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 【非常之年，应最大限度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活力】#我们的全面小康# 半月谈评论员 杨玉华
2020年已经过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会议指出，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中央这一要求释放出鲜明信号：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的大局观，更要有尊重基层首创的群众观。最大限度释放基层的改革创新力，乃是推动改革在重要领域深化起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关键“法宝”。
回眸史册，中国改革开放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为基层创造智慧和探索活力的光芒所照耀的历史。从安徽小岗村发轫的“大包干”到蛇口海滨令世界刮目的“深圳速度”，从华西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催生新中国第一位个体户的“温州模式”，正是这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小地方，这些最普通的基层群众，以惊人的创造力燃起了改革的燎原之火，让中国奇迹成为奏响于世界舞台的交响华章。
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负面清单、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大胆尝试，与顶层设计良性互动，催生出制度创新的一系列精彩之笔。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经济社会遭遇的严峻挑战，必须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为此，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在备受关注的市场化改革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亮明改革决心和举措，回应社会期待、激活市场热情。
有力的顶层设计要转化为基层万千群众的获得感，要在各行各业中持续释放红利，离不开基层从实际出发对中央精神与原则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针对要素市场改革中提到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基层的“出新”与“变通”已经跑在了既有制度约束的前面，如何回应、如何引导？又比如科技要素改革方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螃蟹到底应该怎么吃，让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分配怎样才能从政府的“纸上”走向科学家的“手上”？凡此种种，关乎创新生态的培育，创新风气的扶植，更关乎将创新精神注入制度安排的微观与末梢，都有赖于基层在实践中的摸索。
必须看到，当前各地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总体较高，但一些微妙心态也值得关注：怕改革“动刀子”的畏难心态有之，懒于想实招，宁愿小修补的保守心态亦有之。必须认识到，在直面大变局的非常之年，在行入深水区的关键之年，任何僵化思路与机械模式都要不得，工作老思路、行动老把式，决难胜任当下的复杂挑战。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最大活力，首先要解放思想、允许试错，这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改革“平庸主义”。改革往往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蹚出来的路，是从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路，有时甚至会与传统的认识、现有的制度发生冲突，更难保证百分之百成功。这就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细化执行标准，树立容错典型，发挥“城门立柱”效应，破除基层干部思想中“越改错越多”“改革是背锅”的担忧。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还要充分赋能，给予基层创新空间。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处于深水区的改革更少有先例可循。这就需要基层更多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所在区域禀赋差异性和综合承受力出发，让风物各殊的园地开出万紫千红的花。少点“站在20楼上穿针”的不切实际指挥，少点会议来文件去的形式主义束缚，多让基层有时间有空间谋改革思创新，谈活力迸发才不是一句空话。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还迫切需要提升基层干部能力，促使其形成治理新思维。5G、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是重塑生活的科技革命，更是政府治理的一次变革。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各级干部有时“不是不想为，而是不会为”。因此，提高干部识变应变求变的本领，让基层也善于运用信息化新手段解决问题，无疑是促使其提升工作效率，发现创新线索，提出创新方案的当务之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创新的力量源泉。40多年前，正是尊重群众首创、紧紧依靠人民，改革才潮涌神州大地，让“中国号”列车飞驰着赶上时代。今天，骐骥之速，仍非一足之力。“中国号”列车要在满天风雨中行稳致远，仍得依靠14亿人民的力量。让最广大人民的无穷智慧更为顺畅地汇入改革洪流，中国，才始终是希望的热土。
2020年已经过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会议指出，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中央这一要求释放出鲜明信号：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的大局观，更要有尊重基层首创的群众观。最大限度释放基层的改革创新力，乃是推动改革在重要领域深化起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关键“法宝”。
回眸史册，中国改革开放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为基层创造智慧和探索活力的光芒所照耀的历史。从安徽小岗村发轫的“大包干”到蛇口海滨令世界刮目的“深圳速度”，从华西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催生新中国第一位个体户的“温州模式”，正是这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小地方，这些最普通的基层群众，以惊人的创造力燃起了改革的燎原之火，让中国奇迹成为奏响于世界舞台的交响华章。
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负面清单、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大胆尝试，与顶层设计良性互动，催生出制度创新的一系列精彩之笔。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经济社会遭遇的严峻挑战，必须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为此，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在备受关注的市场化改革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亮明改革决心和举措，回应社会期待、激活市场热情。
有力的顶层设计要转化为基层万千群众的获得感，要在各行各业中持续释放红利，离不开基层从实际出发对中央精神与原则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针对要素市场改革中提到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基层的“出新”与“变通”已经跑在了既有制度约束的前面，如何回应、如何引导？又比如科技要素改革方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螃蟹到底应该怎么吃，让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分配怎样才能从政府的“纸上”走向科学家的“手上”？凡此种种，关乎创新生态的培育，创新风气的扶植，更关乎将创新精神注入制度安排的微观与末梢，都有赖于基层在实践中的摸索。
必须看到，当前各地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总体较高，但一些微妙心态也值得关注：怕改革“动刀子”的畏难心态有之，懒于想实招，宁愿小修补的保守心态亦有之。必须认识到，在直面大变局的非常之年，在行入深水区的关键之年，任何僵化思路与机械模式都要不得，工作老思路、行动老把式，决难胜任当下的复杂挑战。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最大活力，首先要解放思想、允许试错，这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改革“平庸主义”。改革往往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蹚出来的路，是从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路，有时甚至会与传统的认识、现有的制度发生冲突，更难保证百分之百成功。这就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通过细化执行标准，树立容错典型，发挥“城门立柱”效应，破除基层干部思想中“越改错越多”“改革是背锅”的担忧。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还要充分赋能，给予基层创新空间。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处于深水区的改革更少有先例可循。这就需要基层更多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所在区域禀赋差异性和综合承受力出发，让风物各殊的园地开出万紫千红的花。少点“站在20楼上穿针”的不切实际指挥，少点会议来文件去的形式主义束缚，多让基层有时间有空间谋改革思创新，谈活力迸发才不是一句空话。
释放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还迫切需要提升基层干部能力，促使其形成治理新思维。5G、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是重塑生活的科技革命，更是政府治理的一次变革。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各级干部有时“不是不想为，而是不会为”。因此，提高干部识变应变求变的本领，让基层也善于运用信息化新手段解决问题，无疑是促使其提升工作效率，发现创新线索，提出创新方案的当务之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创新的力量源泉。40多年前，正是尊重群众首创、紧紧依靠人民，改革才潮涌神州大地，让“中国号”列车飞驰着赶上时代。今天，骐骥之速，仍非一足之力。“中国号”列车要在满天风雨中行稳致远，仍得依靠14亿人民的力量。让最广大人民的无穷智慧更为顺畅地汇入改革洪流，中国，才始终是希望的热土。
#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半月谈评论# 【让抗疫情、保运行“两手抓”可操作、可持续】半月谈特约评论员 郁建兴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会议指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要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
事实上，自2月4日以来，湖北以外省市新增确诊病例数逐渐趋于平稳，部分省市已经呈现下降趋势，疫情防控工作，是时候深入思考如何抗疫情、保运行“两手抓”了。
近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并讨论复工复产问题。部分省份已明确提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着手平衡多元公共政策目标、将疫情防控工作调整到更具包容性的新阶段。只是，既要抗疫情，又要保运行，地方政府不免为难。抗疫情，就必须控制人员流动，限制复工复产，市场主体一片骂声；而保运行，势必增加人员流动和集聚，加大病毒传播风险，万一出了集聚性感染，问责肯定少不了。各地干部普遍期待的，正是让“两手抓”不相冲突的可操作、可持续之策。那么，到底该从怎样的治理新思路入手，才能同步打赢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中央精神非常明确：以县域为单元，分类、精准施策。具体而言，我们还应该考虑以下具体措施。
首先，省或设区市政府增加制度供给，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能不能放松管控，多大程度可以放松管控？县区、镇街的干部最有发言权。省或设区市政府可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确认县级政府制定并实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具体方案的主体责任；推动各县级政府因地制宜制定“两手抓”方案，并报设区市政府备案。赋予基层自主权，是否让基层变本加厉，采取极限防控措施？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发生。不过，当一些地方保持疫情下行且不反弹，同时经济社会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时，别的地方自然会跟进调整策略。这样的效仿，是可以期待的。
其次，省或设区市政府可会同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讨论制定科学、稳妥的企业复工条件指引，进而协助基层政府以监管代替审批，规范企业“对标复工”，从而改变各地用于审批企业复工的指引性条件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现状。
再次，除了授权和指导，高层级政府也要为基层政府的行为划边界、设底线。面对多地存在的众多法律风险点，法院和司法部门可考虑专门出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依法行政指导意见，严格敦促各地在疫情防控中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严守程序正当、执法有权、治理有据的底线。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惠企政策，这些政策的最终落实都要靠人。但现实情况是，基层大多已经超负荷运转，许多基层干部已经连续奋战近一个月没有休息。基层人手不够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资源和禀赋优势，群策群力，共渡难关。
具体来说，可以考虑打破已有的班子划分，充分调动人大、政协的力量。人大、政协机关的领导干部大多有党委、政府相应业务部门的工作经验，有些甚至是特定领域的专业干部，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考虑到“师出需有名”，可以由党委牵头，组成“两手抓”专项工作组，根据业务类型设置多个专业小组，由分管副职或在特定领域具有权威性和领导力的其他干部，担任小组组长，根据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业务经验和动员能力，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前期通过远程在线办公等方式参与政策讨论、任务分配、需求对接等工作；待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各小组深入各业务对象一线，监督落实政策。
同时，还应该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动员行业协会、商会等，协助搜集市场主体的信息和其他诉求，承担政策需求汇总和上报工作，从而让社会力量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更多地发挥作用。
却看三春色，桃花归来时！当前，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更大的挑战在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共同进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既是对各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也将是我们实现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两战全胜”的根本保证。(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会议指出，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要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
事实上，自2月4日以来，湖北以外省市新增确诊病例数逐渐趋于平稳，部分省市已经呈现下降趋势，疫情防控工作，是时候深入思考如何抗疫情、保运行“两手抓”了。
近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并讨论复工复产问题。部分省份已明确提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着手平衡多元公共政策目标、将疫情防控工作调整到更具包容性的新阶段。只是，既要抗疫情，又要保运行，地方政府不免为难。抗疫情，就必须控制人员流动，限制复工复产，市场主体一片骂声；而保运行，势必增加人员流动和集聚，加大病毒传播风险，万一出了集聚性感染，问责肯定少不了。各地干部普遍期待的，正是让“两手抓”不相冲突的可操作、可持续之策。那么，到底该从怎样的治理新思路入手，才能同步打赢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中央精神非常明确：以县域为单元，分类、精准施策。具体而言，我们还应该考虑以下具体措施。
首先，省或设区市政府增加制度供给，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能不能放松管控，多大程度可以放松管控？县区、镇街的干部最有发言权。省或设区市政府可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确认县级政府制定并实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具体方案的主体责任；推动各县级政府因地制宜制定“两手抓”方案，并报设区市政府备案。赋予基层自主权，是否让基层变本加厉，采取极限防控措施？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发生。不过，当一些地方保持疫情下行且不反弹，同时经济社会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时，别的地方自然会跟进调整策略。这样的效仿，是可以期待的。
其次，省或设区市政府可会同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专家、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讨论制定科学、稳妥的企业复工条件指引，进而协助基层政府以监管代替审批，规范企业“对标复工”，从而改变各地用于审批企业复工的指引性条件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现状。
再次，除了授权和指导，高层级政府也要为基层政府的行为划边界、设底线。面对多地存在的众多法律风险点，法院和司法部门可考虑专门出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依法行政指导意见，严格敦促各地在疫情防控中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严守程序正当、执法有权、治理有据的底线。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惠企政策，这些政策的最终落实都要靠人。但现实情况是，基层大多已经超负荷运转，许多基层干部已经连续奋战近一个月没有休息。基层人手不够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资源和禀赋优势，群策群力，共渡难关。
具体来说，可以考虑打破已有的班子划分，充分调动人大、政协的力量。人大、政协机关的领导干部大多有党委、政府相应业务部门的工作经验，有些甚至是特定领域的专业干部，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考虑到“师出需有名”，可以由党委牵头，组成“两手抓”专项工作组，根据业务类型设置多个专业小组，由分管副职或在特定领域具有权威性和领导力的其他干部，担任小组组长，根据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业务经验和动员能力，分配到不同的小组。前期通过远程在线办公等方式参与政策讨论、任务分配、需求对接等工作；待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各小组深入各业务对象一线，监督落实政策。
同时，还应该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动员行业协会、商会等，协助搜集市场主体的信息和其他诉求，承担政策需求汇总和上报工作，从而让社会力量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更多地发挥作用。
却看三春色，桃花归来时！当前，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更大的挑战在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共同进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既是对各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也将是我们实现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两战全胜”的根本保证。(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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