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举报村支书贪腐 父子反杀强闯家中的村支书儿子被认定故意杀人】2009年7月3日,河南村民张好峰因举报村支书贪腐,被村支书儿子许振军带人闯入家中,其妻子常卫云被打伤入院。17天后,许振军强行再次进入张好峰家,双方发生打斗,许振军被砍中要害,失血过多死亡。针对此案,新乡中院、河南高院均认为,张好峰父子故意杀人,不构成正当防卫,最终二人被判死缓。
对于当晚的情况,记者获取的卷宗中称,张好峰儿子张海宾说,一片混乱中,他挣扎着跑出大门,院子里的事,围观的人没有看到。但张海宾逃出来、被人追赶的画面,被多人目睹。张好峰说,他慌乱中摸出一根棍,朝前面几个人打了几下,转身跑回屋内。没跑几步,听到许振军喊了一句“是我呀”,张好峰待在屋里不敢出来,直到儿子回来,才发现手上拿的不是棍,而是一把带血的镰刀。
许振军的两名同伴赵文杰、李某强称,当晚许振军独自下车后,他们听到打斗声,便下车赶过去。李某强拿了一把刀,当有人从院里跑出时,他追上去砍了两刀。赵文杰则否认参与“打架”。两人均称,没有看到许振军和张家人打斗的过程;赶到时,许振军倒在地上。赵文杰、李某强当晚的动态,除了二人的陈述之外,别无旁证;但两人的大量陈述内容,经新乡中院“审理查明”后,被认定为案件事实。
例如,新乡中院在判决书中称,许振军一方只有三人。但卷宗内容显示,多名目击者在证词中说,许振军并非“独自下车”,有五六人采取跺门、翻墙的方式强行闯入张家。张海宾从院内逃出,有几个人也从院内追出来,无人看到李某强、赵文杰“赶到张家门口”。这些证言留存于卷宗,未出现在任何一份生效法律文书中。河南各级法院没说采信,也没说不采信,只字未提。
新乡中院一审判决书称,张好峰父子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院中等候,具备杀人的主观故意。许振军“过错明显”,但“张好峰父子特别残忍地将许振军致死,许振军的过错程度,尚不足以影响对张好峰父子刑事责任的评价”。新乡中院、河南高院均认为,张好峰父子故意杀人,不构成正当防卫,最终二人被判死缓。父子俩在狱中服刑时,张好峰地妻子常卫云没有停下申诉,她将材料递到了最高院,却被驳回。
这些年来,常卫云有两口咽不下去的气,一是为丈夫儿子申诉多年无果,二是那年两次强闯张家打砸的其他人迄今未受到法律制裁。不管是张好峰本家的亲戚,还是她自己娘家的亲戚,没有人敢插手张好峰父子申诉的事情。“我不怪他们,我理解他们是怕被报复。”常卫云说。
没有工作,四处漂泊,常卫云经济困顿、生活拮据,近些年来,封丘县相关部门也对她颇加照顾,每个月,常卫云可以领取1500元的信访救助金,还投资帮她建起了一座20亩的桃园,桃园里有几百棵桃树。
事情正在起变化。记者获悉,目前,河南省检察院正在审查办理该案的申诉,目前已调卷审查。这让常卫云看到一丝光亮。这个喜欢种花、养猪的农妇说,若能等到亲人无罪归来的那天,她会铲掉老家院里那些丛生的杂草,修补那扇被砸破的玻璃窗。(红星新闻)https://t.cn/A6G5GfJM
对于当晚的情况,记者获取的卷宗中称,张好峰儿子张海宾说,一片混乱中,他挣扎着跑出大门,院子里的事,围观的人没有看到。但张海宾逃出来、被人追赶的画面,被多人目睹。张好峰说,他慌乱中摸出一根棍,朝前面几个人打了几下,转身跑回屋内。没跑几步,听到许振军喊了一句“是我呀”,张好峰待在屋里不敢出来,直到儿子回来,才发现手上拿的不是棍,而是一把带血的镰刀。
许振军的两名同伴赵文杰、李某强称,当晚许振军独自下车后,他们听到打斗声,便下车赶过去。李某强拿了一把刀,当有人从院里跑出时,他追上去砍了两刀。赵文杰则否认参与“打架”。两人均称,没有看到许振军和张家人打斗的过程;赶到时,许振军倒在地上。赵文杰、李某强当晚的动态,除了二人的陈述之外,别无旁证;但两人的大量陈述内容,经新乡中院“审理查明”后,被认定为案件事实。
例如,新乡中院在判决书中称,许振军一方只有三人。但卷宗内容显示,多名目击者在证词中说,许振军并非“独自下车”,有五六人采取跺门、翻墙的方式强行闯入张家。张海宾从院内逃出,有几个人也从院内追出来,无人看到李某强、赵文杰“赶到张家门口”。这些证言留存于卷宗,未出现在任何一份生效法律文书中。河南各级法院没说采信,也没说不采信,只字未提。
新乡中院一审判决书称,张好峰父子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院中等候,具备杀人的主观故意。许振军“过错明显”,但“张好峰父子特别残忍地将许振军致死,许振军的过错程度,尚不足以影响对张好峰父子刑事责任的评价”。新乡中院、河南高院均认为,张好峰父子故意杀人,不构成正当防卫,最终二人被判死缓。父子俩在狱中服刑时,张好峰地妻子常卫云没有停下申诉,她将材料递到了最高院,却被驳回。
这些年来,常卫云有两口咽不下去的气,一是为丈夫儿子申诉多年无果,二是那年两次强闯张家打砸的其他人迄今未受到法律制裁。不管是张好峰本家的亲戚,还是她自己娘家的亲戚,没有人敢插手张好峰父子申诉的事情。“我不怪他们,我理解他们是怕被报复。”常卫云说。
没有工作,四处漂泊,常卫云经济困顿、生活拮据,近些年来,封丘县相关部门也对她颇加照顾,每个月,常卫云可以领取1500元的信访救助金,还投资帮她建起了一座20亩的桃园,桃园里有几百棵桃树。
事情正在起变化。记者获悉,目前,河南省检察院正在审查办理该案的申诉,目前已调卷审查。这让常卫云看到一丝光亮。这个喜欢种花、养猪的农妇说,若能等到亲人无罪归来的那天,她会铲掉老家院里那些丛生的杂草,修补那扇被砸破的玻璃窗。(红星新闻)https://t.cn/A6G5GfJM
其实本不想发这个,也不想用这些去比较什么,毕竟买的也不多。第一次追星,还是一起喜欢上❤️博肖,做一些公益,为他们,也为自己和家人积一些福报!只要是他们出的杂志,能抢到或买到的也都买了,至于代言,我只会选择我所需要的,人与人的经济水平也不相同,首先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继续支持《肖战王一博》,而且以后我还是会按照我所需要的,去买他们所代言的产品!!
【冤案平反,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近日,“张玉环案”原案受害儿童的母亲舒爱兰接受采访,将两个被杀孩子的家庭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
27年前,张玉环被指杀害同村两孩童,7年后被判处死缓。历经20年的申诉,被羁押9778天后,他于今年8月获改判无罪。几天前,张玉环的家人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张玉环支付国家赔偿金共计496万余元,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案”改变了3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等来公道,被害人家庭则在继续寻找真相。另一受害儿童的母亲刘荷花近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除了真凶,还应有冤错案件的制造者。
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依法办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178万件、刑罚执行变更案件386万件,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1万件,依法纠正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58件122人。
这些冤错案件纠正的过程,张氏叔侄案等了10年,呼格吉勒图案经历了20年,聂树斌案是22年……这些冤错案件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无法追寻。回顾这些案件的发生,可以发现,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比如发生于1994年、宣判于1998年的佘祥林案,以及发生于1998年宣判于2003年的赵作海案,由于没有使用当时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DNA鉴定技术来确定被害人身份,只是依靠被害人亲属对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外观辨认的方式,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确认被害人这一环发生了重大错误。数年后“亡者归来”,冤案得以纠正,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当时的招供是被逼而为。
在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聂树斌案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但聂树斌还是被作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被判处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而在王书金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真相还未大白。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在1979年即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更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进行了细化。物证没有得到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冤案被制造出来,真凶则逍遥法外。
今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张志超强奸杀人案中,原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而这两名证人的证言与张志超的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学证明被告人张志超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言在原审中未被出示。张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问。与此同时,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客观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的张志超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张志超的辩护律师发现,被害人的尸体上套有90厘米×108厘米的白色塑料编织袋,根据编织袋上的字样,基本上确认编织袋是装柳编等工艺品出口的袋子。律师认为,该编织袋只能是凶手占有并使用的,查清楚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凶手。原审时,因为没有查清楚,判决书回避了这一物证。15年过去,这一线索能否得到继续追查,案件真相能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个谜。
顶着“疑罪从无”的名义获得无罪,张玉环们依然要承受许多无端的怀疑和指责,无法真正从案件中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被平反的蒙冤者还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凶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表示:“我们希望公安机关,能对当年两个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复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对死者家属交代,也是对社会一个交代,如果公安机关能抓到真凶,我们愿意从张玉环的赔偿金里,拿出5万元奖励参与侦查的干警。”
近年来,随着刑侦领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我们不断看到一些陈年积案告破,比如尘封28年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杀案”。但对于张玉环案的受害人来说,蒙冤者平反还不是终点。(中国青年报 刘言)
27年前,张玉环被指杀害同村两孩童,7年后被判处死缓。历经20年的申诉,被羁押9778天后,他于今年8月获改判无罪。几天前,张玉环的家人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张玉环支付国家赔偿金共计496万余元,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案”改变了3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等来公道,被害人家庭则在继续寻找真相。另一受害儿童的母亲刘荷花近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除了真凶,还应有冤错案件的制造者。
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依法办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178万件、刑罚执行变更案件386万件,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1万件,依法纠正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58件122人。
这些冤错案件纠正的过程,张氏叔侄案等了10年,呼格吉勒图案经历了20年,聂树斌案是22年……这些冤错案件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无法追寻。回顾这些案件的发生,可以发现,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比如发生于1994年、宣判于1998年的佘祥林案,以及发生于1998年宣判于2003年的赵作海案,由于没有使用当时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DNA鉴定技术来确定被害人身份,只是依靠被害人亲属对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外观辨认的方式,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确认被害人这一环发生了重大错误。数年后“亡者归来”,冤案得以纠正,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当时的招供是被逼而为。
在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聂树斌案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但聂树斌还是被作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被判处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而在王书金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真相还未大白。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在1979年即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更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进行了细化。物证没有得到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冤案被制造出来,真凶则逍遥法外。
今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张志超强奸杀人案中,原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而这两名证人的证言与张志超的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学证明被告人张志超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言在原审中未被出示。张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问。与此同时,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客观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的张志超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张志超的辩护律师发现,被害人的尸体上套有90厘米×108厘米的白色塑料编织袋,根据编织袋上的字样,基本上确认编织袋是装柳编等工艺品出口的袋子。律师认为,该编织袋只能是凶手占有并使用的,查清楚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凶手。原审时,因为没有查清楚,判决书回避了这一物证。15年过去,这一线索能否得到继续追查,案件真相能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个谜。
顶着“疑罪从无”的名义获得无罪,张玉环们依然要承受许多无端的怀疑和指责,无法真正从案件中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被平反的蒙冤者还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凶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表示:“我们希望公安机关,能对当年两个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复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对死者家属交代,也是对社会一个交代,如果公安机关能抓到真凶,我们愿意从张玉环的赔偿金里,拿出5万元奖励参与侦查的干警。”
近年来,随着刑侦领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我们不断看到一些陈年积案告破,比如尘封28年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杀案”。但对于张玉环案的受害人来说,蒙冤者平反还不是终点。(中国青年报 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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