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ía 53

Sevanavank半日游。经过一天的折腾之后发现比较经济且稳定的方式为：地铁到青年站Yeritasardakan(100drams) — 找Marshrutka去Sevan镇(一般是在出站口左边，700drams) — Sevan镇打车往返Sevanavank(往返2000drams，看时间可以自行选择一程进行徒步，有段风景还不错，6公里而已，大概走一小时，不建议往返都走) — Sevan镇Marshrutka回埃里温(同700drams，据说最后一趟在下午5点) — 地铁回家(100drams)，这样下来花费可控制在2600-3600drams(47-65元)而且容错率比较高。如果你去北站(公车，200-300drams)坐直达Sevanavank的车(1000drams，不是很频繁)，时间要是不对的话坐门口的share taxi开价3000drams一人(你可以试着看看能砍到多少)，回来要么继续share taxi要么去Sevan镇坐Marshrutka，总之花费肯定比上面说的高，除非真的刚刚好往返都能坐上那个1000drams的直达车。当然回程在公路上也可以尝试直接搭车回埃里温，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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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暴力层出不穷悲剧频出，少年寻亲会遭到网暴、女孩儿染头会遭到网暴、老师给学生上网课会遭到网暴、给外卖小哥打赏200元会遭到网暴、孩子在学校不幸身亡母亲接受采访也会遭到网暴……
网暴事件中的受害者大多都是普通人，他们既不是明星也不是大V，根本就没有面对铺天盖地构陷谩骂的耐受力。更何况很多受害者本来就身处逆境，在绝望的悬崖上来回徘徊，这时候只要有人轻轻推他们一把，那就极有可能酿成悲剧。到底应该如何杜绝网络暴力？互联网时代的确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咱们的现行法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惩罚机制滥用，避免无节制地扩大打击面。此原则在前互联网时代应对现实世界中的违法犯罪应该说是合理的，比如A要去某地进行犯罪活动，中途乘坐了B的出租车，吃了C家饭店的快餐有了力气，又在D开的店里买了凶器。只要BCD对A的犯罪行为不知情，那么理论上来讲A的犯罪行为与BCD就构不成因果关系。
进入互联网时代情况开始在公域流量里起了变化。如果我们在微信这样的社交软件里遭到无理谩骂大不了拉黑了事儿，可在公共社交平台上却是众口铄金，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当事方给淹死。A阴阳怪气一句，B快速接上，C继续拱火，D恶语相加，网暴声浪一波大过一波，无数个ABCD叠加起来足以摧毁正常人的意志。那么这时候我们该不该把这无数个ABCD视为具有共同主观恶意的加害方？如果要罚那么该罚多少人？又该怎么罚？
目前我看到对于网暴者的处罚方式基本也就是来自社交平台的封号禁言，而大多数参与网暴口嗨的无聊者所使用的本来就是三无小号，对他们这帮人来讲损失一个账号显然不具备惩罚效力。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很多网暴受害者都是主动把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曝到网上，然后才遭致网络暴力。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感觉在现实生活中的维权渠道不好走或者走不通，所以才想借助网络舆论引发关注解决问题。
要杜绝网络暴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线下线上两手抓。对线下我们要明确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尽心尽力办事，降低普通老百姓在各个领域的维权成本与维权难度。至于线上那就要广开言路理性衡量了，我们到底应该在现行法律中进一步明确打击网暴的武器，还是应该再添法条拿起新武器对网暴进行打击，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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