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实验室巡礼# 【逐“智”多谋——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如何记住2020年青春的模样##抗击疫情高校在行动# 历史文化学院志愿者刘雨晴，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级历史学1班在读。“在这里想说点志愿者的心得，即便很多回访的细节不便透露，但是想不带有感情的做这份工作真的太难了。有可能心软的女孩子一边哭一边工作，哭是因为防疫的严肃性和压在身上的责任很重。现在想起一些爱心捐赠者蹒跚的步履，也不免热泪盈眶。
每天都需要很多的人手，志愿者团队急需壮大。志愿者团队期待大家的加入，为祖国贡献一份属于青年大学生的力量！”
每天都需要很多的人手，志愿者团队急需壮大。志愿者团队期待大家的加入，为祖国贡献一份属于青年大学生的力量！”
#我们共度难关 孝感加油# 【在孝感，有这样一群志愿者】3月5日是全国学雷锋日。在孝感市义工联，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志愿者，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雷锋精神”。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南方国际3号仓库，这里是壹基金在湖北省的省级备灾仓库，有8000平方米。壹基金捐赠湖北的所有物资都从四面八方集中送到这里存放，再从这里分配至全省各市州。工作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十分考验人。而承担这份工作的，都是孝感市义工联的义工。
上午10时，仓库门口一辆满载矿泉水的小货车正准备出发，这批矿泉水准备送到熊咀社区。车的主人罗洋是一个憨厚的汉子。从大年初三就开始在这里当义工，平均一天要跑上五、六趟。老婆舒水绣也在这里，负责卸货、码放工作。
“我们这里夫妻双双当义工的有很多。大家什么都不图，每天都是峁足了劲儿在干活。”孝感市义工联副会长汪全安一边码货，一边和记者说着话。
34岁的李小燕和丈夫罗继平也双双在这里做义工，两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6岁，都放在爷爷奶奶家照顾。夫妻俩均没有固定工作，平日李小燕打短工，罗继平做木工帮人装修，每月一家人的生活费和房货，是笔不小的支出。因疫情没有收入的他们，却已经从正月初五义务干到了今天。
现场忙碌的义工中还有一对夫妻档。56岁的陈跃在武汉铁路局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所工作，因这次疫情被隔离在老家无法上班。她的妻子张平花已退休，是一名注册的义工。
“老公非常支持我做义工。这次他也每天陪着我一起来，从未做过体力活的他和大家一样一次扛一百多斤的蔬菜。我们俩都在这里忙，孩子在家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孩子还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去做事，我保证你们回来有口热饭吃。你们都是好样儿的，我们为你们骄傲！’”张平花说起这些时，眼角有泪花闪动。
也有人开始不理解，后面变成了支持者、参与者。
王厚胜在城区做了20多年的生意，妻子周秋娥对身患糖尿病的他十分照顾，平时除了生意上的事其他事都不让他染指。从1月30日开始，王厚胜就开始做起了义工，每天早出晚归。周秋娥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也害怕他被感染上新冠肺炎，经常劝阻他，希望他等疫情结束了再做义工。
王厚胜为了做通妻子的工作，带她一起来到仓库。当她看到大家一起忙碌的火热场景时，也被深深地感染和感动。从此，义工的队伍中又多了一名娘子军。周秋娥不仅当义工，还在家里炖好的猪蹄汤带去给大家喝。
除了夫妻档，还有父子兵。张生平是2013年加入义工联的老义工。21岁的儿子张晨刚大学毕业。父子俩大年初二就开始在这里做义工，一起来的还有张生平的一辆大货车，每天开着货车往医院、社区运送物资。
“现在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谁都没谈过钱的话。最后如果能补贴点油钱就补贴，没有补贴也没事儿，就当为国家做贡献的。”张生平的话里透着淳朴。
和张生平一样带着自己的大货车来的还有周武，他也从大年初二开始就开着自己的货车参加免费运输的队伍中。
“这批货是3月2日到的，涉及到24个捐款单位和个人。全部都是从德国采购的直接能运用到外科手术中的医疗物资。接收之后再按照各医疗机构的需要进行分配。”义工联副秘书长高亮，负责对接壹基金捐赠与分配工作，在疫情暴发后的前半个月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才结束当天的工作，现在情况稍好，但也每天忙到凌晨1点才能下班。
鲁志国是仓库负责人。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下班则没有固定时间。
“有时候要等外地的车过来，他们来得晚得等着把货运走，不然睡觉也是个问题，有时一等等到半夜12点。”鲁志国说，慢慢天气暖和了，晚上就不那么冷了。
34岁的舒梦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孩子都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不仅自己当义工，还带头捐款1600元。老公任法人的湖北大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捐赠价值15万元的妙虎胶原蛋白酵素给一线医护人员，帮助他们调理肠胃。
“14岁不能出去打工兼职，但我可以做义工。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17岁的刘康是一名精干的小伙子，还在读高三。他的年龄虽然小，却已经有3年的义工经历，在仓库里非常活跃，抢着干活儿。
王伦斌是中建三局的技术员，在西安工作，也被这次疫情隔在了老家。他听朋友说起孝感有义工在行动，2月6日就找到这里开始“搬砖”了。
“搬砖”的队伍中不仅有技术员，还有厨师。童文兵是孝昌县一家酒店的厨师，在其他义工的带动下，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不仅出力，还要出钱。在义工联组织的募捐中，329名义工共捐款人民币51037.8元。
张生平、李罗环、叶军红、张惠娟、彭红钗、朱建林、徐云红、王小华、肖兰……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义工，组成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家庭。
“孝感义工联做为落湖北省地协助的枢纽机构，联合了17个地市州的80家公益伙伴共同行动，先后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及省内外各界企业开展响应活动，对接各类物资以支持省内各公益组织在当地开展响应行动，协助属地公益组织与当地政府一起共同抗击疫情。”壹基金联合救灾湖北网络协调人、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的周文介绍。
截止3月5号，孝感市义工联共发放近5000万元各类医疗防护物资、医疗仪器、民生生活物资，总吨数近2200吨，惠及湖北省内87个县市区882家医院和318个社区群众。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南方国际3号仓库，这里是壹基金在湖北省的省级备灾仓库，有8000平方米。壹基金捐赠湖北的所有物资都从四面八方集中送到这里存放，再从这里分配至全省各市州。工作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十分考验人。而承担这份工作的，都是孝感市义工联的义工。
上午10时，仓库门口一辆满载矿泉水的小货车正准备出发，这批矿泉水准备送到熊咀社区。车的主人罗洋是一个憨厚的汉子。从大年初三就开始在这里当义工，平均一天要跑上五、六趟。老婆舒水绣也在这里，负责卸货、码放工作。
“我们这里夫妻双双当义工的有很多。大家什么都不图，每天都是峁足了劲儿在干活。”孝感市义工联副会长汪全安一边码货，一边和记者说着话。
34岁的李小燕和丈夫罗继平也双双在这里做义工，两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6岁，都放在爷爷奶奶家照顾。夫妻俩均没有固定工作，平日李小燕打短工，罗继平做木工帮人装修，每月一家人的生活费和房货，是笔不小的支出。因疫情没有收入的他们，却已经从正月初五义务干到了今天。
现场忙碌的义工中还有一对夫妻档。56岁的陈跃在武汉铁路局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所工作，因这次疫情被隔离在老家无法上班。她的妻子张平花已退休，是一名注册的义工。
“老公非常支持我做义工。这次他也每天陪着我一起来，从未做过体力活的他和大家一样一次扛一百多斤的蔬菜。我们俩都在这里忙，孩子在家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孩子还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去做事，我保证你们回来有口热饭吃。你们都是好样儿的，我们为你们骄傲！’”张平花说起这些时，眼角有泪花闪动。
也有人开始不理解，后面变成了支持者、参与者。
王厚胜在城区做了20多年的生意，妻子周秋娥对身患糖尿病的他十分照顾，平时除了生意上的事其他事都不让他染指。从1月30日开始，王厚胜就开始做起了义工，每天早出晚归。周秋娥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也害怕他被感染上新冠肺炎，经常劝阻他，希望他等疫情结束了再做义工。
王厚胜为了做通妻子的工作，带她一起来到仓库。当她看到大家一起忙碌的火热场景时，也被深深地感染和感动。从此，义工的队伍中又多了一名娘子军。周秋娥不仅当义工，还在家里炖好的猪蹄汤带去给大家喝。
除了夫妻档，还有父子兵。张生平是2013年加入义工联的老义工。21岁的儿子张晨刚大学毕业。父子俩大年初二就开始在这里做义工，一起来的还有张生平的一辆大货车，每天开着货车往医院、社区运送物资。
“现在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谁都没谈过钱的话。最后如果能补贴点油钱就补贴，没有补贴也没事儿，就当为国家做贡献的。”张生平的话里透着淳朴。
和张生平一样带着自己的大货车来的还有周武，他也从大年初二开始就开着自己的货车参加免费运输的队伍中。
“这批货是3月2日到的，涉及到24个捐款单位和个人。全部都是从德国采购的直接能运用到外科手术中的医疗物资。接收之后再按照各医疗机构的需要进行分配。”义工联副秘书长高亮，负责对接壹基金捐赠与分配工作，在疫情暴发后的前半个月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才结束当天的工作，现在情况稍好，但也每天忙到凌晨1点才能下班。
鲁志国是仓库负责人。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下班则没有固定时间。
“有时候要等外地的车过来，他们来得晚得等着把货运走，不然睡觉也是个问题，有时一等等到半夜12点。”鲁志国说，慢慢天气暖和了，晚上就不那么冷了。
34岁的舒梦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孩子都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不仅自己当义工，还带头捐款1600元。老公任法人的湖北大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捐赠价值15万元的妙虎胶原蛋白酵素给一线医护人员，帮助他们调理肠胃。
“14岁不能出去打工兼职，但我可以做义工。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17岁的刘康是一名精干的小伙子，还在读高三。他的年龄虽然小，却已经有3年的义工经历，在仓库里非常活跃，抢着干活儿。
王伦斌是中建三局的技术员，在西安工作，也被这次疫情隔在了老家。他听朋友说起孝感有义工在行动，2月6日就找到这里开始“搬砖”了。
“搬砖”的队伍中不仅有技术员，还有厨师。童文兵是孝昌县一家酒店的厨师，在其他义工的带动下，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不仅出力，还要出钱。在义工联组织的募捐中，329名义工共捐款人民币51037.8元。
张生平、李罗环、叶军红、张惠娟、彭红钗、朱建林、徐云红、王小华、肖兰……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义工，组成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家庭。
“孝感义工联做为落湖北省地协助的枢纽机构，联合了17个地市州的80家公益伙伴共同行动，先后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及省内外各界企业开展响应活动，对接各类物资以支持省内各公益组织在当地开展响应行动，协助属地公益组织与当地政府一起共同抗击疫情。”壹基金联合救灾湖北网络协调人、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的周文介绍。
截止3月5号，孝感市义工联共发放近5000万元各类医疗防护物资、医疗仪器、民生生活物资，总吨数近2200吨，惠及湖北省内87个县市区882家医院和318个社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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