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如几位主播所说的，所谓的“反智”其核心必然存在一种近乎先验的“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与逻辑，而是更像是一种站在普遍答案对立面、幻想某种“皆醉-独醒”的姿态。当我们不断把“后真相”、“民粹”、“国民劣根性”等标签与“反智”两两相拼时，我们总会得出令自己满足的答案：“正是因为______加剧了大众反智的倾向，所以启蒙失败了，甚至说国人根本不适合/不能/不配启蒙。”但与其哀叹启蒙的失败，或许更亟待问出的问题是——我们见证过启蒙的努力吗？——答案好像比启蒙的失败更加不言自明。与其说“反智”是一种被大众传播所映照出的某种症候，很多时候，这个标签好像更多代表着知识分子通过构建一个“绝对他者”塑造自身身份的动机；不管是国民性、反智，还是劣根性，这些词语的在百年间的反复出现恰恰代表着知识分子陈旧、未曾更新的反思话语与工具，以及对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阶级”而非“社会群体”的绝对认同。反向观之，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固化为了一种阶级，“反智”才会作为一种显见而充满敌意的群体而试图推翻前者的“暴政”。随着技术平台的兴起与知识愈发成为一种特权，任何在知识上获得一定权力或声音的个体或许都应该清楚自身知识的边界——因为任何知识的时空条件都决定了其并不是靠数量与范围取胜，而必须与议题、环境、情境中主体相结合。诚然，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因为他们会将无边际的知识与无限扩张的自我想混淆，继而忘却自身行动上的有限、道德上的分野，以及对待知识本身的态度。当对知识的获取成为了一种划分而非弥合边界的工具，我们便有理由切有必要反思这样的知识还能否成为一种“公共的财富”。

或许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必修课便是要穷其一生，“将自己的学术实践在大地上”——这种苦行是或许是勉强抵消因知识特权所产生的负罪感（如果真的有的话，就如《回归故里》那样）的唯一方式。拒绝抽象、与现实疏离的概念投射，耐心引导而非俯下身启蒙，以及以牺牲自己的决心提出真正的问题，才能避免让“理想而崇高的构思变成粗糙而实在的东西，希腊变成罗马，俄国启蒙主义变成俄国革命。”

谢地坤丨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原载于《现代哲学》2020年第4期，感谢谢地坤老师授权本号转载。若您读后有收获，欢迎关注并分享“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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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哲学发展过程中，费希特不仅是康德哲学的直接继承者，更是康德哲学的批判者和发展者。费希特清楚地看到康德哲学中基于思想自由的主体创造性与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之间的矛盾，既想继承康德先验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又想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努力创造一个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以推动哲学的前进。知识学是费希特耗尽毕生精力所要建构、却没有彻底完成的哲学体系，他的实践哲学，如政治哲学、社会学说、法权思想、道德宗教哲学等都是建立在知识学理论基础上，其基本思想对谢林、黑格尔甚至现代哲学都很有影响。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原本就十分晦涩难懂，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所以准确认识知识学的核心思想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不仅对正确认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演变意义重大，而且对我们把握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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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感覺］早上和黃宇老師從癔症談到現代醫療的科學分工，作為一個巫師後裔的他，回憶家族既往。我說「如同到處尋找回家的感覺，這醫學術語「本體感覺」，我覺得是回不去的鄉愁。」

但他說「接受並反覆操作則大腦就會記得，這是實踐科學物理治療的鍛練可能，你的兩年來的不斷進步，就代表不懈努力的成果之一。」方法要對，這必須歸功於黃宇老師的指導，謝謝。

而所謂的「本體感覺」，究竟是純粹經驗還是超乎經驗？我覺得是人類身體的一個謎，如兩年前那晚有人跟我説：「空間是有力量的。」然後忽然大坎就發生。

我想，所謂的「大坎」，是在一個類似熊彼得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重生之後，一個似曾相似又有所不同，新的身體本體感覺會再出現，在實踐科學與自我創新的過程中，先驗經驗地重新認識自己。202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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