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尹杂评#未来半个月内，网络上会出现大量的拜登逆袭的软文，什么卧薪尝胆，什么绝地反击，什么为理想而坚持……
然后那些原来支持懂王的自媒体和舔狗们，会统一原文转发，跪地高呼“民主的胜利”，想方设法表忠心，绞尽脑汁领美分……
懂王最终被他们丢弃在历史的角落里，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无关痛痒的呻吟。
而本人只关心伊万卡谁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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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精神#道家#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总之，道教把成仙信仰与道德教化结合在一起，历来强调“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墉城集仙录》），“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以激励人们行善积德。
道教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证道。历代高道常说：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为仙道之基，仙道为人道之极。人还没有做好，焉敢企望成仙了道？
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但加上了神灵监察、善恶报应的神学内容，对信教者来说，显然具有较强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便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神，也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逃不过神灵的明察，所以古人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为了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制作了各种通俗易懂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
五、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道陵在巴蜀创立天师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金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道教认为，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行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东晋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邈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六、包容精神
“道”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成容纳万物。《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第16章）。人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正是道教所提倡的境界。道教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由道生成的，都是道的无限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而万物都是齐一的。此即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点。
《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无亲无疏，无彼无此。”故要平等待人，要提倡彼此之间的慈爱与宽容；不能夸大彼此之间的矛盾，而要认识到彼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时，道教也秉持开放态度和包容精神。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扬神仙道教，一方面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
在历史上，道教积极吸收儒、佛二家的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会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如南朝道士陶弘景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主张“崇教惟善，法无偏执”（《授陆敬游十赍文》）。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的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重阳全真集》）荀子关于“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的说法，在宋代以来，经常为道教中人所引用，来表明三教一理。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对道教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一方面主动吸收外来输入之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道教之真精神”。
作者：尹志华 道教之音 https://t.cn/z8AH4Mn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总之，道教把成仙信仰与道德教化结合在一起，历来强调“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墉城集仙录》），“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以激励人们行善积德。
道教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证道。历代高道常说：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为仙道之基，仙道为人道之极。人还没有做好，焉敢企望成仙了道？
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但加上了神灵监察、善恶报应的神学内容，对信教者来说，显然具有较强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便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神，也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逃不过神灵的明察，所以古人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为了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制作了各种通俗易懂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
五、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道陵在巴蜀创立天师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金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道教认为，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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