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全称为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华服，汉装）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它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上衣下裳，天地阴阳身着汉服，感受古人智慧的诗意与浪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是对唐制汉服的最传神的表达，丰美华丽，雍容华贵也是对繁华盛唐的恰当赞誉，齐胸襦裙，尽显仕女别样风情，半臂坦领，凸显女子清瘦腰身，重回大唐 再谱盛世华章。

理惑论-夷夏之辩
远在春秋时代，儒家学说占了统治地位。由于现实的种族斗争的剧烈，反映在当时以华族为中心的士人阶层的思想里，就形成了一种夷夏之分的看法。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东晋、刘宋之际，道教的势力逐渐确立。夷夏之分的儒家学说又变成了儒道两家共同反对外来佛教思想的旗帜，特别是道教反对佛教尤为激烈。
“夷夏之辩”是儒家公羊学的重要思想。夷是指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夏指中国。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当时周围邦国则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野蛮成性，时常侵挠中国。夷夏之辩则是儒家攘夷治夷思想的具体表现。
又古代华夏群居于中原，便自立为文明的中心，文化的正流。而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分别。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以文化礼仪作标准。
虽然早先的时候，人们是以地域关系来辨别夷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与夷狄地缘关系被打破，礼义文化则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汉代公羊学兴起后，都热衷于夷夏之辨，使夷夏之辨成为汉代公羊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很好地服务于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需要。 从其本质而言，夷夏之辨，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是文明之辨。是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这种民族文化认同，对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佛法西来，被定义为夷而受到排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理惑论》引用本土先圣所说而纠其谬。并引经语以强调。如就华夏为中之说。引传记所说：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有力的破斥了这种地域性的排挤。
于礼仪方面。《理惑论》斥其为“见礼制之华。而闇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又举“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轲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嚚。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
《春秋》有云“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孔子的这个观点认为，如果蛮族占领了中原，但蛮族懂得了廉耻礼义孝悌忠信，这里依然是夏。如果夏人失去了廉耻礼义孝悌忠信这些，那么中原也成了夷。孔子认为蛮夷和中原的分别不在地区、种族和血统。而在道德。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所以说所谓“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
《理惑论》引佛经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随碧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惑乎。”以说明佛教人人平等的理念，驳斥夷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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