻轻振摇能再分散；混悬微粒的大小在长期贮存中保持不变；容易倾倒等物理特点。”刘喜一说。
制剂方面的创新和突破让青岛国海生物制药的相关技术获得发明专利，也让这款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有效、最安全的儿童退烧药。
在朱仁宽看来，我国要想实现原料药生产国向医药产业强国转型，就必须加强对药物制剂的研发，这样才能提高我国药物制剂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让我国的民众享受到便宜优质的好药。
李艳
【相关链接】
药物制剂门类众多
药物制剂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为人们生病的时候都离不开它。其大体分液体与固体制剂。液体制剂分为内服或外用液体制剂、注射剂和滴眼剂；固体制剂分为胶囊剂、片剂与包衣片。
内服或外用液体制剂，指将固体或液体药物在一定条件下溶解或分散在水、醇、脂肪油或甘油中，有时加入添加剂以增加药物的溶解度、分散度，增加产品的稳定性或改进其不良气味。
注射剂，也称针剂，是专供注入人体内的一种剂型。生产方法通常是将原料药溶于注射用水（或注射用油，或其他适当的溶剂）配成所需的浓度，用滤棒或微孔滤膜过滤，经灌封机灌注入安瓿（或输液瓶）。
滴眼剂，为直接用于眼部的外用无菌液体制剂，以水溶液为主。
片剂，指将原料药经研磨和筛分的粉末与辅料（赋形剂、崩解剂等）在混合机上混合均匀，加入适量润湿剂与黏合剂，在造粒机上制成颗粒，干燥后加润滑剂，在压片机上冲压成型。
包衣片，是用包衣机经过二次加工制成的糖衣片、肠溶片和薄膜包衣片等。
胶囊剂，有硬胶囊剂与软胶囊剂两种。硬胶囊剂是将原料药粉与辅料混合均匀填充于硬空心胶囊中而制成。软胶囊剂是将油类或对明胶无溶解作用的液体药物或混悬液封闭于圆形或椭圆形软胶囊中制成内服软型制剂。
气雾剂，则是将药物与抛射剂共同装于带有阀门的耐压容器中，使用时可定量地或不定量地以雾状形式喷出的制剂。
米迷
「毕业致辞」方新军：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甲骨文是如何一步步败走中国的？】
2019 年 5 月上旬，甲骨文对中国研发中心（CDC）进行了一场“瘦身”。约有 1600 名员工的 CDC，裁员 900 多人，其中超过 500 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甲骨文在中国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和苏州均设有研发中心，北京研发中心人数居首。
被裁岗位大多数是研发岗，销售等岗位依然保留，但也不排除下一步被裁的可能。
受裁员风波影响的甲骨文员工对此并不意外。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成果不被公司重视。
PingWest 品玩从甲骨文几位现员工和前员工中获知，甲骨文会迅速处理掉中国区边缘的研发工作。
大裁员被视作甲骨文事实上撤出中国的一个信号，这在意料之中。受“去 IOE”的影响，甲骨文的数据库业务在中国区节节败退。
“去 IOE”最早由甲骨文曾经的客户阿里巴巴发起。2008 年，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王坚加入阿里巴巴，任首席架构师。他向快速发展中的阿里巴巴提出了一个计划，研究和打造自己的专利软件，或者用开源方案减少对 IBM 小型机（I），Oracle 数据库（O）和 EMC 高端存储（E）的依赖。此前，由这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几乎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商用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
仅仅 5 年，阿里巴巴就完成了这一计划。在阿里巴巴核心的技术堆栈中，IBM、甲骨文和 EMC 的技术难寻踪迹。王坚如今是阿里巴巴的 CTO 和浙江省的人大代表。
2014 年，中国政府在国内银行采取“去 IOE”策略，推动相关国内公司的股票高涨。
最近几年，甲骨文的业务表现都不好。一位四年前离开甲骨文中国的高级技术人员告诉 PingWest 品玩，为了美化财报和迎合华尔街的分析师，甲骨文不得不裁员。
危机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在中国的加速崛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用云服务取代传统的数据中心。
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里森直到 2013 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推动整个公司朝云服务转变，把公司标语口号从“软硬件工作合作无间”改成了“集成的云应用和平台服务”，重点突出云计算业务的核心地位。
由于在云计算市场姗姗来迟，甲骨文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和美国以及国内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甲骨文中国副总裁吴承杨曾表示，2015 年，甲骨文依然是中国数据库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
“我们依然活着。”吴在 2016 年一个大会演讲时开玩笑道。
但是，数据库市场正在萎缩。据 Gartner 统计，商业数据库市场容量在 2014 年时接近 300 亿美元，但到 2021 年将下降至 220 亿美元。如今，开源和基于云的数据库正在迎头赶上。
作为一家公司，甲骨文依然会存活下去，但它在中国市场快走到了尽头。
中国公司正在替换掉来自甲骨文等公司的老旧系统，其中一个原因是节省维护费用。
中国科技公司一直抱怨，这些软件供应商的价格机制非常让人困惑以及不透明。其他原因包括，得不到足够的本地化支持，以及规模化方面的限制。在中国，科技行业发展非常迅速。科技公司需要规模化以服务更多的用户，这意味着老旧的解决方案难以满足需求。
但中国科技公司放弃了甲骨文这一类供应商的主要原因，部分原因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持续增加的摩擦，以及科技禁运的风险（正如华为当下所经历的），已经困扰国内的科技公司很长时间。
如今，国内科技公司已经摆脱了“国外科技更加先进”的迷信，转而支持国内的解决方案。国内的解决方案对国内的科技公司来说相对安全，更容易嵌入到原有的系统，当然相对来说也更便宜。一般来说，这种做法也符合科技行业现在的主流理念，比如独立研发、数据安全等。
发起了“去 IOE”革命的阿里巴巴，开发了自己的云计算服务，以及开源许多解决方案。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都成了阿里巴巴的云计算服务客户，进一步增强了这家公司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甲骨文曾经研究过“去 IOE”潮流，但却得出“中国公司只不过在重复造轮子”这样的结论，并且让客户选择它更成熟的技术方案。
赛迪网一篇文章援引IDC 的报告称，目前中国份额最多的三家云服务供应商，均是中国公司。2018 年上半年，阿里巴巴占据了整个市场 43% 的市场份额，连续三年维持第一。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约 50% 的中国上市公司以及 80% 的初创企业是阿里云的付费客户。腾讯云以 26% 的份额排名第二，而中国电信占据了 11% 的市场份额。
IDC的 报告中还提到，甲骨文的份额被归在“其他”，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占据着极少的市场份额。
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曾经世界一流的科技巨头所实行的高标准招聘制度，甲骨文中国的员工在中国科技职场圈里都非常吃香。那时中国科技产业刚开始展现潜力，但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科技从业者。许多中国名校毕业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相关领域的硕士，都倾向于加入甲骨文，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保证。
那样的时光早已远去，国内许多科技公司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代科技从业者。他们长期在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的前线拼搏。突然间，甲骨文曾经花费了主要精力在开发和维护老旧技术的员工，在市场上不再受欢迎。
如果将甲骨文最近的裁员与其他美国公司的裁员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上述模式的合理性。
早在 2012 年，国内智能手机行业开始繁荣之际，摩托罗拉就裁掉了北京办公室的大部分研发人员。许多被裁员工现在都在小米等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5年雅虎北京办公室的前雇员身上。当时，这家美国科技公司关掉了北京研发中心，受波及的雅虎员工非常受一波新成立的互联网初创公司的欢迎，以至于他们走出原来的办公室几步，就能找到一个新安排的招聘现场。
但现在，甲骨文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背后支持的风险资本一度无法跟上。甲骨文前员工遭遇厄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市场认为他们不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科技行业。
五月，被解雇的一名甲骨文前员工在 V2EX 上写，他从事技术客户服务已经快三年了，甲骨文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这让他不再擅长编程。“我对解雇补偿金很满意。”他写道，“然而，当我想到贷款，就感到非常低落，我的人生计划已经被改写了。”
2019 年 5 月上旬，甲骨文对中国研发中心（CDC）进行了一场“瘦身”。约有 1600 名员工的 CDC，裁员 900 多人，其中超过 500 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甲骨文在中国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和苏州均设有研发中心，北京研发中心人数居首。
被裁岗位大多数是研发岗，销售等岗位依然保留，但也不排除下一步被裁的可能。
受裁员风波影响的甲骨文员工对此并不意外。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成果不被公司重视。
PingWest 品玩从甲骨文几位现员工和前员工中获知，甲骨文会迅速处理掉中国区边缘的研发工作。
大裁员被视作甲骨文事实上撤出中国的一个信号，这在意料之中。受“去 IOE”的影响，甲骨文的数据库业务在中国区节节败退。
“去 IOE”最早由甲骨文曾经的客户阿里巴巴发起。2008 年，前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王坚加入阿里巴巴，任首席架构师。他向快速发展中的阿里巴巴提出了一个计划，研究和打造自己的专利软件，或者用开源方案减少对 IBM 小型机（I），Oracle 数据库（O）和 EMC 高端存储（E）的依赖。此前，由这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几乎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商用数据库系统市场份额。
仅仅 5 年，阿里巴巴就完成了这一计划。在阿里巴巴核心的技术堆栈中，IBM、甲骨文和 EMC 的技术难寻踪迹。王坚如今是阿里巴巴的 CTO 和浙江省的人大代表。
2014 年，中国政府在国内银行采取“去 IOE”策略，推动相关国内公司的股票高涨。
最近几年，甲骨文的业务表现都不好。一位四年前离开甲骨文中国的高级技术人员告诉 PingWest 品玩，为了美化财报和迎合华尔街的分析师，甲骨文不得不裁员。
危机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在中国的加速崛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用云服务取代传统的数据中心。
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里森直到 2013 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推动整个公司朝云服务转变，把公司标语口号从“软硬件工作合作无间”改成了“集成的云应用和平台服务”，重点突出云计算业务的核心地位。
由于在云计算市场姗姗来迟，甲骨文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和美国以及国内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甲骨文中国副总裁吴承杨曾表示，2015 年，甲骨文依然是中国数据库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
“我们依然活着。”吴在 2016 年一个大会演讲时开玩笑道。
但是，数据库市场正在萎缩。据 Gartner 统计，商业数据库市场容量在 2014 年时接近 300 亿美元，但到 2021 年将下降至 220 亿美元。如今，开源和基于云的数据库正在迎头赶上。
作为一家公司，甲骨文依然会存活下去，但它在中国市场快走到了尽头。
中国公司正在替换掉来自甲骨文等公司的老旧系统，其中一个原因是节省维护费用。
中国科技公司一直抱怨，这些软件供应商的价格机制非常让人困惑以及不透明。其他原因包括，得不到足够的本地化支持，以及规模化方面的限制。在中国，科技行业发展非常迅速。科技公司需要规模化以服务更多的用户，这意味着老旧的解决方案难以满足需求。
但中国科技公司放弃了甲骨文这一类供应商的主要原因，部分原因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持续增加的摩擦，以及科技禁运的风险（正如华为当下所经历的），已经困扰国内的科技公司很长时间。
如今，国内科技公司已经摆脱了“国外科技更加先进”的迷信，转而支持国内的解决方案。国内的解决方案对国内的科技公司来说相对安全，更容易嵌入到原有的系统，当然相对来说也更便宜。一般来说，这种做法也符合科技行业现在的主流理念，比如独立研发、数据安全等。
发起了“去 IOE”革命的阿里巴巴，开发了自己的云计算服务，以及开源许多解决方案。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都成了阿里巴巴的云计算服务客户，进一步增强了这家公司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甲骨文曾经研究过“去 IOE”潮流，但却得出“中国公司只不过在重复造轮子”这样的结论，并且让客户选择它更成熟的技术方案。
赛迪网一篇文章援引IDC 的报告称，目前中国份额最多的三家云服务供应商，均是中国公司。2018 年上半年，阿里巴巴占据了整个市场 43% 的市场份额，连续三年维持第一。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约 50% 的中国上市公司以及 80% 的初创企业是阿里云的付费客户。腾讯云以 26% 的份额排名第二，而中国电信占据了 11% 的市场份额。
IDC的 报告中还提到，甲骨文的份额被归在“其他”，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占据着极少的市场份额。
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曾经世界一流的科技巨头所实行的高标准招聘制度，甲骨文中国的员工在中国科技职场圈里都非常吃香。那时中国科技产业刚开始展现潜力，但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科技从业者。许多中国名校毕业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相关领域的硕士，都倾向于加入甲骨文，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保证。
那样的时光早已远去，国内许多科技公司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代科技从业者。他们长期在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的前线拼搏。突然间，甲骨文曾经花费了主要精力在开发和维护老旧技术的员工，在市场上不再受欢迎。
如果将甲骨文最近的裁员与其他美国公司的裁员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上述模式的合理性。
早在 2012 年，国内智能手机行业开始繁荣之际，摩托罗拉就裁掉了北京办公室的大部分研发人员。许多被裁员工现在都在小米等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5年雅虎北京办公室的前雇员身上。当时，这家美国科技公司关掉了北京研发中心，受波及的雅虎员工非常受一波新成立的互联网初创公司的欢迎，以至于他们走出原来的办公室几步，就能找到一个新安排的招聘现场。
但现在，甲骨文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背后支持的风险资本一度无法跟上。甲骨文前员工遭遇厄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市场认为他们不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科技行业。
五月，被解雇的一名甲骨文前员工在 V2EX 上写，他从事技术客户服务已经快三年了，甲骨文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这让他不再擅长编程。“我对解雇补偿金很满意。”他写道，“然而，当我想到贷款，就感到非常低落，我的人生计划已经被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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