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逆境道场修行
一、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贪欲生，必破戒退道。知病性空，病不能恼，以病苦为良药。
二、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骄奢起，必欺压一切。体难本妄，难亦奚伤?以患难为解脱。
三、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躐等。学躐等，必未得谓得。解障无根，即障自寂，以障碍为逍遥。
四、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愿不坚，必未证谓证。究魔无根，魔何能娆?以群魔为法侣。
五、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志存轻慢。志轻慢，必称我有能。成事随业，事不由能，以事难为安乐。
六、交情不求益我。情益我，则亏失道义。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察情有因，情乃依缘，以弊交为资粮。
七、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内心自矜。内自矜，必执我之是。观人妄为，人但酬报，以逆人为园林。
八、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意有图，必华名欲扬。明德无性，德亦非实，以施德为弃屣。
九、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必动。痴心动，必恶利毁己。世利本空，利莫妄求，以疏利为富贵。
十、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则人我未忘。存人我，必怨恨滋生。忍抑为谦，抑何伤我?以受抑为行门。
如是居碍反通，求通反碍。于此障碍，皆成妙境。是以如来于障碍中得菩提道。
——妙叶大师《宝王三昧念佛直指》
#修行解脱之道##佛教#
一、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贪欲生，必破戒退道。知病性空，病不能恼，以病苦为良药。
二、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骄奢起，必欺压一切。体难本妄，难亦奚伤?以患难为解脱。
三、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躐等。学躐等，必未得谓得。解障无根，即障自寂，以障碍为逍遥。
四、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愿不坚，必未证谓证。究魔无根，魔何能娆?以群魔为法侣。
五、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志存轻慢。志轻慢，必称我有能。成事随业，事不由能，以事难为安乐。
六、交情不求益我。情益我，则亏失道义。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察情有因，情乃依缘，以弊交为资粮。
七、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内心自矜。内自矜，必执我之是。观人妄为，人但酬报，以逆人为园林。
八、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意有图，必华名欲扬。明德无性，德亦非实，以施德为弃屣。
九、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必动。痴心动，必恶利毁己。世利本空，利莫妄求，以疏利为富贵。
十、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则人我未忘。存人我，必怨恨滋生。忍抑为谦，抑何伤我?以受抑为行门。
如是居碍反通，求通反碍。于此障碍，皆成妙境。是以如来于障碍中得菩提道。
——妙叶大师《宝王三昧念佛直指》
#修行解脱之道##佛教#
孔子的道隐与庄子的心隐，谁更加纯粹？#中华文化#
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现在的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华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华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
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弟子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
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
总之，他们的隐居是被迫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
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欲望，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现在的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华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华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
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弟子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
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
总之，他们的隐居是被迫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
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欲望，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孔子的道隐与庄子的心隐，谁更加纯粹？
1、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现在的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华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华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
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2、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弟子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
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
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
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
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
总之，他们的隐居是被迫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3、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
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欲望，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1、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现在的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华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华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
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2、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弟子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
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
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
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
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
总之，他们的隐居是被迫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3、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
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欲望，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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