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润庙岭开新花！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第一书记王锡兵法治扶贫纪事】“看嘛，这些农产品都是村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抓紧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9月18日，在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村委会广场开展的农产品展销会上，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忙着向企业推销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一心为村民“带货”。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执着“钠”十年 钠离子电池迎来“破晓”】“如果失败了呢？”
“成与不成，这辈子只干这一件事。”
当众多人聚焦锂离子电池的时候，他把目光转向了“冷门”的钠离子电池，这“一眼”就是10年，也是这“一眼”打开了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大门。此时的胡勇胜，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还是中科海钠的创始人。
不久前，中科海钠生产的全球首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钠离子电池实现量产，目前电芯产能可达30万只/月。
全球首辆钠离子电池低速电动车亮相中科院物理所九十周年所庆 胡勇胜供图
从“一枝独秀”到“珠联璧合”
历经200余年的电池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迎来“大浪淘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众多二次电池中，锂离子电池率先抓住机遇强劲发展。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电化学规模储能示范项目中，锂离子电池的占比高达80%。
然而锂离子电池却面临无法回避的“天花板”。“在二次电池中，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虽是最好，但锂资源的储量有限，且70%分布在南美洲，而目前我国80%锂资源依赖进口。锂离子电池难以兼顾电动汽车和电网储能两大产业。”胡勇胜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枝独秀”的锂离子电池已无法全面改变传统能源结构，“百花齐放”的二次电池中，替代或补充锂离子电池的储能技术成为国际新能源技术的竞争热点。
不仅如此，曾经的“主力队员”铅酸电池因其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及无法满足新国标标准面临“退役”问题，2019年4 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含电池）不高于55kg，但目前市场上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重量普遍超70kg。
“目前碳酸锂大概4万元/吨，如果用锂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成本将大幅上涨。而碳酸钠平均仅有2千元/吨，用钠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的优势显而易见。”胡勇胜告诉记者。
在胡勇胜看来，钠离子电池具备低成本、长寿命和高安全性能等优势，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锂离子电池的补充，缓解锂资源短缺的问题，还能逐步替代环境污染严重的铅酸电池，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钠离子电池巨大的储能市场还包括光伏、风能等新能源接入储存系统。据了解，2018年我国弃光、弃风、弃水电量共计1022亿度电。胡勇胜指出：“储能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环节，钠离子电池因其成本及资源优势将在大规模储能市场中大有作为。”
“此外，钠离子电池凭借其诸多优势还有望在低速电动车、电动船、数据中心、通讯基站、家庭/工业储能领域快速发展。”胡勇胜表示。
中科院物理所和中科海钠设计制造的全球首辆钠离子电池低速电动车 胡勇胜供图
“要做用户最需要的”
近年来，国际领域纷纷加码钠离子电池研发。2020年，美国能源部明确将钠离子电池作为储能电池的发展体系；欧盟储能计划“电池2030”项目将钠离子电池列在非锂离子电池体系的首位。
实际上，在胡勇胜团队开展钠离子电池研究时，虽然钠离子电池不是热门领域，但已有其他团队在研究，但胡勇胜给自己定了“做科研就要做用得上的研究，做用户最需要的钠离子电池”的目标。
“我们要做老百姓能买得起的低成本、高安全的电池。”为此，降低电池正负极材料成本成为胡勇胜团队首先思考的重要课题。实际上，目前锂离子电池常用的活性元素是Ni和Co，但成本较高，能否找到又有活性成本又低的元素替代呢？通过不断的研究，胡勇胜团队惊喜地发现Cu在钠离子电池中不但具有活性，而且成本只有Co的1/4和Ni的1/2，正是替代Ni和Co的“完美”元素，经过多年的探索，胡勇胜团队最终成功研制出Cu基钠离子层状氧化物正级材料。
挑战接踵而至，能否降低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成本呢？“当时，石墨作为成熟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却几乎不具备储钠能力；无定形硬碳是众多研究的焦点，但价格较高。通过对碳源前驱体进行调研，我们发现无烟煤的成本平均1800元/吨，如果用无烟煤制备无定形碳负极材料将有利于大幅降低电池成本。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立即开始实验，最终研制出了无烟煤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胡勇胜回忆道。
在团队成员、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陆雅翔看来，成功降低钠离子电池成本的关键在于敢于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在当时，国内外对钠离子电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借鉴锂离子电池的研发思路，所以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没有跟随大家的脚步，而是另辟蹊径，大胆尝试，挑战别人忽视的、认为不可能的道路。”
在攻克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成本问题后，胡勇胜团队继续深入挖掘钠离子电池的其他优势，发现钠离子电池不仅拥有更好的安全性，在遇到零下40度的低温时，钠离子电池汽车还能释放80%的电量，比锂离子电池汽车更加“耐寒”。“此外，钠离子电池汽车充电速度更快，仅需20分钟，接下来将挑战10分钟的充电速度。”胡勇胜告诉记者。
对于电池制备而言，建立完整的生产线不仅重要而且投资巨大，值得一提的是，钠离子电池可以直接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无需重建。“不久前，我们使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生产了8万支钠离子电池。正因为可以直接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钠离子电池市场化的速度将更快，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也无比感激。“胡勇胜表示。
目前，胡勇胜团队在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等关键材料体系和电芯制造、装配工艺等工程技术上都已具备完全自主研发能力，产品核心专利已获得中国、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授权。
中科院物理所和中科海钠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座百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胡勇胜供图
眼前有产业 脚下有科研
实际上，胡勇胜与物理所的缘分已有20年。2001年，胡勇胜便来到物理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立泉院士，也正是这一份师生谊改变了胡勇胜未来的职业生涯。
博士毕业后，胡勇胜先后到德国和美国进修，就在完成学业之时，陈立泉联系胡勇胜，希望他能回到物理所工作。
“我毫不犹豫地就回来了，因为我的导师和团队凝聚力。陈老师始终心系国家能源安全，从长远出发推动电动中国梦想的实现，不畏困难，敢于挑战，这种家国情怀和科研精神令我敬佩。此外，陈老师满心栽培学生，他带领下的团队有激情、有梦想、有情怀，我非常喜欢团队的科研氛围。”胡勇胜回忆道。
在当时，团队成员都为自己设定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做用户最需要的钠离子电池，这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正是胡勇胜为自己定的目标。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随着国家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外，中科院也提供了很好的科研平台和转化平台，作为科研人员，如果我们还不能做出点成绩，就真的太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师了。”胡勇胜坦言，“实际上，我也想过可能失败，但如果大家都在观望一个领域时，它可能是机遇，如果大家都已经开始做了，可能它就不再是机会了。”
树立目标容易，将目标变成现实并非易事。付诸实践的头几年，是胡勇胜最困难也最难忘的时光。“由于国际上关于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很多要从零开始。那些年，我们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地研究钠离子电池技术，’早晨捧着希望来，晚上带着失望归是常态，那是研发最困苦的时期，也是我最安静思考且难忘的时光，这为钠离子电池成功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勇胜回忆时感慨道。
在胡勇胜看来，产业化与做科研完全不同，“基础研究强调前沿性，而产业化要做以用户为导向和市场需要的产品，不能为了新而新。此外，实验室研究阶段很多问题是看不见的，而当进入工程化阶段后，要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寻找投资人和合作者，为科研成果注入转化资本，是每个科研成果转化征程中的必经且不易之路。产业化初期，出差作报告、谈合作、找厂家是胡勇胜的常态，为此他幽默地说道：“那些年，我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
在陆雅翔看来，不管再忙，胡勇胜都会“挤”时间思考电池的技术研究，跟团队探讨灵感和难点，“胡老师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即使再忙他都会利用零碎的时间阅读最新文献，关注科研最新动态，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勤奋和科研热情也激励着团队。”
随着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优越性能和低廉成本逐渐被国内外所认可，胡勇胜也从最初的主动找合作，转变为越来越的合作“找上门”，产业化的“羊肠小道”逐渐走成了“康庄大道”。
十年磨一剑，今年，是胡勇胜团队深耕钠离子电池的第10年，也是中科海钠市场化的“破晓”之刻，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期待钠离子电池走进寻常百姓家，期待钠离子电池成为守护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力军”，“但科研是产业化的基础，在带领团队产业化的同时，还必须潜心科研，为钠离子电池实现充电更快、能量密度更大、安全性更高、成本更低的未来夯实基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胡勇胜感慨道。
“成与不成，这辈子只干这一件事。”
当众多人聚焦锂离子电池的时候，他把目光转向了“冷门”的钠离子电池，这“一眼”就是10年，也是这“一眼”打开了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大门。此时的胡勇胜，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还是中科海钠的创始人。
不久前，中科海钠生产的全球首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钠离子电池实现量产，目前电芯产能可达30万只/月。
全球首辆钠离子电池低速电动车亮相中科院物理所九十周年所庆 胡勇胜供图
从“一枝独秀”到“珠联璧合”
历经200余年的电池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迎来“大浪淘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众多二次电池中，锂离子电池率先抓住机遇强劲发展。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电化学规模储能示范项目中，锂离子电池的占比高达80%。
然而锂离子电池却面临无法回避的“天花板”。“在二次电池中，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虽是最好，但锂资源的储量有限，且70%分布在南美洲，而目前我国80%锂资源依赖进口。锂离子电池难以兼顾电动汽车和电网储能两大产业。”胡勇胜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枝独秀”的锂离子电池已无法全面改变传统能源结构，“百花齐放”的二次电池中，替代或补充锂离子电池的储能技术成为国际新能源技术的竞争热点。
不仅如此，曾经的“主力队员”铅酸电池因其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及无法满足新国标标准面临“退役”问题，2019年4 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含电池）不高于55kg，但目前市场上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重量普遍超70kg。
“目前碳酸锂大概4万元/吨，如果用锂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成本将大幅上涨。而碳酸钠平均仅有2千元/吨，用钠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的优势显而易见。”胡勇胜告诉记者。
在胡勇胜看来，钠离子电池具备低成本、长寿命和高安全性能等优势，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锂离子电池的补充，缓解锂资源短缺的问题，还能逐步替代环境污染严重的铅酸电池，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钠离子电池巨大的储能市场还包括光伏、风能等新能源接入储存系统。据了解，2018年我国弃光、弃风、弃水电量共计1022亿度电。胡勇胜指出：“储能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环节，钠离子电池因其成本及资源优势将在大规模储能市场中大有作为。”
“此外，钠离子电池凭借其诸多优势还有望在低速电动车、电动船、数据中心、通讯基站、家庭/工业储能领域快速发展。”胡勇胜表示。
中科院物理所和中科海钠设计制造的全球首辆钠离子电池低速电动车 胡勇胜供图
“要做用户最需要的”
近年来，国际领域纷纷加码钠离子电池研发。2020年，美国能源部明确将钠离子电池作为储能电池的发展体系；欧盟储能计划“电池2030”项目将钠离子电池列在非锂离子电池体系的首位。
实际上，在胡勇胜团队开展钠离子电池研究时，虽然钠离子电池不是热门领域，但已有其他团队在研究，但胡勇胜给自己定了“做科研就要做用得上的研究，做用户最需要的钠离子电池”的目标。
“我们要做老百姓能买得起的低成本、高安全的电池。”为此，降低电池正负极材料成本成为胡勇胜团队首先思考的重要课题。实际上，目前锂离子电池常用的活性元素是Ni和Co，但成本较高，能否找到又有活性成本又低的元素替代呢？通过不断的研究，胡勇胜团队惊喜地发现Cu在钠离子电池中不但具有活性，而且成本只有Co的1/4和Ni的1/2，正是替代Ni和Co的“完美”元素，经过多年的探索，胡勇胜团队最终成功研制出Cu基钠离子层状氧化物正级材料。
挑战接踵而至，能否降低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成本呢？“当时，石墨作为成熟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却几乎不具备储钠能力；无定形硬碳是众多研究的焦点，但价格较高。通过对碳源前驱体进行调研，我们发现无烟煤的成本平均1800元/吨，如果用无烟煤制备无定形碳负极材料将有利于大幅降低电池成本。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立即开始实验，最终研制出了无烟煤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胡勇胜回忆道。
在团队成员、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陆雅翔看来，成功降低钠离子电池成本的关键在于敢于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在当时，国内外对钠离子电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借鉴锂离子电池的研发思路，所以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没有跟随大家的脚步，而是另辟蹊径，大胆尝试，挑战别人忽视的、认为不可能的道路。”
在攻克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成本问题后，胡勇胜团队继续深入挖掘钠离子电池的其他优势，发现钠离子电池不仅拥有更好的安全性，在遇到零下40度的低温时，钠离子电池汽车还能释放80%的电量，比锂离子电池汽车更加“耐寒”。“此外，钠离子电池汽车充电速度更快，仅需20分钟，接下来将挑战10分钟的充电速度。”胡勇胜告诉记者。
对于电池制备而言，建立完整的生产线不仅重要而且投资巨大，值得一提的是，钠离子电池可以直接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无需重建。“不久前，我们使用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生产了8万支钠离子电池。正因为可以直接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钠离子电池市场化的速度将更快，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也无比感激。“胡勇胜表示。
目前，胡勇胜团队在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等关键材料体系和电芯制造、装配工艺等工程技术上都已具备完全自主研发能力，产品核心专利已获得中国、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授权。
中科院物理所和中科海钠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座百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 胡勇胜供图
眼前有产业 脚下有科研
实际上，胡勇胜与物理所的缘分已有20年。2001年，胡勇胜便来到物理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立泉院士，也正是这一份师生谊改变了胡勇胜未来的职业生涯。
博士毕业后，胡勇胜先后到德国和美国进修，就在完成学业之时，陈立泉联系胡勇胜，希望他能回到物理所工作。
“我毫不犹豫地就回来了，因为我的导师和团队凝聚力。陈老师始终心系国家能源安全，从长远出发推动电动中国梦想的实现，不畏困难，敢于挑战，这种家国情怀和科研精神令我敬佩。此外，陈老师满心栽培学生，他带领下的团队有激情、有梦想、有情怀，我非常喜欢团队的科研氛围。”胡勇胜回忆道。
在当时，团队成员都为自己设定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做用户最需要的钠离子电池，这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正是胡勇胜为自己定的目标。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随着国家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外，中科院也提供了很好的科研平台和转化平台，作为科研人员，如果我们还不能做出点成绩，就真的太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师了。”胡勇胜坦言，“实际上，我也想过可能失败，但如果大家都在观望一个领域时，它可能是机遇，如果大家都已经开始做了，可能它就不再是机会了。”
树立目标容易，将目标变成现实并非易事。付诸实践的头几年，是胡勇胜最困难也最难忘的时光。“由于国际上关于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很多要从零开始。那些年，我们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地研究钠离子电池技术，’早晨捧着希望来，晚上带着失望归是常态，那是研发最困苦的时期，也是我最安静思考且难忘的时光，这为钠离子电池成功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勇胜回忆时感慨道。
在胡勇胜看来，产业化与做科研完全不同，“基础研究强调前沿性，而产业化要做以用户为导向和市场需要的产品，不能为了新而新。此外，实验室研究阶段很多问题是看不见的，而当进入工程化阶段后，要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酒香也怕巷子深，寻找投资人和合作者，为科研成果注入转化资本，是每个科研成果转化征程中的必经且不易之路。产业化初期，出差作报告、谈合作、找厂家是胡勇胜的常态，为此他幽默地说道：“那些年，我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
在陆雅翔看来，不管再忙，胡勇胜都会“挤”时间思考电池的技术研究，跟团队探讨灵感和难点，“胡老师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即使再忙他都会利用零碎的时间阅读最新文献，关注科研最新动态，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勤奋和科研热情也激励着团队。”
随着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优越性能和低廉成本逐渐被国内外所认可，胡勇胜也从最初的主动找合作，转变为越来越的合作“找上门”，产业化的“羊肠小道”逐渐走成了“康庄大道”。
十年磨一剑，今年，是胡勇胜团队深耕钠离子电池的第10年，也是中科海钠市场化的“破晓”之刻，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期待钠离子电池走进寻常百姓家，期待钠离子电池成为守护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力军”，“但科研是产业化的基础，在带领团队产业化的同时，还必须潜心科研，为钠离子电池实现充电更快、能量密度更大、安全性更高、成本更低的未来夯实基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胡勇胜感慨道。
【建功在“高屋”！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邢晓的扶贫故事】从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到田间地头，从繁华城市到偏僻乡村，在偏远农村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迅速转变角色，不仅踏遍村中的沟沟坎坎，还结合当地实情，发挥自己政法干部的专业优势，在基层一线摸情况、抓党建、谋发展，带着群众在脱贫之路上大步向前。
他是邢晓，市委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处干部，去年3月，受组织选派成为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高屋村全村100户贫困户在2019年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如何在现阶段激活各类要素，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巩固脱贫成果，让老百姓的腰包一直鼓下去，是邢晓这一年多来一直放在心间且不断取得突破的事情。
“邢书记很热心，实打实为我们解决难题，想事情也总能想到我们前头，我们相信他。”提起邢晓，贫困户陈开理这样评价。
短短一年多时间，在村民中有这样的口碑，足见邢晓没少下力，没少流汗。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提升整村凝聚力
初到高屋村，村民们对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总觉得他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不懂农村实情。但没过多久，大家对邢晓的看法就变了。“他到农户家中总是笑呵呵的，待人热情有亲和力，完全没有架子。”高屋村村主任谭洪敏介绍。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现在我把自己当成高屋人，你们有啥子事情跟我说嘛。”这是邢晓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驻村没多久，他就先从党员干部入手，主动上门交底谈心。通过一次次的走访，邢晓发现，全村在基层党建方面，虽然“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但由于全村党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流动党员较多，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于是，邢晓带着驻村工作队通过积极联系，首先将联合党建作为创新党组织活动的抓手，激发党员活力。目前，已经与上海上药集团旗下信谊医药公司及重庆药交所联合党支部、重庆市建工集团旗下安装公司党支部、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党支部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了联合党建。
“联合党建活动中，通过慰问贫困户、消费扶贫、物质捐赠、座谈交流等形式，农村党员参与度明显得到了提升，之前参加普通党建每次最多十几人，现在搞活动，只要在村的党员都会参加。”邢晓介绍道。
通过联合党建活动，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展现出社会担当，有向村卫生室捐赠雾化呼吸治疗设备及药品的，有捐赠太阳能路灯用于亮化村内道路的，也有捐赠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的，提升了村级医疗保障能力、村内人居环境，以及村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能力。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高屋村还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严格“三会一课”组织生活纪律等，将党员牢牢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并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逐一进行讲解。目前，通过队伍调整，高屋村实现了干部整体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年龄结构日趋合理，激发了党组织活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高屋村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稳定增收村企发展打牢脱贫根基
“扶贫，只有心贴心地去扶，才能急贫困户所急，想贫困户所想，解贫困户所难，才能用切实的帮扶方案，帮助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扶到他们心坎上。”邢晓深刻感受到，要实现真正脱贫，必须开对“药方子”，把“输血扶贫”变成“造血扶贫”。毕竟，输血只是一时，造血才是一世。不能让大家腰包仅鼓一时，而要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
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与平桥镇场镇相连，毗邻银白高速、紧邻303省道，交通便利，村民外出务工较多，本村农业发展滞后，村内特色种植业优势不突出，养殖业规模小且分散，带富能力有限。
通过党支部组织活动，以及上门走访，邢晓发现，受之前在村内实施的如葡萄、种猪养殖等私人投资项目均以失败告终的影响，村民在全村发展上态度较为消极。
“私人来搞真的不靠谱，看到发展不行，之前承诺的啥子回收、啥子补助全部不算数，而且说不弄都不弄了，种在地里的葡萄、竹子还要我们农户自己去处理，你现在要搞产业，一般的规模，大家肯定不会支持了。”在专门讨论产业发展的支委扩大会上，农业社社长黄琼直言不讳地说道。
“村里基本每家都种红苕，也做红苕粉，但大家零零星星地做，卖出去也是别人以最低价格收，我们也没得啥子讨价还价的空间。”贫困户徐明洪家一直以红苕粉作为主业，一年要加工两千多斤红苕粉条，但收入始终上不去。
发现问题，才能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对策。“打赢脱贫攻坚战，选好产业发展方向是关键。方向肯定是选择基础好的红苕种植加工业，但是规模怎么扩大，要发展多大，加工业发展有无可行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邢晓说，当时，面对这些担忧，他心里也没底。但是，既然来到了高屋村，就得乘风破浪为当地村民解决问题。
于是，邢晓开始带着驻村工作队加强走访，深入每个农户家中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再精准分析，并通过多方协调，本着“借船出海”的思路，到土坎镇（现与羊角镇合并）等武隆区老牌红苕粉产业基地调研，积极与有投资和技术支撑能力的企业对接、探讨，还努力争取市级项目支持，打好产业基础。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共同打出系列组合拳，前前后后奔波了3个月，今年7月底，终于有成效了：争取到全国产业强镇项目落户武隆区平桥镇，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同时，推动武隆区两家国企、高屋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参与出资，成立了金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平桥镇建立年加工能力2500吨的红苕粉加工厂；此外，全村流转土地2500亩用于打造红苕种植示范园，全平桥镇总体发展10000亩用于种植红苕。
“在村支两委主持下，目前，高屋村全村贫困户土地由集体流转，每年每亩向贫困户支付500元流转费，地里种的红苕也由其自行采摘，企业按照市场价回收，红苕粉加工厂用工也优先选择贫困户。”邢晓高兴地说道，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组织资金投资企业发展，让全村受益，进一步打牢脱贫根基，有效降低了返贫风险。
“这次由村里集体参与的产业看起像那么回事，跟以前那些不靠谱的私人老板搞的大不一样，我们放心了！”前不久，在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所有干部共同开展的红苕种植面积核对工作中，贫困户陈开理站在自家地里，看着个大肥硕的红苕，满意地对村干部说道：“今年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法治扶贫拟定用工协议保障农民权益
作为市委政法委选派的干部，邢晓有着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村里时间久了，村民对他的信任倍增，大小事情都来找他，难事急事也都让他出主意、想办法。
驻村工作以来，邢晓接待了不少村民到便民服务中心处理矛盾纠纷，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类比较容易协调的，也有与农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较难协调的，尤其是农户之间的雇佣纠纷。
在农村，很多农户会相互邀约种地、建房，形成一种雇佣关系。但由于大多农户之间都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所以大家在雇佣关系上不太好意思形成书面材料，都是进行口头约定。
“基于口头约定的雇佣关系，很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纠纷：一是用工期间出现意外情况，二是用工结束后的佣金结算。”邢晓说道，高屋村就出现过这样一起纠纷。
村内贫困户周忠（化名）家养了两头骡子，经常在村内开展二次搬运业务。今年4月，周忠到村委会反映，他去年在邻村接了一个二次搬运业务，活儿做完了，雇佣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工钱。村委会知晓后，多次与雇佣方沟通，但由于当时周忠与其只是口头约定，雇佣方甚至想赖账。
“虽然最后通过邻村村委会不断做工作，今年7月，周忠的二次搬运费用得以结清。但这个事情给我触动太大了。”邢晓说，不能再让这类情况继续发生。于是，邢晓带领驻村工作队，会同村委会以及平桥镇法律援助律师，共同商议拟定了高屋村村民雇佣协议，协议对工作任务、雇佣费用、意外伤害、责任划分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并要求协议一式三份，用工双方各持一份，村委会备案一份，以备出现纠纷，村委会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协调化解。
“雇佣协议推行以来，村委会加大宣传，目前已备案雇佣协议12份，机制运行良好。”邢晓介绍道。
驻村帮扶一年多来，邢晓以满腔热忱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带领驻村帮扶工作队吃住在村，用汗水和真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基层扶贫扶的是产业、聚的是人心。只要我们把群众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放在心上，群众也会把我们放在心上。”邢晓说，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巩固高屋村脱贫成效，乘上“乡村振兴”的快车，以产业兴旺为核心，带动高屋发展治理全面提档升级，让村内越来越干净、美丽，让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记者 杨雪）
他是邢晓，市委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处干部，去年3月，受组织选派成为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高屋村全村100户贫困户在2019年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如何在现阶段激活各类要素，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巩固脱贫成果，让老百姓的腰包一直鼓下去，是邢晓这一年多来一直放在心间且不断取得突破的事情。
“邢书记很热心，实打实为我们解决难题，想事情也总能想到我们前头，我们相信他。”提起邢晓，贫困户陈开理这样评价。
短短一年多时间，在村民中有这样的口碑，足见邢晓没少下力，没少流汗。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提升整村凝聚力
初到高屋村，村民们对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总觉得他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不懂农村实情。但没过多久，大家对邢晓的看法就变了。“他到农户家中总是笑呵呵的，待人热情有亲和力，完全没有架子。”高屋村村主任谭洪敏介绍。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现在我把自己当成高屋人，你们有啥子事情跟我说嘛。”这是邢晓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驻村没多久，他就先从党员干部入手，主动上门交底谈心。通过一次次的走访，邢晓发现，全村在基层党建方面，虽然“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但由于全村党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流动党员较多，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于是，邢晓带着驻村工作队通过积极联系，首先将联合党建作为创新党组织活动的抓手，激发党员活力。目前，已经与上海上药集团旗下信谊医药公司及重庆药交所联合党支部、重庆市建工集团旗下安装公司党支部、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党支部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了联合党建。
“联合党建活动中，通过慰问贫困户、消费扶贫、物质捐赠、座谈交流等形式，农村党员参与度明显得到了提升，之前参加普通党建每次最多十几人，现在搞活动，只要在村的党员都会参加。”邢晓介绍道。
通过联合党建活动，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展现出社会担当，有向村卫生室捐赠雾化呼吸治疗设备及药品的，有捐赠太阳能路灯用于亮化村内道路的，也有捐赠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的，提升了村级医疗保障能力、村内人居环境，以及村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能力。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高屋村还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严格“三会一课”组织生活纪律等，将党员牢牢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并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逐一进行讲解。目前，通过队伍调整，高屋村实现了干部整体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年龄结构日趋合理，激发了党组织活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高屋村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稳定增收村企发展打牢脱贫根基
“扶贫，只有心贴心地去扶，才能急贫困户所急，想贫困户所想，解贫困户所难，才能用切实的帮扶方案，帮助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扶到他们心坎上。”邢晓深刻感受到，要实现真正脱贫，必须开对“药方子”，把“输血扶贫”变成“造血扶贫”。毕竟，输血只是一时，造血才是一世。不能让大家腰包仅鼓一时，而要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
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与平桥镇场镇相连，毗邻银白高速、紧邻303省道，交通便利，村民外出务工较多，本村农业发展滞后，村内特色种植业优势不突出，养殖业规模小且分散，带富能力有限。
通过党支部组织活动，以及上门走访，邢晓发现，受之前在村内实施的如葡萄、种猪养殖等私人投资项目均以失败告终的影响，村民在全村发展上态度较为消极。
“私人来搞真的不靠谱，看到发展不行，之前承诺的啥子回收、啥子补助全部不算数，而且说不弄都不弄了，种在地里的葡萄、竹子还要我们农户自己去处理，你现在要搞产业，一般的规模，大家肯定不会支持了。”在专门讨论产业发展的支委扩大会上，农业社社长黄琼直言不讳地说道。
“村里基本每家都种红苕，也做红苕粉，但大家零零星星地做，卖出去也是别人以最低价格收，我们也没得啥子讨价还价的空间。”贫困户徐明洪家一直以红苕粉作为主业，一年要加工两千多斤红苕粉条，但收入始终上不去。
发现问题，才能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对策。“打赢脱贫攻坚战，选好产业发展方向是关键。方向肯定是选择基础好的红苕种植加工业，但是规模怎么扩大，要发展多大，加工业发展有无可行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邢晓说，当时，面对这些担忧，他心里也没底。但是，既然来到了高屋村，就得乘风破浪为当地村民解决问题。
于是，邢晓开始带着驻村工作队加强走访，深入每个农户家中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再精准分析，并通过多方协调，本着“借船出海”的思路，到土坎镇（现与羊角镇合并）等武隆区老牌红苕粉产业基地调研，积极与有投资和技术支撑能力的企业对接、探讨，还努力争取市级项目支持，打好产业基础。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共同打出系列组合拳，前前后后奔波了3个月，今年7月底，终于有成效了：争取到全国产业强镇项目落户武隆区平桥镇，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同时，推动武隆区两家国企、高屋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参与出资，成立了金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平桥镇建立年加工能力2500吨的红苕粉加工厂；此外，全村流转土地2500亩用于打造红苕种植示范园，全平桥镇总体发展10000亩用于种植红苕。
“在村支两委主持下，目前，高屋村全村贫困户土地由集体流转，每年每亩向贫困户支付500元流转费，地里种的红苕也由其自行采摘，企业按照市场价回收，红苕粉加工厂用工也优先选择贫困户。”邢晓高兴地说道，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组织资金投资企业发展，让全村受益，进一步打牢脱贫根基，有效降低了返贫风险。
“这次由村里集体参与的产业看起像那么回事，跟以前那些不靠谱的私人老板搞的大不一样，我们放心了！”前不久，在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所有干部共同开展的红苕种植面积核对工作中，贫困户陈开理站在自家地里，看着个大肥硕的红苕，满意地对村干部说道：“今年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法治扶贫拟定用工协议保障农民权益
作为市委政法委选派的干部，邢晓有着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村里时间久了，村民对他的信任倍增，大小事情都来找他，难事急事也都让他出主意、想办法。
驻村工作以来，邢晓接待了不少村民到便民服务中心处理矛盾纠纷，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类比较容易协调的，也有与农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较难协调的，尤其是农户之间的雇佣纠纷。
在农村，很多农户会相互邀约种地、建房，形成一种雇佣关系。但由于大多农户之间都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所以大家在雇佣关系上不太好意思形成书面材料，都是进行口头约定。
“基于口头约定的雇佣关系，很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纠纷：一是用工期间出现意外情况，二是用工结束后的佣金结算。”邢晓说道，高屋村就出现过这样一起纠纷。
村内贫困户周忠（化名）家养了两头骡子，经常在村内开展二次搬运业务。今年4月，周忠到村委会反映，他去年在邻村接了一个二次搬运业务，活儿做完了，雇佣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工钱。村委会知晓后，多次与雇佣方沟通，但由于当时周忠与其只是口头约定，雇佣方甚至想赖账。
“虽然最后通过邻村村委会不断做工作，今年7月，周忠的二次搬运费用得以结清。但这个事情给我触动太大了。”邢晓说，不能再让这类情况继续发生。于是，邢晓带领驻村工作队，会同村委会以及平桥镇法律援助律师，共同商议拟定了高屋村村民雇佣协议，协议对工作任务、雇佣费用、意外伤害、责任划分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并要求协议一式三份，用工双方各持一份，村委会备案一份，以备出现纠纷，村委会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协调化解。
“雇佣协议推行以来，村委会加大宣传，目前已备案雇佣协议12份，机制运行良好。”邢晓介绍道。
驻村帮扶一年多来，邢晓以满腔热忱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带领驻村帮扶工作队吃住在村，用汗水和真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基层扶贫扶的是产业、聚的是人心。只要我们把群众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放在心上，群众也会把我们放在心上。”邢晓说，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巩固高屋村脱贫成效，乘上“乡村振兴”的快车，以产业兴旺为核心，带动高屋发展治理全面提档升级，让村内越来越干净、美丽，让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记者 杨雪）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