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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封制與漢初學術繁榮》
——沈嘩
西漢初期曾出現一個學術繁榮的短暫局面。
20世紀50年代侯外廬先生就指出此為“古代諸子之學的傳統還存著餘緒”。
漢初盛行的黃老無為思想,使得知識分子自由思想的空間大為拓展,從而造就了漢初的學術繁榮。分封制也為漢初士人的學術活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活動空間。
一、
流派紛呈的這種情形,還體現在漢初士人並不局囿於某一家某一說,而是諸家並用,如賈誼就“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漢初的學術繁榮局面還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各諸侯王國內的學術繁榮場面要甚於中央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這一時期的學術繁榮,主要體現于各諸侯王國。
細察王國內出現的學術繁榮局面,還可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諸侯王是想藉士人之力加強聲勢、營造氣氛,以達到王國自重,甚至與中央抗衡的目的。
另一種情況是諸侯王並沒有與中央相抗的實力與野心,只是緣于對文化學術的嚮往和愛好,甚至本人就擅長某一方面,便自覺地禮待士人。
二、
導致漢初學術繁榮局面的主要原因,當然可歸於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的盛行,但對於諸侯王國內學術繁榮程度要超過中央政府這一現象,又不僅限於此,這裡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分封制的實行和士人步入中央政府的仕途在漢初受堵。
實行分封制即意味著各諸侯王國有了雄厚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也就擁有了極大的獨立性。
其次,是漢初士人進人中央王朝的路途堵塞。
中央王朝,對士人不利之處甚多。高祖劉邦出身市井無賴,對士人極不尊敬,這一點無須贅述。
其二,掌握中央政權的是一個重厚少文的功臣集團,“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
他們認識不到士人對治國的重要性,即便認識到也不願讓士人分享政權。
第三,彌漫子朝廷的是黃老之言,無為而治。天下打下了,安心坐天下就是,對那些好出新意、動輒倡言改制的士人,功臣集團就以黃老清靜無為思想回敬,無為思想被功臣集團借用來為因循守舊的執政方式作藉口。
地方上,也同樣如此。就各郡縣而言,最高級長官多由功臣出任,至於各級基層政權,基本上掌握在秦朝故吏和軍功之士手中。
一方面,漢初廣大士人的仕進途徑,就中央政權而言,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不夠通暢,另一方面,各諸侯王國卻有著招徠士人的強大經濟實力,諸王對士人又育眼有加,兩相對比,士人向何處流動當然不言自明瞭。
漢初士人正處於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先秦諸子相比,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已有所淡化,但和武帝以後的士人相比,仍體現一定的獨立性。
如余英時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已逐漸從戰國時鮮有宗族和田產的羈絆的“遊士”,轉變為具有厚實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士大夫”階層。
漢初士人正處於由獨立人格到依附人格的轉變過程中。
出現于各諸侯王國內的學術繁榮局面,正是漢初王國與士人相互靠攏的最大成果之一,一方面分封制為漢初士人的遊說立論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另方面,具有遊士意識的漢初士人即是適合這種土壤的種子,兩相結合,造就了王國內的學術繁榮程度超過中央政府的場面。
三、
漢初學術繁榮局面的消彌,從學術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寬鬆的無為思想逐漸為獨尊一體的儒學思想所取代。
王國內學術繁榮局面的消彌,仍應當從制度層面尋找原因。
首先,當然是中央政權對王國勢力的漸次削弱。
中央政府在堅決打擊王國勢力、隔斷士人依附王國途徑的同時,更致力於爭取和改造士人,讓士人融人統治集團。
這方面的政策,具體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央王朝廣開仕途,大批吸收士人進人國家政權,這實際上也是統治階級的需要。
自文、景之世西漢政府開始推行察舉制以選拔官員,武帝時察舉、征辟制度日趨完備,中央還設立太學,地方設立郡(國)縣學,吸收大量士人人學,形成龐大的官僚後備隊伍。
再就是推廣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理論,讓大一統之說牢牢紮根于士人心中,這樣,士人就身不由己地俯首聽命了。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宜揚: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無疑是對漢武帝強化專制統治和中央集權的迎合。
但在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也清算了漢初士人竟相依附王國的風氣。
士人既已在中央政府那裡找到圓滿出路,封國又形同地方郡縣,大一統思想已成為通行的意識形態,則接戰國諸子余脈,尚存于漢初士人之身的相對獨立人格便見萎縮,本來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朝氣也漸為一味迎合、苟圖自存的暮氣所替代。
如此,客觀上,士人已無政治制度上的漏洞可以利用,主觀上,士人又身不由己受到新儒學的束縛和規範,那麼不但漢初一現的學術繁榮已無生根之處,就是以後的歷朝歷代都不可能再演現同樣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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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历史君#【此人被清朝视为英雄，却被国人实为败类，后代不准祭拜孔庙入族谱】说到“公主”这一称号，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只有生在皇家的女孩子才有资格获得的称呼，其他人是想都不用想的。可是，历史上偏偏有这样的例外，而且，发生在了少数民族政权之中，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就是清朝。

说到清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满族政权，他们得公主也叫“格格”，普通满族人也是没有资格成为公主的。可是，偏偏有一个女子得到了赫赫有名的孝庄皇太后的抚养，最终，成为了没有皇室血统的公主。更离奇的是这位公主是汉族人，这可是有清一代独一份的例子。

这位汉族公主名字叫做：孔四贞，她的父亲就是定南王：孔有德。

传说，孔四贞死后葬在现今北京的公主坟，该地乃因此得名，但已经考证此说不实。历史事实是：安葬于此的两位公主却是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她本人更有可能是葬在阜城门外的孔王坟（今天的外交学院所在地）——她父亲孔有德的身边。

知道了这位汉族公主的父亲是有如此尊贵身份的事实，想必大家也都猜出了这位汉族女子孔四贞成为公主的原因，没错，孔四贞正是得益于孔有德的对于清朝的贡献。他比康熙朝赫赫有名的三藩功劳大多了，而且，还获得了清朝皇室的信任，资格更老，甚至曾经以统帅的身份全权统领了八旗军队，可见清朝对他的信任。而他对清朝也忠心耿耿，最后更是为了大清而殉国。

孔有德原籍山东，辽东汉人，是铁岭矿工出身，“长于弓马，不识字”。在明末之时，辽东是明朝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对抗的前线，经常发生激烈的战事，在那里的老百姓也深受其害。同时，这里的老百姓在这种战争环境下也变得十分彪悍，经常加入到双方的战争中去。孔有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物。

刚好，当时努尔哈赤攻打沈阳，由于战事不利，孔有德就投奔了明朝的毛文龙，当时毛文龙据守于皮岛。可是，明朝前线发生内斗，著名将领袁崇焕竟然擅自杀掉了总兵毛文龙。孔有德又投奔了登州巡抚孙元化，后来，孔有德又与孙元化产生了矛盾。孔有德对明朝彻底失望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就去投靠清太宗皇太极。

当时的形势对于皇太极很不利，可以说是危机存亡之秋。听说孔有德要来投靠，皇太极大喜过望，对于孔有德的投靠事宜非常重视。之后，皇太极命令宗室贵族亲自准备赏赐给孔有德，满洲人、蒙古人、汉人都要准备好特定的御马。并且，明确孔有德可以率领旧部驻扎在辽阳，所有的仪仗从旧，不用增加什么负担，只有刑狱和对外出兵需要向皇太极请示。

之后，皇太极又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欢迎孔有德的归来，所有的皇室贵戚和大臣都到会参加，对孔有德进行了正式的册封，并封其为“都元帅”。而且，当时皇太极的军队已经改革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按理说，孔友德的军队都是汉人军队，也理应划归到皇太极的八旗部队里面去，具体应划归到八旗汉军来统一管理。

可是，为了表示对孔友德的厚爱，皇太极于八旗之外，让孔友德自成一军，命名为为“天佑军”，并有独立的旗帜，可谓是恩宠相当的重。不久，皇太极又加封孔友德为“恭顺王”，这是清朝加封异姓王和汉族人为王的开始，孔友德是第一人。由此可见，孔友德在风雨飘摇的清初是多么的受皇太极的喜欢，可谓是雪中送炭。

当然，孔友德对于皇太极的恩宠也是感激涕零，以汉人的身份对于满洲的清朝政权十分的忠诚，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积极进行战斗。他所率领的汉人军队受到过明朝正规军的训练，擅长使用火器和水上作战，大大提升了清军的战斗力，在历次战役中均表现也是十分的出色。后来，清朝又派孔友德征战江南，并且唯一一次授权汉族人统一指挥所有的八旗部队。

可以说，孔友德完全被当成了清朝的“自己人”。而孔友德也是不负众望，军队如摧枯拉朽一般，很快就攻占了湖南全境，并积极进军广西。也许，孔友德过于激进，军队打的也过于顺利，由于兵力不足，孔友德的部队都分散开来了。不久，危机局面也开始降临，李定国的农民起义军近十万人围攻孔友德的孤城，孔友德力不能支，最后就自刎自焚而死。

他对于清朝可谓也是尽了忠心，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而孔有德虽然自杀，他的随军家属却没有幸免，全家一百二十余人被全部杀害（一说被孔有德拔剑杀死），只有孔四贞逃了出来。逃到北京后，清朝对于功臣之后也是十分的关照。

孔有德出自孔氏一脉，所以，他也曾自称为“孔子后裔”，但是，由于他曾投靠后金，南明大臣对其深恶痛绝，张同敞更是指斥孔有德道：“他自称孔子后裔是对孔子的侮辱... ...”孔氏族人也视其为孔家的“败类”，则在孔有德后人试图拜谒孔庙、孔林时关闭大门禁止其进入。并且，痛斥孔有德是假冒的孔子后裔，甚至，后世的《孔子世家谱》也没有将其收入谱中。

而孔四贞作为汉人公主嫁给了孙延龄之后也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孝庄太后对其评价道：“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壸范。”

但后来孙延龄镇守广西，三藩之乱时，孙延龄首鼠两端，在吴三桂与清廷间来回摇摆，最终孙延龄以及他与孔四贞的独生子都被吴三桂派人所杀，待三藩被平定后，孔四贞也就再无任何价值，虽辗转回到北京，可晚景极为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