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等待戈多》里的这两个流浪汉，还是爱斯特拉贡更有意思一点，随便读几句他的台词就不能看出，他简直就是一个辩证法大师。
真正有趣的是，爱斯特拉贡的角色任务是表现人的行动之困境（他的靴子难题从头到尾都困扰着他），但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却表现出了卓越的辩证法天赋。
相反，另一个陷入思考困境的弗拉第米尔却只有迷惑，他戴上帽子就不能思考，而脱了帽子也无法行动。
比如弗拉第米尔说的“我感觉很孤单”实在太弱了，跟爱斯特拉贡说的“我梦见我很幸福”根本没法比啊！

2022年，几位历史人物的相继离世让人不禁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我们说起这些话时，心中总是不乏感伤的，过去的时代仿佛也被笼罩上了一层夕阳般的暖橙色暮霭。在这温情脉脉的光晕里回头看，一切都预先被理解、被原谅了，撕裂的阵痛被抚平成一个安静的梦，就连胆战心惊的也变得面目温柔。

遥远的落日收留了我们无处安放的乡愁，「黄金时代」的意思其实是——无比美好，但是可一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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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一个新与旧剧烈碰撞的年代——秩序与动荡、繁荣与颓败、丰盛与空虚、激越与困乏，种种相互对立的文化景观以多元的姿态同时存在。商品经济的浪潮将整个社会裹挟进全球化的洪流，城市富裕的空气里充满了新鲜的欲望，人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千禧年镀上了辉煌的金光，但又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何方。

现在想起来，这十年就像是一场巨大的集体青春期。它因躁动而反叛，又在多情中迷惘，既无比坚硬，又不堪一击——

1991年，孟京辉在校园里排演了荒诞戏剧《等待戈多》，最后一幕主人公用雨伞疯狂击碎了剧场的玻璃，声嘶力竭地高喊「我们已经受了怨，我们不是圣人」，这其中夹杂着一代年轻人被压抑的愤怒，以及没有幻想更没有出路的无可奈何——就像等待到了剧终依然是等待，戈多始终也没有来。

1994年，张楚漫不经心地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MV影像里是已故男演员贾宏声独自站在雪地里拉小提琴。随着长镜头渐渐拉远，他忧郁的身影也在白茫茫的天地间枯萎、零落，不安的青年却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嘲，鲜花的爱情就是随风飘散，他们反对生命，反对无聊。

1995年，姜文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搬上了大银幕。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湿漉漉的荷尔蒙，裸露的身体令人欲念丛生，少女米兰鲜艳地散发出某种馥郁的香气，少年马小军第一次感受到令他头晕目眩的迷恋。暴烈粗野的青春就像一只发情的猫，从头到脚都是歇斯底里的渴望，却格外的脆弱而纯洁。

他们都曾那样年轻，只是后来都老了。

时代的车轮轰隆隆地碾过，很多人梦醒了，很多人甚至还来不及做梦。昙花一现的90年代现象如同理想主义的最后挽歌，一曲终了，集体散场。

那些对于历史暴力的反思、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对于人性价值的彰显、对于个体自由的宣扬，都随着集体青春期的结束而全面走向失语。文艺创作越来越多地被大众娱乐收编，在单一化、程式化、媚俗化的作品里，人们终于不再思考，也放弃了挣扎。

这时候距离新世纪钟声的敲响，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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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时光都是在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我依然不想说1990年代就是「最好的时代」，但它确实死在了昨日的世界里，永远成为了某种乌托邦式的缅怀。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电影《甲方乙方》结尾葛优的一段念白：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很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我们活在这世上，都是一去不复返。1990年代落幕了，但远去的、消逝的，才是「黄金时代」。

抛开工作上的琐碎，特意给自己短暂地解绑
雏鹰课上周末结束，这半年的时间，周末好像没出过门，时不时的疫情管控与尽量不出门的自我约束
今天终于出去了一趟
闲逛累傻之后，两个人坐在人行天桥下面的石头上发呆，看着人来人往，听那卖冰糖葫芦老头偶尔地吆喝，还有在他旁边卖麦芽糖的老者敲着铁刀，那儿时熟悉又诱惑的声音，眼睛盯着那对面卖氢儿童玩具的大姐
就这样，我俩时不时地讨论着那个冰糖葫芦的成本价大概是多少，那个氢气球里面填充的是不是就是氢气，小时候有没有为换来麦芽糖，就把家里还没完全坏掉的凉鞋拖飞奔拿出去交换…
短暂地思想游离
有种等待戈多的情境
我们坐在微风里讨论着别人和他们的事
会不会也有人看见坐在那里的我俩
然后说，你看那俩在嘀咕做啥？
正所谓，“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