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三堂联动”文明实践经验全省“打样”】8月29日,在辽宁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进会上,鞍山市台安县就“三堂联动”文明实践经验进行交流发言,向全省分享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经验与成效。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成立以来,从满足群众需求入手,针对百姓想什么、要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不断提高宣传宣讲质量,打造“小院讲堂、炕头学堂、凉亭课堂”三个项目品牌,构建“三堂联动”的宣讲体系,为群众思想上解“惑”、政策上解“渴”、生活上解“困”,让新思想、新文化、新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
【成功者必备的9项能力,你有几项?】①演讲能力:拥有好口才意味着可以推销产品和理念,还有你自己;②自主能力:自律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执行力;③社交能力:能给你提供更多机会、更广阔的视野;④抗压能力:运用智慧直面危机,采用有效办法化解它们。#姜岚昕东方战略管理专家##总裁学对课,首选世华课##世华教育总裁首选学堂#
#文学汇[超话]#洞见丨中国妇女运动的起源不在20世纪,而在19世纪;在妇女运动初始的二三十年,最卖力倡议和推动变革的不是女性,而是男人。
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有识之士不论在朝在野,都认定了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锐意维新;正是他们率先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但是当时在他们眼中,妇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既没有主动性,也不是主体。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大力批评说:“妇人干涉政治[指欧美妇女参政],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由此可见维新时期的女性观发展到什么阶段。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这三十年间,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力推动的妇女运动有两大口号,第一是“反缠足”,第二是“兴女学”;前者为了提高女性的体能,后者则是提高女性的智能。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为这是“强民”的基础。
改革者眼中的女性国民是潜在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目标是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改革蓝图上的新女性占的位置可以用“贤妻良母”四个字概括。她们固然不能再像先辈那样身体孱弱,不受教育,但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的发展仍然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通过对家中男性的支持和培育,为增强国力作出贡献,因此当时另一个流行口号就是“国民之母”。
求变的种子落入中国思想界的土壤,生根发芽后就进入新阶段。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有机会亲身接触西方社会模式,为中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参照的榜样。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的观点如何因个人体验而改变,是个好的例子。他到美国留学以前,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国人制造贤妻良母;到美国几年以后,观察西方社会的标准,目睹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又与当地女性建立深厚的交谊,导致他的想法明显改变了,认为女子运动的最高标的应该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的女子”。
“自由独立”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二浪的核心价值。20世纪10年代,女性角色划定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想法受到挑战,而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也进入了激进阶段。这个新趋势与同时期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新文化运动最关注的,是打破传统家庭尊卑长幼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个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抛弃了配合传统家庭结构的“贤妻良母”观念,改为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人格”。
当时的女性要取得人格独立的资格,需要符合下面几项条件:一、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二、毕业后有一份职业;三、婚姻自主;四、参与公众生活,而不是只在家庭范围内活动。
虽说条件有四项,但教育明显是其他三项的敲门砖。受过被认可的新学堂教育,才有可能在新社会谋职;有了固定职业才能经济独立;能够经济独立,在婚姻自主方面才有更大把握。至于公众活动,更需要教育和职业提供的知识和自信,而婚姻自主亦可以保证女性不会受到丈夫或夫家压制,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
上面说的是新理念,但理念和现实情况总有些差距。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都愿意投入工作又或是服务社会的,因此除了上面理正词严的四大条件之外,表面看似肤浅的描写也值得大家注意。综合当时妇女刊物征文来稿,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新女性形象,反映社会大众日常接触的事实:装束时髦,擅长音乐、唱歌、跳舞交际等,身旁总不乏仰慕者,总把自由恋爱挂在嘴边。
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五四“新女性的一式两面,也是研究妇女运动的人一向聚焦的热点。但我们必须明白,有能力追寻新女性梦想的在当时属于极少数。正因为新女性的地位必须立足于新式教育,而成年女性又无法争取这种教育机会,所以大多数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终于被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冠以“落伍”甚至“封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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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列强的威胁,有识之士不论在朝在野,都认定了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锐意维新;正是他们率先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但是当时在他们眼中,妇女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既没有主动性,也不是主体。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大力批评说:“妇人干涉政治[指欧美妇女参政],在今日之社会,实利少而弊多。”由此可见维新时期的女性观发展到什么阶段。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这三十年间,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力推动的妇女运动有两大口号,第一是“反缠足”,第二是“兴女学”;前者为了提高女性的体能,后者则是提高女性的智能。当时不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为这是“强民”的基础。
改革者眼中的女性国民是潜在的社会资源,他们的目标是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改革蓝图上的新女性占的位置可以用“贤妻良母”四个字概括。她们固然不能再像先辈那样身体孱弱,不受教育,但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的发展仍然只是为了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通过对家中男性的支持和培育,为增强国力作出贡献,因此当时另一个流行口号就是“国民之母”。
求变的种子落入中国思想界的土壤,生根发芽后就进入新阶段。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有机会亲身接触西方社会模式,为中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参照的榜样。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胡适的观点如何因个人体验而改变,是个好的例子。他到美国留学以前,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国人制造贤妻良母;到美国几年以后,观察西方社会的标准,目睹美国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又与当地女性建立深厚的交谊,导致他的想法明显改变了,认为女子运动的最高标的应该是“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的女子”。
“自由独立”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二浪的核心价值。20世纪10年代,女性角色划定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想法受到挑战,而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也进入了激进阶段。这个新趋势与同时期酝酿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新文化运动最关注的,是打破传统家庭尊卑长幼的运作模式,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个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抛弃了配合传统家庭结构的“贤妻良母”观念,改为标榜五四新女性的“独立人格”。
当时的女性要取得人格独立的资格,需要符合下面几项条件:一、在新式学堂受教育;二、毕业后有一份职业;三、婚姻自主;四、参与公众生活,而不是只在家庭范围内活动。
虽说条件有四项,但教育明显是其他三项的敲门砖。受过被认可的新学堂教育,才有可能在新社会谋职;有了固定职业才能经济独立;能够经济独立,在婚姻自主方面才有更大把握。至于公众活动,更需要教育和职业提供的知识和自信,而婚姻自主亦可以保证女性不会受到丈夫或夫家压制,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
上面说的是新理念,但理念和现实情况总有些差距。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都愿意投入工作又或是服务社会的,因此除了上面理正词严的四大条件之外,表面看似肤浅的描写也值得大家注意。综合当时妇女刊物征文来稿,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新女性形象,反映社会大众日常接触的事实:装束时髦,擅长音乐、唱歌、跳舞交际等,身旁总不乏仰慕者,总把自由恋爱挂在嘴边。
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五四“新女性的一式两面,也是研究妇女运动的人一向聚焦的热点。但我们必须明白,有能力追寻新女性梦想的在当时属于极少数。正因为新女性的地位必须立足于新式教育,而成年女性又无法争取这种教育机会,所以大多数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终于被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冠以“落伍”甚至“封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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