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子孫積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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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人說：“某人能升官發財，那是他祖上積德了”;“哪家子孫這麼出息，真是祖宗有德”。事實的確如此。一家是否發達，子孫是否興旺，與堂上的老人，甚至祖祖輩輩的先人，有沒有行善積德直接有關。老人有德，子孫興旺;老人缺德，一家遭殃。這個道理有很多歷史上的實例可以佐證：
隋朝名臣楊素年輕時非常有才學，可謂文武雙全。論戰功，“功臣莫居其右”;論文才，“足為一時之傑”。然而楊素專以智詐自立，阿谀時主，以求寵貴。他工於心計，殘酷無情，參與策劃了擁立晉王楊廣(也就是後來的隋炀帝)為皇太子的陰謀。也參與了楊廣謀殺其父隋文帝的罪惡活動。他雖然獲得隋炀帝一時的信任，但二人彼此之間是邪惡的勾結，互相利用的過程中一步步激化了君臣之間的猜忌和惡感。據說，楊素是在隋炀帝授意之下被毒死的，後來又激化了楊素兒子楊玄感的大叛亂。以致楊氏宗族被誅滅，祖墳被發掘，楊素本人遭到暴屍的懲罰，悲慘恥辱，莫過於此。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不仁，禍及子孫。”楊素的悲慘結局，正是如此!
此外，我們都知道《水浒傳》是施耐庵寫的，這本書裡描繪了大量誨淫誨盜的惡人惡事。這樣的書一寫成，禍害就發生了——因為這部書形容奸盜之事唯妙唯肖，令不明因果的讀者，很容易生出非法、非份之想，邪說流毒不知害了多少社會青年!因此惡報現前，他的子孫三代都是啞巴，這真是一個現世報的證據，足見因果不爽。
我們要知道，一家人以老人為根，根壞了，枝葉也不可能繁茂。那麼老人如何使一家興旺呢?很簡單，就是要多行善事，廣積陰德。一方面可以給自己消災免難，另一方面可以為子孫培植福德，廣利後世。所以說，老人有德，是一家最好的風水，最高等的風水。
再比如說，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私人企業，號稱為第一財主的，是山東牟氏莊園。這個家族從明朝末年一直延續至今，發達了四百多年，比王朝的歷史還長。它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記錄，傳了十代。這個家族曾經擁有超過十八萬畝的土地，富可敵國。這些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原來，這個家族自創業以來，就樂善好施。那時候人都窮，很多吃不上飯，他們就布施糧食，一天三頓飯供給窮人。若遇到饑荒年，那布施得更多，所以每年平均布施的糧食近百萬斤;前面五代人所布施的糧食一共超過一億斤。這個莊園沒有圍牆，也不用保衛，大家知道為什麼?這麼大的莊園，這麼有錢，不要保衛嗎?他們不需要，當地的整個縣、整個市的人民都保衛他，都知道這家是好人，這家人富裕我們都沾光，我們都得福，我們要保護他。所以當地的強盜都不會搶他的，甚至都保護他。這個家族家教非常的嚴格，用古聖先賢的思想教育子孫，特別要子孫勤儉持家，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是奢侈，那就是敗家之相。這就是牟氏家族的保富法：樂善好施，行善積德。
《易經》上講：“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個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余福，這個余福能夠蔭庇子孫;如果造了很多惡事，那這個家族不可能長久，子孫必定遭殃。
明朝有一位俞淨意公，他自小極為聰明，書讀得很好，可是屢次考取功名都失敗了。這位俞公是個讀書人，本應懂得行善積福的道理，但是他內心並不信因果，家中廚房魚蝦不斷，見到美貌女子就盯著人家猛看。又因為讀過書，背後談論起別人來妙語連珠、舌鋒犀利。心裡淨是恩怨報復、高己卑人、嫉妒、執著名利等種種惡念，而且心胸狹窄、脾氣暴躁。這些感召到了什麼結果呢?俞公到了中年落魄潦倒，家徒四壁，更為悲慘的是，先後生下9個兒女，死去7個，小兒子又走丟了，只留下一個女兒，妻子因為悲傷哭瞎了雙眼，淒涼無比，俞淨意公靠借錢過日子，真是悲慘至極啊。後來俞公經貴人指點，才知道是自己意惡太重，於是痛切忏悔、改過自新。僅僅三年就改變了命運，自己考取了進士，妻子恢復了視力，小兒子失而復得後給他連生七個孫子，而且後來個個成材。
我們很多老年朋友，總覺得不給後人留點遺產、留點房產，生怕子孫後代會吃苦受罪。其實反過來想想我們自己，當年生活條件不好，父母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我們不是也過得不錯麼?再說，要靠著祖輩遺產過日子的子孫，也實在太沒出息了吧!
司馬光家訓裡面說“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意思是：別墅財產留給子孫，他們未必能守住;把書給他們，他們也未必能讀，不如布施行善，多積陰德，子孫才能長久地受到我們護佑啊。這是真智慧。
祖輩有德，全家得福。這樣的例子從古至今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但“德”這個字的含義是很深廣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更深刻地了解何為善，何為惡?何為積德，何為敗德?以免造了惡而不自知，還以為是行善，什麼時候遭受了惡果又怨天尤人，以為自己委屈得很，以為善惡因果都是騙人的，那可就太冤枉了。能聽聞善惡因果教育的人，都是以前積了大德，有大福報的人，祝願大家都能聞即信受、力行善事，這樣才能讓子孫後代都蒙福受益!
願每大家都能學到“安身立命”、“福澤子孫”的人生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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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人說：“某人能升官發財，那是他祖上積德了”;“哪家子孫這麼出息，真是祖宗有德”。事實的確如此。一家是否發達，子孫是否興旺，與堂上的老人，甚至祖祖輩輩的先人，有沒有行善積德直接有關。老人有德，子孫興旺;老人缺德，一家遭殃。這個道理有很多歷史上的實例可以佐證：
隋朝名臣楊素年輕時非常有才學，可謂文武雙全。論戰功，“功臣莫居其右”;論文才，“足為一時之傑”。然而楊素專以智詐自立，阿谀時主，以求寵貴。他工於心計，殘酷無情，參與策劃了擁立晉王楊廣(也就是後來的隋炀帝)為皇太子的陰謀。也參與了楊廣謀殺其父隋文帝的罪惡活動。他雖然獲得隋炀帝一時的信任，但二人彼此之間是邪惡的勾結，互相利用的過程中一步步激化了君臣之間的猜忌和惡感。據說，楊素是在隋炀帝授意之下被毒死的，後來又激化了楊素兒子楊玄感的大叛亂。以致楊氏宗族被誅滅，祖墳被發掘，楊素本人遭到暴屍的懲罰，悲慘恥辱，莫過於此。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不仁，禍及子孫。”楊素的悲慘結局，正是如此!
此外，我們都知道《水浒傳》是施耐庵寫的，這本書裡描繪了大量誨淫誨盜的惡人惡事。這樣的書一寫成，禍害就發生了——因為這部書形容奸盜之事唯妙唯肖，令不明因果的讀者，很容易生出非法、非份之想，邪說流毒不知害了多少社會青年!因此惡報現前，他的子孫三代都是啞巴，這真是一個現世報的證據，足見因果不爽。
我們要知道，一家人以老人為根，根壞了，枝葉也不可能繁茂。那麼老人如何使一家興旺呢?很簡單，就是要多行善事，廣積陰德。一方面可以給自己消災免難，另一方面可以為子孫培植福德，廣利後世。所以說，老人有德，是一家最好的風水，最高等的風水。
再比如說，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私人企業，號稱為第一財主的，是山東牟氏莊園。這個家族從明朝末年一直延續至今，發達了四百多年，比王朝的歷史還長。它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記錄，傳了十代。這個家族曾經擁有超過十八萬畝的土地，富可敵國。這些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原來，這個家族自創業以來，就樂善好施。那時候人都窮，很多吃不上飯，他們就布施糧食，一天三頓飯供給窮人。若遇到饑荒年，那布施得更多，所以每年平均布施的糧食近百萬斤;前面五代人所布施的糧食一共超過一億斤。這個莊園沒有圍牆，也不用保衛，大家知道為什麼?這麼大的莊園，這麼有錢，不要保衛嗎?他們不需要，當地的整個縣、整個市的人民都保衛他，都知道這家是好人，這家人富裕我們都沾光，我們都得福，我們要保護他。所以當地的強盜都不會搶他的，甚至都保護他。這個家族家教非常的嚴格，用古聖先賢的思想教育子孫，特別要子孫勤儉持家，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是奢侈，那就是敗家之相。這就是牟氏家族的保富法：樂善好施，行善積德。
《易經》上講：“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個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余福，這個余福能夠蔭庇子孫;如果造了很多惡事，那這個家族不可能長久，子孫必定遭殃。
明朝有一位俞淨意公，他自小極為聰明，書讀得很好，可是屢次考取功名都失敗了。這位俞公是個讀書人，本應懂得行善積福的道理，但是他內心並不信因果，家中廚房魚蝦不斷，見到美貌女子就盯著人家猛看。又因為讀過書，背後談論起別人來妙語連珠、舌鋒犀利。心裡淨是恩怨報復、高己卑人、嫉妒、執著名利等種種惡念，而且心胸狹窄、脾氣暴躁。這些感召到了什麼結果呢?俞公到了中年落魄潦倒，家徒四壁，更為悲慘的是，先後生下9個兒女，死去7個，小兒子又走丟了，只留下一個女兒，妻子因為悲傷哭瞎了雙眼，淒涼無比，俞淨意公靠借錢過日子，真是悲慘至極啊。後來俞公經貴人指點，才知道是自己意惡太重，於是痛切忏悔、改過自新。僅僅三年就改變了命運，自己考取了進士，妻子恢復了視力，小兒子失而復得後給他連生七個孫子，而且後來個個成材。
我們很多老年朋友，總覺得不給後人留點遺產、留點房產，生怕子孫後代會吃苦受罪。其實反過來想想我們自己，當年生活條件不好，父母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我們不是也過得不錯麼?再說，要靠著祖輩遺產過日子的子孫，也實在太沒出息了吧!
司馬光家訓裡面說“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意思是：別墅財產留給子孫，他們未必能守住;把書給他們，他們也未必能讀，不如布施行善，多積陰德，子孫才能長久地受到我們護佑啊。這是真智慧。
祖輩有德，全家得福。這樣的例子從古至今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但“德”這個字的含義是很深廣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更深刻地了解何為善，何為惡?何為積德，何為敗德?以免造了惡而不自知，還以為是行善，什麼時候遭受了惡果又怨天尤人，以為自己委屈得很，以為善惡因果都是騙人的，那可就太冤枉了。能聽聞善惡因果教育的人，都是以前積了大德，有大福報的人，祝願大家都能聞即信受、力行善事，這樣才能讓子孫後代都蒙福受益!
願每大家都能學到“安身立命”、“福澤子孫”的人生寶典。
古镇一嘴八字命理
《子平真诠》论命逻辑与格局建构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逐渐开始会通，因西方逻辑以及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清代沈孝瞻在深入探究传统命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命学逻辑化的尝试，这是《子平真诠》论命思路的文化根基，这种建构理性与中国传统的体用观念产生了契合，从而在传统体用逻辑的框架下，重点对“用”方进行系统的梳理，分类，用各种格局来对体-用这种框架里的“用”进行研究。从而以用来彰显日主这个“体”在整个八字中的状态，也即日主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所以格局其实是对日主生存的客观环境的一种考量。这是沈孝瞻《子平真诠》体系的论证基础，也是研究《子平真诠》一书的思维起点。
当前研究命学之人，有格局传统、盲派宾主、新派简法等等，各自有各自体系，章法，但唯日主为论命主体的思维勿论，诸法统一，未见分歧，虽本人有年命，月命、时命法等创新，但理论目前依然建构中，毕竟不成熟，在此不论。对于格局传统，日元为主的论法，这是诸多典籍的界定，无从非议。但近来命学研究者似乎对日元本身关注要么太多，要么太少。月令格局研究者，论命以月令为重心，凡命月令定格无可非议，然有甚者居然连日主本身旺衰都不顾，日元本身属性都不顾，过于偏激。亦有旺衰论命者，只求平衡，而对格局则马虎对待，凡八字中对日元有用，则为用；对日元无用则为忌；不分月时，不看年日，主次不分，体用不清，亦属偏颇；其实，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诸多研究者对命学的体系不熟，往往管中窥豹，不能见微知著。
《子平真诠》的核心思维上文谈过，依然是体用之道，未能免矣。真诠的行文思路，首论天干地支，次论阴阳，然后谈十干配合性情以及十干之旺衰；随后才是论用神。以及用神相关的变化，取法，配合，用神高低，格局层次，成格破格变格，行运变化等等。这种行文思路，不难看出，同其他命学著作思路一样，从最基础的干支，阴阳以及干支属性、旺衰出发，随后才能有各种组合，框架，搭配；而这些随后的搭配，组合，格局框架，用神都是对十干的一种“用”的概念。论命的中心依然在于日元这个“体”；诚如第四节《论十干配合性情》一章论到“如甲用辛官，透丙作合，而官非其官；甲用癸印，透戊作合，而印非其印”，中心点在“甲木”，至于官也好，印也好，都是以甲为体的中心之下的“用”的层面。再如《论用神》一章，开篇即论“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八字的用神，整体上理解可以考虑为对八字有用的神；那么是谁的八字，就是对谁有用；那么以日元当成八字的属主，主人；那么八字中对日元有用的，就是用神，但是八字中未必一个用神，如同一个人有多重喜好，或者很多东西对一个人都有好的作用，那么用神就未必是唯一的。但沈孝瞻认为，用神要“专求月令”，实际上有个逻辑转换没有明白表达出来：那就是对于日主而言，八字中对日主影响最大的就是月令，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第二个逻辑层次，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并非我们通常简单考虑的“有用之神”或者说“发挥好的作用的神”，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其实就是“日主能使用的十神”，他这个意义上的“用神”没有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字（沈孝瞻主要指的是月令）对日主是好，是坏，在第一个逻辑层次选取月令这个字的时候，是没有定论的，可好，亦可坏，好坏在于两个逻辑层次：(古镇一嘴ID:ZYDH147258)
第一个逻辑层次是：对照日元来讲，有十神的吉凶划分：财官印食为吉，杀伤劫刃为凶。但是这种吉凶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大的框架上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后文沈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勿论对日元是吉是凶，只要配合得好，都可对日主产生好的作用。这种吉凶的划分，对日主来说其决定意义不大，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后续的“相神”的介入做出的铺垫而已。也就是说，先有了十神的吉神凶神的划分，才有如何选择“使用”的方式的考虑。于是吉神居月令，则顺用—辅助性的，保护性的使用；凶神居月令则控制性，抑制性的使用。那么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沈孝瞻的“用神”没有吉凶的本质，或者说其吉凶的本质在于“相神”的配合，在于如何构筑一个客观的和谐的环境而已，在于其整体上对日主发挥的作用。是官还是杀，在本身上没有任何吉凶，对日主不会产生明显的吉凶意义，只有其与相神的配合，以及其他的配合才最终决定日主乃至命局的吉凶。
那么其思维的逻辑就显而易见：日主首先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八字的中心，一个体，一个主体，一个核心。这是我们要分析命局的首先切入点。就如同一个人穿什么衣服，首先我们要考察这个人，衣服本身其实无所谓美丑，关键在于这个衣服穿在什么人身上，这个衣服只有搭配在一个具体人身上才有其意义，衣服是用来修饰人，打扮人，甚至定义人，穿警服未必绝对是警察，但是大多数是警察，这个毫无疑问，穿童装未必绝对是小孩，但是大多穿童装都是小孩。穿裙子未必是女人，但是大多穿裙子的都是女人。人才是主体，衣服是用来修饰人的客体。日主是八字的主体，格局是为日主所用的客体。那么沈孝瞻日元配月令，格局分焉的说法，改成月令配日元，则格局分焉似乎更为符合他的理论。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必须确立日元作为主体，其次考察月令订立格局，那么这个格局完全可以假设性的抛开日元，作为来考察日元的一种客观环境；也就是说，格局实际上是对日元来修饰的一个衣服，一个论证的框架。但是很多人重视格局，却忽略了日主的中心地位，大致上可能是初学命理的时候，直接旺衰论命为格局论命者所诟病，但是这种诟病发挥得太极端，就最终因为诟病旺衰导致连日主为中心都在自己的潜意识里给忽略了。
在确立了日元---格局（体—用）这样一条模型之后，沈孝瞻分析的中心轻易的就转化了，这个论证的过程没有明说，基本一笔带过，而且这笔锋还显得非常晦涩，让我这个几百年后的易学后生来进行详细阐述。如何转化？就是直接将体用之道中的“用”作为考察的中心，也就是说将格局作为中心，直接把对日主进行描述的体系（除了日主以为的7个字）进行格局化的建构，整合，把除了日元以外的7个字作为考察的重点，但是这7个字又有一个主次之分，其中对日主影响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月令，其次的就是与月令构成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格局，比如伤官生财；食神制杀；正官配印；伤官配印。。。。。。日元一直是排除在外的。
日元-----||伤官（月令）---其他干支（财）||----大运流年
日元-----||食神（月令）---其他干支（杀）||----大运流年
日元-----||正官（月令）---其他干支（印）||----大运流年
体--------用------大运流年
上图就基本廓清了鄙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子平真诠》重点考虑的是日主的客观环境，对日主本身的旺衰强弱的处理并非沈孝瞻考察的重点。他的格局也只是众多论命方法中的一种方式，除开日元之外其他7个字构成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他所认为的格局，这个格局是用来定义日主生存的环境的手段。所以他的用神其实是整个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沈孝瞻运用的是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模式，将日主以外的七个字构成一个类型，一个框架，来界定日主这个体而已。
那么在这个格局的内部，有不同的类型，从大的角度分类，有的类型是吉利的类型，也即成格的类型；有的类型是属于凶的类型或者不是很吉，也即破格的类型。直接说即是这种7个字的组合不太好，日主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于是格局就存在高低，不同的组合配置导致了格局的高低之分。上文说了，格局是从日主出发研究八字的第二个逻辑：用的层面。那么对于这个“用”因为有配合，有组合。就存在用中之用。如伤官生财这种格局，伤官是格局之用，这个伤官虽然是凶神，但是并无实际吉凶意义，只是为了来定义使用的方式，才认为是凶神。当生财的时候，整体配合就是吉的，当没有财来配合，整体配合就是凶的了。也就是说，对于格局，其吉凶不能单独从月令是官，还是伤，这种吉凶上去定义，真正的吉凶要看其组合来界定。所以组合很重要，配合很重要。于是在确立了月令这个第一层次的用之后，还需要有配合这个用的东西，那就是沈孝瞻所论的“相神”概念了。相神才是八字取用的核心，“伤相神甚于伤用”。官格也好，杀格也好，重点在于相神如何发挥作用。当官未必吉，伤官未必就坏，全在“救应”二字，无非就是相神如何配合，干支如何搭配，除日元以外的7个字如何组合的问题了，力量轻重，位置摆放等等。
简单用图形表示：
第一逻辑：日元为体、格局为用
第二逻辑：格局为体、相神为用
第三逻辑：八字原局为体，大运流年为用。
第二逻辑从属于第一逻辑，第三逻辑从属于第一第二逻辑的综合。
第二逻辑第三逻辑最终都是为第一逻辑服务。日元才是八字的中心点。 https://t.cn/RyhlsBS
《子平真诠》论命逻辑与格局建构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逐渐开始会通，因西方逻辑以及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清代沈孝瞻在深入探究传统命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命学逻辑化的尝试，这是《子平真诠》论命思路的文化根基，这种建构理性与中国传统的体用观念产生了契合，从而在传统体用逻辑的框架下，重点对“用”方进行系统的梳理，分类，用各种格局来对体-用这种框架里的“用”进行研究。从而以用来彰显日主这个“体”在整个八字中的状态，也即日主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所以格局其实是对日主生存的客观环境的一种考量。这是沈孝瞻《子平真诠》体系的论证基础，也是研究《子平真诠》一书的思维起点。
当前研究命学之人，有格局传统、盲派宾主、新派简法等等，各自有各自体系，章法，但唯日主为论命主体的思维勿论，诸法统一，未见分歧，虽本人有年命，月命、时命法等创新，但理论目前依然建构中，毕竟不成熟，在此不论。对于格局传统，日元为主的论法，这是诸多典籍的界定，无从非议。但近来命学研究者似乎对日元本身关注要么太多，要么太少。月令格局研究者，论命以月令为重心，凡命月令定格无可非议，然有甚者居然连日主本身旺衰都不顾，日元本身属性都不顾，过于偏激。亦有旺衰论命者，只求平衡，而对格局则马虎对待，凡八字中对日元有用，则为用；对日元无用则为忌；不分月时，不看年日，主次不分，体用不清，亦属偏颇；其实，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诸多研究者对命学的体系不熟，往往管中窥豹，不能见微知著。
《子平真诠》的核心思维上文谈过，依然是体用之道，未能免矣。真诠的行文思路，首论天干地支，次论阴阳，然后谈十干配合性情以及十干之旺衰；随后才是论用神。以及用神相关的变化，取法，配合，用神高低，格局层次，成格破格变格，行运变化等等。这种行文思路，不难看出，同其他命学著作思路一样，从最基础的干支，阴阳以及干支属性、旺衰出发，随后才能有各种组合，框架，搭配；而这些随后的搭配，组合，格局框架，用神都是对十干的一种“用”的概念。论命的中心依然在于日元这个“体”；诚如第四节《论十干配合性情》一章论到“如甲用辛官，透丙作合，而官非其官；甲用癸印，透戊作合，而印非其印”，中心点在“甲木”，至于官也好，印也好，都是以甲为体的中心之下的“用”的层面。再如《论用神》一章，开篇即论“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八字的用神，整体上理解可以考虑为对八字有用的神；那么是谁的八字，就是对谁有用；那么以日元当成八字的属主，主人；那么八字中对日元有用的，就是用神，但是八字中未必一个用神，如同一个人有多重喜好，或者很多东西对一个人都有好的作用，那么用神就未必是唯一的。但沈孝瞻认为，用神要“专求月令”，实际上有个逻辑转换没有明白表达出来：那就是对于日主而言，八字中对日主影响最大的就是月令，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第二个逻辑层次，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并非我们通常简单考虑的“有用之神”或者说“发挥好的作用的神”，沈孝瞻认为的“用神”其实就是“日主能使用的十神”，他这个意义上的“用神”没有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字（沈孝瞻主要指的是月令）对日主是好，是坏，在第一个逻辑层次选取月令这个字的时候，是没有定论的，可好，亦可坏，好坏在于两个逻辑层次：(古镇一嘴ID:ZYDH147258)
第一个逻辑层次是：对照日元来讲，有十神的吉凶划分：财官印食为吉，杀伤劫刃为凶。但是这种吉凶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大的框架上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后文沈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勿论对日元是吉是凶，只要配合得好，都可对日主产生好的作用。这种吉凶的划分，对日主来说其决定意义不大，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后续的“相神”的介入做出的铺垫而已。也就是说，先有了十神的吉神凶神的划分，才有如何选择“使用”的方式的考虑。于是吉神居月令，则顺用—辅助性的，保护性的使用；凶神居月令则控制性，抑制性的使用。那么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沈孝瞻的“用神”没有吉凶的本质，或者说其吉凶的本质在于“相神”的配合，在于如何构筑一个客观的和谐的环境而已，在于其整体上对日主发挥的作用。是官还是杀，在本身上没有任何吉凶，对日主不会产生明显的吉凶意义，只有其与相神的配合，以及其他的配合才最终决定日主乃至命局的吉凶。
那么其思维的逻辑就显而易见：日主首先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八字的中心，一个体，一个主体，一个核心。这是我们要分析命局的首先切入点。就如同一个人穿什么衣服，首先我们要考察这个人，衣服本身其实无所谓美丑，关键在于这个衣服穿在什么人身上，这个衣服只有搭配在一个具体人身上才有其意义，衣服是用来修饰人，打扮人，甚至定义人，穿警服未必绝对是警察，但是大多数是警察，这个毫无疑问，穿童装未必绝对是小孩，但是大多穿童装都是小孩。穿裙子未必是女人，但是大多穿裙子的都是女人。人才是主体，衣服是用来修饰人的客体。日主是八字的主体，格局是为日主所用的客体。那么沈孝瞻日元配月令，格局分焉的说法，改成月令配日元，则格局分焉似乎更为符合他的理论。这是第一个逻辑层次，必须确立日元作为主体，其次考察月令订立格局，那么这个格局完全可以假设性的抛开日元，作为来考察日元的一种客观环境；也就是说，格局实际上是对日元来修饰的一个衣服，一个论证的框架。但是很多人重视格局，却忽略了日主的中心地位，大致上可能是初学命理的时候，直接旺衰论命为格局论命者所诟病，但是这种诟病发挥得太极端，就最终因为诟病旺衰导致连日主为中心都在自己的潜意识里给忽略了。
在确立了日元---格局（体—用）这样一条模型之后，沈孝瞻分析的中心轻易的就转化了，这个论证的过程没有明说，基本一笔带过，而且这笔锋还显得非常晦涩，让我这个几百年后的易学后生来进行详细阐述。如何转化？就是直接将体用之道中的“用”作为考察的中心，也就是说将格局作为中心，直接把对日主进行描述的体系（除了日主以为的7个字）进行格局化的建构，整合，把除了日元以外的7个字作为考察的重点，但是这7个字又有一个主次之分，其中对日主影响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月令，其次的就是与月令构成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格局，比如伤官生财；食神制杀；正官配印；伤官配印。。。。。。日元一直是排除在外的。
日元-----||伤官（月令）---其他干支（财）||----大运流年
日元-----||食神（月令）---其他干支（杀）||----大运流年
日元-----||正官（月令）---其他干支（印）||----大运流年
体--------用------大运流年
上图就基本廓清了鄙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子平真诠》重点考虑的是日主的客观环境，对日主本身的旺衰强弱的处理并非沈孝瞻考察的重点。他的格局也只是众多论命方法中的一种方式，除开日元之外其他7个字构成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他所认为的格局，这个格局是用来定义日主生存的环境的手段。所以他的用神其实是整个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沈孝瞻运用的是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模式，将日主以外的七个字构成一个类型，一个框架，来界定日主这个体而已。
那么在这个格局的内部，有不同的类型，从大的角度分类，有的类型是吉利的类型，也即成格的类型；有的类型是属于凶的类型或者不是很吉，也即破格的类型。直接说即是这种7个字的组合不太好，日主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于是格局就存在高低，不同的组合配置导致了格局的高低之分。上文说了，格局是从日主出发研究八字的第二个逻辑：用的层面。那么对于这个“用”因为有配合，有组合。就存在用中之用。如伤官生财这种格局，伤官是格局之用，这个伤官虽然是凶神，但是并无实际吉凶意义，只是为了来定义使用的方式，才认为是凶神。当生财的时候，整体配合就是吉的，当没有财来配合，整体配合就是凶的了。也就是说，对于格局，其吉凶不能单独从月令是官，还是伤，这种吉凶上去定义，真正的吉凶要看其组合来界定。所以组合很重要，配合很重要。于是在确立了月令这个第一层次的用之后，还需要有配合这个用的东西，那就是沈孝瞻所论的“相神”概念了。相神才是八字取用的核心，“伤相神甚于伤用”。官格也好，杀格也好，重点在于相神如何发挥作用。当官未必吉，伤官未必就坏，全在“救应”二字，无非就是相神如何配合，干支如何搭配，除日元以外的7个字如何组合的问题了，力量轻重，位置摆放等等。
简单用图形表示：
第一逻辑：日元为体、格局为用
第二逻辑：格局为体、相神为用
第三逻辑：八字原局为体，大运流年为用。
第二逻辑从属于第一逻辑，第三逻辑从属于第一第二逻辑的综合。
第二逻辑第三逻辑最终都是为第一逻辑服务。日元才是八字的中心点。 https://t.cn/RyhlsBS
张仲景的5个著名的疾病症状比喻[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1800年前张仲景《伤寒论》中创立的治病方剂，至今依然效如桴鼓，令人叫绝。张仲景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易学家，更是一位文学家。其中，最有文采的莫过于《伤寒论序》，文辞用笔精炼，含义深远。
高深的文学功底，源于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孜孜不倦，从而，在描述某些疾病症状时，用比生动形象，非常恰切。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不少疾病症状用了比喻。下面选取几个，略作分解。
一、目赤如鸠眼
虹膜睫状体炎，患病三四天，类似于仲景说的“目赤如鸠眼”，所以，一看到赤小豆的样子，就会想到鸠眼如赤小豆，赤小豆像鸠眼。
《金匮要略》：“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据悉，上海金寿山教授，讲《金匮要略》“鸠眼”时，为了看看“鸠”到底什么样，他专门去了上海动物园问动物学家“哪一类的斑鸠是红眼睛”，后来明白了，斑鸠有两种，一种眼睛褐色，一种眼睛赤色，“赤在瞳子”，就是在瞳仁的中间，“其目色赤”，红眼睛的形容非常准确。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瞳仁就是像鸠眼那么红。
目赤如鸠眼，用目赤形容热盛，湿热蕴毒造成的虹膜睫状体炎。这个病预后不好，如果使用甘草泻心汤，要用生甘草一两，还要加赤小豆一两与一些活血祛瘀的中药。
“赤豆当归散主之”。赤豆当归散，三个药。大家注意，红小豆，有一个要求，需要把它浸湿，“令芽出，曝干”。这个芽就象生豆芽一样，但是，不能让它长成豆芽芽。胚芽萌开点小芽刚刚好，然后太阳晒，曝干研成面。对大便不爽，湿热下注很好。建议大家，常吃点赤小豆，就是豆饭，豆包，我觉得豆饭，特别是熬粥，有利于湿热排泄。用赤小豆治这种眼病，既利用了赤小豆的药性又取类比象，实在巧妙。
至于服用方法这里就不讲了，本人也无此经验，借用及此，目的在于解释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症状叫“鸠眼”。
二、喉中水鸡声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而上气，喉中有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水鸡声”多数医家倾向于青蛙的叫声，但未见确切的考证。笔者入秋之后，最爱于月明星稀之夜到乡下稻田或荷花池畔“听取蛙声一片”。青蛙的叫声经常是此起彼伏，类似好声音大赛。这其中，有的尖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的舒缓低沉，似有压抑，断断续续。
后者发出声音时，好像有东西堵在喉咙，声音发颤，与喉咙有痰，气道狭窄，气的进出受阻产生的痰鸣音相似。由此推测，这种痰多属稠浊寒痰，不像热痰胶结稠黏附着喉壁那么粘滞。寒湿之痰因为不够胶结所以气体通过时才会发出震颤的声音。仲景把这种声音用“水鸡”叫声来形容，也是贴切。
或问，何以称之为“水鸡”声而不叫青蛙声？那是因为水鸡又名田鸡，田鸡又叫青蛙。田鸡，顾名思义，就是栖息在水田里（当然池塘也有）的一种“鸡”——水鸡，也叫青蛙。
《圣济总录》也有“上气喉中如水鸡声”的症状描述：论曰肺主气，上通于喉咙，肺经客寒，则喉咙不利，痰唾凝结，气道奔迫，喘息有声，如水鸡。
治上气咳嗽，喉中作声，坐卧不得，半夏丸方；治咳逆上气，胸中痞塞，卧不安席，咽中如水鸡声，投杯汤方；治上气胸满，喉中不利，如水鸡声，其脉浮者，浓朴石膏汤方；治咳逆喉中如水鸡声，贝母汤方；治上气脉浮咳逆，喉中如水鸡声。喘息不通呼吸，状甚危者。麻黄汤方。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夸耀万病圆治病功效“万病悉除，说无穷尽”也提到了对“上气咳嗽，喉中如水鸡声，不得卧”的治疗。
延至今天，痰涎壅盛引发的声音，已经不再用“水鸡声”描述而是用痰鸣音、哮鸣音、痰声漉漉代之。
三、目如脱状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目如脱状：形容两目胀突,将要脱出来的样子。临床上，出现“目如脱状”症状的除了严重咳喘病，长久的张口息肩患者外，还有“瘿病”（西医叫甲状腺肿大）引起的突眼，也和仲景所说的“目如脱状”相似。有一次，一个甲状腺病突眼的患者，逗弄小孩，小孩都被吓哭了。
四、奔豚
“豚”，就是指小猪。病症用“奔豚”命名，一是说气的上冲有如小猪奔跑；一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里认为豚是水畜，借以比喻水气上冲为患。又因为是突然发作，所以就用了“奔豚”这个名字，比喻其气上冲如小猪乱跑。有个成语叫狼奔豕突。这个“豕”也是猪，突也是撞来撞去的意思。
《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说明了奔豚的主要症状是，病人自觉有气由下向上游走，气所过之处，会出现许多症状。如果气到了胃脘，就会感到胃脘胀满；到了胸部，就会感到胸闷心悸；到了咽喉，就会感到憋闷窒息欲死，甚至冷汗淋漓；有的还可上冲至头部，就会出现眩晕欲扑地。一旦气下去了，所有的症就都没了。这个病时发时止，呈阵发性发作，不发作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其病因多为中、上焦阳气不足，下焦水寒之气上犯，即水来克火，阴来搏阳所致。
伤寒论中涉及奔豚的内容有两条：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其实，奔豚作为古病名，首见于《灵枢》，《难经》将其归为五积之一，属肾之积。“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难经·五十六难》）。至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明确提出了“奔豚气病”的概念并列专篇对其病因病机和证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五、腹重如带五千钱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描述的：“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
腰为肾之府，寒湿着于腰部，其腰部腹部必然沉重“如坐水中”。为什么“肾着病”却用的是除脾湿的药？汪昂在《医方集解·利湿之剂》中解释说：“肾著汤证，病位不在肾脏，所用之药也皆属脾经之药，是补脾土以制肾水”。
这个“如坐水中”的“五千钱”是什么样子？过去的钱叫孔方兄，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铜钱，中间有个方孔，为了便于携带可以用一根绳串起来，成吊钱。1000个铜钱串在一起就叫一吊钱，五千钱串起来就是五吊钱。想想看，5000个铜钱串成五串吊钱捆在腹部，那个沉重是怎样的感觉啊？是不是比“游泳圈”难受多了。
善用比喻，往往能省却文字冗繁词不达意的表述，张仲景在症状描述用比方面也是高手。
上述分析粗浅，又或望文生义，请同道多多指正。
高深的文学功底，源于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孜孜不倦，从而，在描述某些疾病症状时，用比生动形象，非常恰切。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不少疾病症状用了比喻。下面选取几个，略作分解。
一、目赤如鸠眼
虹膜睫状体炎，患病三四天，类似于仲景说的“目赤如鸠眼”，所以，一看到赤小豆的样子，就会想到鸠眼如赤小豆，赤小豆像鸠眼。
《金匮要略》：“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据悉，上海金寿山教授，讲《金匮要略》“鸠眼”时，为了看看“鸠”到底什么样，他专门去了上海动物园问动物学家“哪一类的斑鸠是红眼睛”，后来明白了，斑鸠有两种，一种眼睛褐色，一种眼睛赤色，“赤在瞳子”，就是在瞳仁的中间，“其目色赤”，红眼睛的形容非常准确。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瞳仁就是像鸠眼那么红。
目赤如鸠眼，用目赤形容热盛，湿热蕴毒造成的虹膜睫状体炎。这个病预后不好，如果使用甘草泻心汤，要用生甘草一两，还要加赤小豆一两与一些活血祛瘀的中药。
“赤豆当归散主之”。赤豆当归散，三个药。大家注意，红小豆，有一个要求，需要把它浸湿，“令芽出，曝干”。这个芽就象生豆芽一样，但是，不能让它长成豆芽芽。胚芽萌开点小芽刚刚好，然后太阳晒，曝干研成面。对大便不爽，湿热下注很好。建议大家，常吃点赤小豆，就是豆饭，豆包，我觉得豆饭，特别是熬粥，有利于湿热排泄。用赤小豆治这种眼病，既利用了赤小豆的药性又取类比象，实在巧妙。
至于服用方法这里就不讲了，本人也无此经验，借用及此，目的在于解释什么样的眼部疾病症状叫“鸠眼”。
二、喉中水鸡声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咳而上气，喉中有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水鸡声”多数医家倾向于青蛙的叫声，但未见确切的考证。笔者入秋之后，最爱于月明星稀之夜到乡下稻田或荷花池畔“听取蛙声一片”。青蛙的叫声经常是此起彼伏，类似好声音大赛。这其中，有的尖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的舒缓低沉，似有压抑，断断续续。
后者发出声音时，好像有东西堵在喉咙，声音发颤，与喉咙有痰，气道狭窄，气的进出受阻产生的痰鸣音相似。由此推测，这种痰多属稠浊寒痰，不像热痰胶结稠黏附着喉壁那么粘滞。寒湿之痰因为不够胶结所以气体通过时才会发出震颤的声音。仲景把这种声音用“水鸡”叫声来形容，也是贴切。
或问，何以称之为“水鸡”声而不叫青蛙声？那是因为水鸡又名田鸡，田鸡又叫青蛙。田鸡，顾名思义，就是栖息在水田里（当然池塘也有）的一种“鸡”——水鸡，也叫青蛙。
《圣济总录》也有“上气喉中如水鸡声”的症状描述：论曰肺主气，上通于喉咙，肺经客寒，则喉咙不利，痰唾凝结，气道奔迫，喘息有声，如水鸡。
治上气咳嗽，喉中作声，坐卧不得，半夏丸方；治咳逆上气，胸中痞塞，卧不安席，咽中如水鸡声，投杯汤方；治上气胸满，喉中不利，如水鸡声，其脉浮者，浓朴石膏汤方；治咳逆喉中如水鸡声，贝母汤方；治上气脉浮咳逆，喉中如水鸡声。喘息不通呼吸，状甚危者。麻黄汤方。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夸耀万病圆治病功效“万病悉除，说无穷尽”也提到了对“上气咳嗽，喉中如水鸡声，不得卧”的治疗。
延至今天，痰涎壅盛引发的声音，已经不再用“水鸡声”描述而是用痰鸣音、哮鸣音、痰声漉漉代之。
三、目如脱状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目如脱状：形容两目胀突,将要脱出来的样子。临床上，出现“目如脱状”症状的除了严重咳喘病，长久的张口息肩患者外，还有“瘿病”（西医叫甲状腺肿大）引起的突眼，也和仲景所说的“目如脱状”相似。有一次，一个甲状腺病突眼的患者，逗弄小孩，小孩都被吓哭了。
四、奔豚
“豚”，就是指小猪。病症用“奔豚”命名，一是说气的上冲有如小猪奔跑；一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里认为豚是水畜，借以比喻水气上冲为患。又因为是突然发作，所以就用了“奔豚”这个名字，比喻其气上冲如小猪乱跑。有个成语叫狼奔豕突。这个“豕”也是猪，突也是撞来撞去的意思。
《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说明了奔豚的主要症状是，病人自觉有气由下向上游走，气所过之处，会出现许多症状。如果气到了胃脘，就会感到胃脘胀满；到了胸部，就会感到胸闷心悸；到了咽喉，就会感到憋闷窒息欲死，甚至冷汗淋漓；有的还可上冲至头部，就会出现眩晕欲扑地。一旦气下去了，所有的症就都没了。这个病时发时止，呈阵发性发作，不发作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其病因多为中、上焦阳气不足，下焦水寒之气上犯，即水来克火，阴来搏阳所致。
伤寒论中涉及奔豚的内容有两条：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
“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其实，奔豚作为古病名，首见于《灵枢》，《难经》将其归为五积之一，属肾之积。“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难经·五十六难》）。至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明确提出了“奔豚气病”的概念并列专篇对其病因病机和证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五、腹重如带五千钱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描述的：“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
腰为肾之府，寒湿着于腰部，其腰部腹部必然沉重“如坐水中”。为什么“肾着病”却用的是除脾湿的药？汪昂在《医方集解·利湿之剂》中解释说：“肾著汤证，病位不在肾脏，所用之药也皆属脾经之药，是补脾土以制肾水”。
这个“如坐水中”的“五千钱”是什么样子？过去的钱叫孔方兄，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铜钱，中间有个方孔，为了便于携带可以用一根绳串起来，成吊钱。1000个铜钱串在一起就叫一吊钱，五千钱串起来就是五吊钱。想想看，5000个铜钱串成五串吊钱捆在腹部，那个沉重是怎样的感觉啊？是不是比“游泳圈”难受多了。
善用比喻，往往能省却文字冗繁词不达意的表述，张仲景在症状描述用比方面也是高手。
上述分析粗浅，又或望文生义，请同道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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