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超话]# 新书介绍丨英国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家、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在 事业巅峰之际，突然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搬到了东安格利亚。广袤而灵动的原野给了他全新的视野和启迪，也唤醒了他被疾病尘封已久的对自然的热爱与激情。

他住在橡木小屋中，与猫咪为伴，他远足、观鸟、探寻奇异的动植物，年过半百他结识了人生伴侣波莉，在爱人的鼓励下，他重新开始写作，万物在他眼中又鲜活起来，他摆脱了抑郁的困扰，重新投入自然的怀抱。他细心观察，尊重和敬畏每一个生命，思考着文化与自然的边界、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梅比的文字恰如威廉·布莱克的诗句所言“一沙见世界”。

✲[抱一抱]从自然中寻求平静，在与自然共情中安抚创伤，是全人类一种共性。但东方是审美主义的，寄情山水，旁观，而不具体观察和介入。西方人，审美之外，还加入科学眼光，具体而微地观察自然对象，以深度介入的方式加强生命体悟，从而发展出一种自然文学流派。《心向原野》就是这种文学方法的优秀结果。在观察中呈现自然之大美，也在这独特的生命力的感知与共鸣中疗愈了自己的身心，并以此实践了一种真正的环保主义。——著名作家 阿来

✲[抱一抱]人来自大地（地球盖亚），而非火星。作为智人的一员，“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应当是什么关系？《心向原野》给出了一种可能性。这类作品并非强制读者接受也非强烈暗示这般生存（我称之“博物生存”，我编了个英文词组living as a naturalist）独好，但无疑它靠谱地指出：这样也行。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许对我们有启发。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观察大自然，心情会变好，从而也有利于健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刘华杰

✲[抱一抱]过去那个擅写树林、杂草背后的植物文化和自然历史的梅比，在《心向原野》中坦陈他人生遭逢的困厄，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感性、脆弱、柔软的一面。然而这本书里也不仅仅是个人自传式的书写，在与抑郁症苦苦的缠斗中，他也努力地走向自然，再度重新开启自己的观察和写作，也正是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深入探索和了解、对那些野性而富有诗意的生灵的关切，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荒野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持续思考过程中，给他带来了启迪和支撑，抵御了焦虑，也重塑了他的新生活。抑郁症也许并不会彻底“痊愈”，然而不断地走向自然，安放内心，是帮助我们走出泥沼的一种可能。而这，也许正是梭罗所说的“荒野蕴藏着这个世界的救赎”这句话里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意义。——欧阳婷，自然写作者，著有自然随笔集《北方有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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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以去到的地方就是远方｜#闪光的新家#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任何一个你离不开的地方，就是监狱。的确，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大脑让我们自由思考，双脚让我们自由行走。可是，如果哪一天我们不能远行了，那是否就失去了自由？我想说：任何一个心可以去到的地方，就是远方。

我有一个小公寓，平时很少去那里住。某天，我来到这间公寓，推开门的一刹那，温暖的阳光倾洒在客厅，也照耀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决定把这里当做我的工作室。

自由职业者很难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这间小公寓帮我做了物理上的分割，一方面可以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在家工作的便捷和舒适。尤其是窝在沙发里，用笔记本电脑处理照片和视频，或进行写作时，每一张照片，每一帧影像，每一个文字，都把我带到远方，重新经历那一段美好时光。

现在我们都搬到了这个新家，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会照在餐桌上，让我们享受一份阳光早餐。太太和孩子们走了之后，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让我天马行空，肆意创作。

有阳光的日子才是生活，有阳光的理想才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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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买了一本《上海 上海》的书。

翻看了一会，有文字有图，涉及到上海发展的经纬纵横，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占最大篇幅的是文化艺术。

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出自名人之手，《新民晚报》夜光杯里有很多上海新闻旧闻也都出自名人笔下。普通百姓的往事回顾只能发在微信微博上，是登不得名人聚集的大雅之堂的。

居然也想起了自己与上海的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交集或者自己心目中的上海印象。

父亲每年总要有两三次到上海买齿科器材与药品。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带我到上海。那时夜里乘坐“湖州班”轮船，半夜乘轮船第二天一早到上海。

到上海十六铺时天蒙蒙亮，父亲带我去乘公交车的路上我贪婪的看着周围的一切，空气里交集着城市特有的气味，这在芦墟是闻不到的。

到了宾馆父亲写了现在住的宾馆地址和房号还有芦墟的地址的纸条和一大把零钱在我口袋里，说是如果走散了就把纸条给人家看；放在我身边的钱也足够我回芦墟了。

一次去找也是陶庄人在上海开个体牙科诊所的熟人，父亲与那个同行说话。我看到诊所里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在制作假牙，这是那个牙医的大女儿。那个牙医的小女儿带我出去走走，姐妹俩长得都很漂亮。

一天夜里父亲带我到一家很大的医药公司买止血药，一个店员眼皮都不抬说没有。我父亲还在那里请求卖点，另一个女店员拿了一瓶出来，不知怎么瓶子跌落地上破碎了。那位女店员要求我父亲买那瓶碎的止血药不然要她赔钱，父亲不要。她只能另外拿一瓶出来，一边说：“只能怪自己多管闲事，如果我也不卖给你自己也不必吃赔账了。真是好心不得好报。”

那次父亲还带我到杨树浦袁鸿庆伯伯家里，他家也是陶庄老乡。那边很脏，一个大棚下面有很多用木板隔的房子，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煤渣堆。伯伯家子女很多，他的爱人叫桂宝。袁鸿庆伯伯让一个叫“小妹”的女儿陪我出去兜兜马路。小妹与我同龄，读同一个年级。她问我：“你们有几个年级？”我说：“三个，有甲班乙班丙班。”她惊讶的问：“这么少？我们这个年级有二十五个班。”这次轮到我惊讶了。心里在想：“如果在这么多班里像我这样的在芦墟西中街小学要争取年级最后一名估计有点难度了。”

袁鸿庆伯母那天夜里煎的带鱼还有她做的好多菜美味极了。看着她在煤炉上煎带鱼，我在想：“他们家大概不用买煤球的，外面那个大煤堆上用簸箕去装足够烧了。”又想到万一煤炉里火苗窜出来烧到了板壁事情就大了，这里的木板房成片，如果火烧的话救火也很难啊！

一天父亲不带我出去，他给了我一个面包带我到宾馆外面的小书摊上，叫我别走开，就在那里租小书看。

那天很晚父亲还没回来，我不看小书了，进了一家食品店看玻璃橱窗里的奶油蛋糕。不知怎么引起了里面店员的注意，一位女店员与我搭讪，听了口音问我是苏州人吗？我说：“别瞎三话四，我是芦墟人。”她笑了，对旁边的店员说：“这个小姑娘说话苏州口音很好听的。”她又转身对我说：“你说的话很糯，我们多聊聊，我喜欢听你说话。”芦墟话与苏州话悬空八只脚，根本沾不上边的。我到了现在这个小区，一次与前面楼栋里那家养了一只猪猡狗的人瞎聊居然也问我：“你是苏州人吗。你说的话带苏州口音。”那些冤枉我说苏州口音的上海人肯定没有苏州熟人，不然不会污蔑我说的是苏州话了。那天在食品店里聊了一会父亲来了，那位女店员对我父亲说：“你女儿的苏州话很好听。”父亲对她笑笑，牵着我的手去饭店吃夜饭了。

那次回家母亲问我有没有离开过父亲？我说：“有的呀，父亲让我在小书摊头看了一天的小书，他自己出去办事了。”母亲顿时脸变色了责问我：“不是叫你要盯牢你爷（爹的意思）的吗？你怎么没跟紧他？”我辩解：“其余的天我都与我爷在一起的，就是一天爷说我喜欢看小人书他给了好多钱让我看个畅的呀。”

我看着母亲的脸色就知道自己闯祸了，可是父亲没有关照我要骗我母亲啊，不然他只要给我一角钱保证就买通了我！我这个人挺吃小量的。

第二次父亲再带我去上海时我已经在陆铭之先生那里学英文。在建国酒家吃饭时碰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吴若雄教授。他说他是国外回来的，在饭店里拿出了很多用侨汇券买的饼干蛋糕等食品，说是他国外亲戚给他的侨汇券，他递给我一块饼干。在他们的交流中知道他精通七国语言，他有个女儿叫吴绿宜，教钢琴的，他家住在襄阳南路，他与我父亲交换了地址。父亲告诉吴教授，说我在一位老师那里学英文。吴教授摸摸我的脸，说我长得很可爱。回到芦墟父亲带我去拍了照片寄给了吴教授。

一次吴若雄教授给我父亲来信说是清明去苏州扫墓，如果有时间到芦墟到转一转。我父亲马上回信说随时恭候他的大驾光临，还说：“欢迎您带着令爱一起来。”我看了父亲的那封信，知道了称呼对方女儿要用“令爱”，很新鲜，第一次听到。

后来那位吴教授没有来，他的那位“令爱”也没见到过。

以后又去过上海几次，直到八年前正式定居上海，从周家渡街道搬到川沙杨思乡胡巷村。

儿子到上海读大学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也上海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