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理想主义是一场深含孔孟之道最原初的样子的献礼。有时，理想主义就是剩下悲凉而宿命的荒谬。

如果理想一开始就是错的，那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不合时宜。而作为一个真正愿意在这样的混乱中，为一个目标披荆斩棘的人，无论他立场如何，几乎都不会是完全功利主义。

我们身边的有些人，从头到尾，利字当头，当得坦坦荡荡，当得深谋远虑。但是也有个别人，在某些时刻，也毫无例外的露出了理想主义特有的高远和牺牲。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相比起功利主义，反倒是理想主义者之间更难做出统一。功利主义者，本质上都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就像功利主义者，再看不上对方，捏着鼻子也能凑成一局。但理想主义者不行，理想本身也好、如何实现也好，但凡有一个环节不对，那崩盘之日便在朝夕。所谓的不择手段实现目标，其实最终只会发生在功利主义者身上，对理想主义者来说，不择手段绝对无法真正持久——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摧毁理想的了。

正如米开朗琪罗绝不会如达芬奇一样和光同尘，这太难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就着《天下长河》，再说两句清的好话哈：

第一、清的内阁也好，军机处也好，一般不会是纯文官垄断的，除了最后阶段只剩下奕劻这种啥也不会只会捞钱的。中前期的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常常有武将，或者文官也常常带过兵，所以能保持比较好的文武平衡。

第二、打破了历朝历代的确立继承人中的“立嫡/立长”之争，实现了行之有效的“立贤”制。避免了这个问题上的很多扯皮。基本避免了宦官外戚干政。

第三、基本保持了较低的名义税率（苛捐杂税每个朝代都有，之前也不会更少），基本建立了合理的官员薪酬和养廉银制度（贪污每朝都有，薪资不健全的朝代也不会更好），尽最大努力让税赋在官、富人和穷人之间公平分配，并抑制土地集中。尽可能取消了强制劳役，改为雇佣制。

我认同清入关对于中国在文化上有中世纪取代希腊罗马的感觉。但人类的科学和治理技术总会随着时间进步，这不需要清朝统治者特别有智慧和善意。即便是对比中世纪欧洲和罗马，也没人能否认蛮族国家的很多制度比罗马更进步甚至更文明了。

#天下长河#

钱穆先生：如是大道是自然的、常然的、当然的、浑然的

中国思想里已把一切物的个别观把来融化了，泯灭了，只存有一动。这一动，便把有生命界与无生命界融成一片了。任你有生也好，无生也好，都只是一动，都不能跳出动的范围。如此则没有所谓死生，所以说死生犹昼夜，因昼夜也都在一动的过程中。如此亦复无物我天人之别，因物我天人，也已尽融入此一动的概念之中了。 此一动亦可称为道，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 此道莫之为而为，所以不论其开头。此道又是无所为而为，所以不论其结束。没有开头，没有结束，永古永今，上天下地，只是一动，此动不息不已不二，因此是至健的，同时是至诚的。 试问不是至健，不是至诚，又如何能永此终古不息不已不二地动呢？这一个道的不息不二至健至诚，也可说是这一道之内在的性，也可说是其外表的德。如此则一个道体便赋与了他的德性，其实德性也非外加的，只是就此道而形容之而已。仍只是就此现象而加之以一种述说与描写。……

 



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 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

上面说过，从道（空慧）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 如是道既是自然的，常然的。同时也是当然的，必然的。而且，又是浑然的。因此，中国思想不妨称为唯道论。

把这一个道切断分开看，便有时代，有万物。这些万物处在这些时代，从其自身内部说，各有他们的性。从其外面四围说，各有他们的命。要性命合看，始是他当下应处之道。从个别的一物看，可以失其性命，可以不合道。从道的全体看，将没有一物不得其性命与不合道。 

只有人类，尤其是人类中最聪明的圣人，明白得这道理，所以说君子无人而不自得。自诚明，自明诚，成己成人成物而赞天地之化育。

 ——钱穆先生《湖上闲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