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助手亲笔信回顾攻关历程#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2023年是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由中国科技馆主办的“稻谷飘香，禾下追梦——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展”正面向公众展出。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助手尹华奇先生寄来亲笔手稿，深情回顾了杂交水稻攻关的艰辛历程，表达对袁隆平先生的崇高敬意。
尹华奇是袁隆平助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杂交水稻特约顾问。几十年来，他积极投身袁隆平主持的三系、两系杂交稻育种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1998年选育出香型两系法不育系——香125S，选配出高产、优质、中熟的杂交早稻“香两优68”，先后在湖南、安徽、广西等省（区）通过审定并推广应用，为杂交水稻科研与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尹华奇在手稿中写到：“通过几十届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养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农业专家，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试种、示范、推广，可谓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这让他意识到存在野生的雄性不育株。通过文献研究，结合自己在田间的实际探索，袁隆平设想采取“三系法”技术路线，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而找到不育株是实现“三系法”技术路线的第一步。
此时的尹华奇和李必湖就读于安江农校，作为袁隆平的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跟随袁隆平一起踏上了漫长的追觅不育株之路。为了能看得仔细，他们每天在中午太阳光最强的时候，拿着15倍放大镜，审视着试验田中每一株水稻的每一朵花。虽然寻稻的过程堪比“大海捞针”，但他们从未放弃。历时两年，在他们检查了十几万株稻穗后，终于发现了6株雄性不育株。
1966年2月，袁隆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更开辟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1967年6月，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尹华奇、李必湖两名应届毕业生留校给袁隆平当助手，“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杂交水稻的研究也由此转向了团队合作。
为了赶时间、抢进度，袁隆平、尹华奇和李必湖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实验，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但他们并未放弃，而是坚定信心、持续探索，之后袁隆平提出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师徒三人又踏上了天南海北的寻稻之路，在湖南、云南、海南......哪里有希望他们就去哪里，多少稻田里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和牵挂。他们常常十天半月穿梭在茫茫稻田里，在田间地头啃馒头，渴了就喝清泉水，无论泥地还是沼泽光着脚就下，常常与老鼠、水蛇等斗智斗勇，就像是一支毫无装备的探险队，迎着朝阳、踏着月色，在田间逐梦。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
一次次的挫折，他们有沮丧但是没有被沮丧击垮，“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的信念支撑他们突破困局，最终收获成功。https://t.cn/A6O2e9Sd
尹华奇是袁隆平助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杂交水稻特约顾问。几十年来，他积极投身袁隆平主持的三系、两系杂交稻育种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1998年选育出香型两系法不育系——香125S，选配出高产、优质、中熟的杂交早稻“香两优68”，先后在湖南、安徽、广西等省（区）通过审定并推广应用，为杂交水稻科研与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尹华奇在手稿中写到：“通过几十届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养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农业专家，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试种、示范、推广，可谓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这让他意识到存在野生的雄性不育株。通过文献研究，结合自己在田间的实际探索，袁隆平设想采取“三系法”技术路线，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而找到不育株是实现“三系法”技术路线的第一步。
此时的尹华奇和李必湖就读于安江农校，作为袁隆平的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跟随袁隆平一起踏上了漫长的追觅不育株之路。为了能看得仔细，他们每天在中午太阳光最强的时候，拿着15倍放大镜，审视着试验田中每一株水稻的每一朵花。虽然寻稻的过程堪比“大海捞针”，但他们从未放弃。历时两年，在他们检查了十几万株稻穗后，终于发现了6株雄性不育株。
1966年2月，袁隆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更开辟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1967年6月，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尹华奇、李必湖两名应届毕业生留校给袁隆平当助手，“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杂交水稻的研究也由此转向了团队合作。
为了赶时间、抢进度，袁隆平、尹华奇和李必湖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实验，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但他们并未放弃，而是坚定信心、持续探索，之后袁隆平提出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师徒三人又踏上了天南海北的寻稻之路，在湖南、云南、海南......哪里有希望他们就去哪里，多少稻田里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和牵挂。他们常常十天半月穿梭在茫茫稻田里，在田间地头啃馒头，渴了就喝清泉水，无论泥地还是沼泽光着脚就下，常常与老鼠、水蛇等斗智斗勇，就像是一支毫无装备的探险队，迎着朝阳、踏着月色，在田间逐梦。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
一次次的挫折，他们有沮丧但是没有被沮丧击垮，“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的信念支撑他们突破困局，最终收获成功。https://t.cn/A6O2e9Sd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策略之一。
8月19日下午，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旗舰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举办，来自国内外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云集一堂，就国家公园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以及相互促进作用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分享。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的演讲主题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格局与国家公园布局研究”。他介绍，2022年底，我国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遴选经历了科学评估、分区筛选、对标确认、意见征询4个阶段。在研究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过程中，首先建立了评价方法，评估了重要生态系统名录与保护关键区域、重点物种与保护关键区域、自然遗迹与景观名录及保护关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关键区域和重点保护海洋生物与保护关键区域；又根据自然气候、地形和植被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将相似自然生态系统划分为同一自然生态地理区。在综合考虑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和保护可行性的基础上，确定了极重要自然保护关键区域。最后，遵循科学性、国家代表性、原真性以及完整性的原则，依据《国家公园设立规范》的准入条件和认定指标，在各自然生态地理区中选定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包括陆域44处、海陆统筹2处（黄河口、辽河口）、海域3处（热带海洋、长岛、南北麂列岛），充分衔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生态工程，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区域重点布局国家公园。
所谓旗舰物种，是指分布在特定地区，其特征有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提高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的物种。旗舰物种通常是人们熟悉的动植物种，是保护的旗帜。例如大熊猫、雪豹、黄腹角雉、海南长臂猿都属于旗舰物种。在接下来的演讲环节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分别以“国家公园建设对我国雉类保护作用”“熊猫与雪豹的旗舰作用”以及“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引领热带雨林保护”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旗舰物种保护的经验和做法。
张正旺教授分析了我国雉类受威胁的主要因素：一是适宜栖息地的丧失，二是非法捕猎，三是杂交导致的基因污染，四是禽流感等疫病的影响。针对这些威胁因素，建立国家公园就是开展雉类保护更有效的一种方式。他希望未来10年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开展雉类种群动态监测，将70%—80%的珍稀雉类栖息地纳入国家公园保护范围。
吕植教授介绍了熊猫与雪豹这两个旗舰物种的作用。雪豹的分布范围广、海拔高，全球大约60%的雪豹分布在我国，分布面积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她认为，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建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并不现实，因此需要依托社区建立一支保护力量。她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的案例：国家公园授权当地特许经营，通过组织牧民监测、建立合作社，将监测数据转化为特许经营的基础。这使得自然体验者可以前来观测雪豹，同时也增加了当地牧民群众的经济来源。
海南长臂猿曾被列为世界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随着国家公园的建立和保护工作的进行，2003—2021年，海南长臂猿的群体规模、家庭数量和独猿数量都成倍增长。蒋志刚研究员认为，作为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引发了人们对海南热带雨林的关注，已成为海南岛的标志形象，伞护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推动了国家公园建设、民生建设和社会发展。
生物多样性涵盖了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3个方面的多样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世荣以“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介绍了我国热带雨林的分布情况和研究方向。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干扰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些干扰将产生多种危害。他提出了“稀有物种调控机制”理论框架、基于植物功能群替代的热带雨林生态恢复途径和仿拟自然的人工促进热带雨林生态恢复途径。
极小种群的特点是种群数量很小、分布有限、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随时有灭绝的风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卫邦以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为例，分享了对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思考。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拯救保护体系，除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实施就地保护，还需要建设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来实施植物迁地保护；此外，还应建立一些国家或省级的保护小区和保护点，作为就地保护的补充，强化种群的增强、回归和重建。
青海大学教授赵新全从青海本土角度出发，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创新及实践案例。他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后，藏原羚、藏野驴、藏羚羊、白唇鹿等物种种群数量迅速恢复，濒危等级降低。目前，已有多种技术手段可监测动物种群数量及行为，为自然原真性保护和承载力评价提供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生态畜牧业、野生食草动物与家畜平衡、食物网营养级复杂性、栖息地修复、饲草产业等，构建物种多样性保护技术体系。他还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基于草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物种保护经验，为物种保护提供了创新示范。
论坛分享了大量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理论成果和创新实践案例，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孔祥瑞 王江江 曹云 宋晓英）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策略之一。
8月19日下午，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旗舰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举办，来自国内外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云集一堂，就国家公园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以及相互促进作用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分享。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的演讲主题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格局与国家公园布局研究”。他介绍，2022年底，我国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遴选经历了科学评估、分区筛选、对标确认、意见征询4个阶段。在研究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过程中，首先建立了评价方法，评估了重要生态系统名录与保护关键区域、重点物种与保护关键区域、自然遗迹与景观名录及保护关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关键区域和重点保护海洋生物与保护关键区域；又根据自然气候、地形和植被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将相似自然生态系统划分为同一自然生态地理区。在综合考虑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和保护可行性的基础上，确定了极重要自然保护关键区域。最后，遵循科学性、国家代表性、原真性以及完整性的原则，依据《国家公园设立规范》的准入条件和认定指标，在各自然生态地理区中选定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包括陆域44处、海陆统筹2处（黄河口、辽河口）、海域3处（热带海洋、长岛、南北麂列岛），充分衔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生态工程，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区域重点布局国家公园。
所谓旗舰物种，是指分布在特定地区，其特征有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提高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的物种。旗舰物种通常是人们熟悉的动植物种，是保护的旗帜。例如大熊猫、雪豹、黄腹角雉、海南长臂猿都属于旗舰物种。在接下来的演讲环节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分别以“国家公园建设对我国雉类保护作用”“熊猫与雪豹的旗舰作用”以及“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引领热带雨林保护”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旗舰物种保护的经验和做法。
张正旺教授分析了我国雉类受威胁的主要因素：一是适宜栖息地的丧失，二是非法捕猎，三是杂交导致的基因污染，四是禽流感等疫病的影响。针对这些威胁因素，建立国家公园就是开展雉类保护更有效的一种方式。他希望未来10年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开展雉类种群动态监测，将70%—80%的珍稀雉类栖息地纳入国家公园保护范围。
吕植教授介绍了熊猫与雪豹这两个旗舰物种的作用。雪豹的分布范围广、海拔高，全球大约60%的雪豹分布在我国，分布面积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她认为，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建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并不现实，因此需要依托社区建立一支保护力量。她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的案例：国家公园授权当地特许经营，通过组织牧民监测、建立合作社，将监测数据转化为特许经营的基础。这使得自然体验者可以前来观测雪豹，同时也增加了当地牧民群众的经济来源。
海南长臂猿曾被列为世界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随着国家公园的建立和保护工作的进行，2003—2021年，海南长臂猿的群体规模、家庭数量和独猿数量都成倍增长。蒋志刚研究员认为，作为旗舰物种，海南长臂猿引发了人们对海南热带雨林的关注，已成为海南岛的标志形象，伞护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推动了国家公园建设、民生建设和社会发展。
生物多样性涵盖了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3个方面的多样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世荣以“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介绍了我国热带雨林的分布情况和研究方向。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干扰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些干扰将产生多种危害。他提出了“稀有物种调控机制”理论框架、基于植物功能群替代的热带雨林生态恢复途径和仿拟自然的人工促进热带雨林生态恢复途径。
极小种群的特点是种群数量很小、分布有限、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随时有灭绝的风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卫邦以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为例，分享了对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思考。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拯救保护体系，除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实施就地保护，还需要建设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来实施植物迁地保护；此外，还应建立一些国家或省级的保护小区和保护点，作为就地保护的补充，强化种群的增强、回归和重建。
青海大学教授赵新全从青海本土角度出发，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创新及实践案例。他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后，藏原羚、藏野驴、藏羚羊、白唇鹿等物种种群数量迅速恢复，濒危等级降低。目前，已有多种技术手段可监测动物种群数量及行为，为自然原真性保护和承载力评价提供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生态畜牧业、野生食草动物与家畜平衡、食物网营养级复杂性、栖息地修复、饲草产业等，构建物种多样性保护技术体系。他还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基于草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物种保护经验，为物种保护提供了创新示范。
论坛分享了大量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沿理论成果和创新实践案例，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孔祥瑞 王江江 曹云 宋晓英）
【#我国科研人员证实水稻是多次起源的产物#】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公众号21日消息，亚洲稻又称水稻（Oryza sativa L.），包括粳稻（Japonica）和籼稻（Indica）两个亚种，不仅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理论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的模式生物。尽管迄今针对水稻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关于水稻起源/驯化的历史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存在各种推论和观点。
目前存在两种主流假说：一次起源（single-origin）和多次起源（multiple-origin）假说，前者推测水稻单次起源于中国的普通野生种（O. rufipogon），而后者认为水稻不同亚种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地理区域，粳稻起源于中国的普通野生稻，而籼稻则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尼瓦拉野生稻（O. nivara）。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葛颂研究组基于1578份水稻和野生稻样本的重测序数据，采用一种新的分析策略探讨了水稻的起源/驯化历史，即在全基因组水平上通过分析驯化基因的起源来推断水稻的野生祖先和起源地点。
该研究首先厘清了水稻和野生稻的群体遗传结构和群体动态历史，明确水稻包括6个品种群（indica, aus, rayada, aromatic, temperate japonica和tropical japonica）以及两种野生稻存在4个遗传组分（Ruf1, Ruf2, Niv1和Niv2）。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扫描，鉴定到993个在indica和japonica中同时受到选择的基因（驯化基因），进而发现其中80%与来自中国的普通野生稻，而其余20%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尼瓦拉野生稻，这些驯化基因在水稻驯化过程中发生了持续的亚种间基因渐渗，因而共享在整个水稻的基因库中。
进一步对36个知名驯化基因进行单倍型网络分析，显示中国南部和印度北部为水稻的二个主要驯化中心，东南亚以及印度南部也可能是水稻的次级驯化地区。上述结果充分证明水稻为多次起源/驯化的产物。
图为水稻起源推测图。野生祖先种(O. rufipogonand O. nivara) 地理分布用不同颜色标识。绿色菱形代表起源于中国的驯化基因，棕色三角代表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的驯化基因。
该研究重测序了422份广布于野生稻分布区的代表性样本，为水稻遗传改良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源；鉴定出一批水稻和野生稻种质资源库中鉴定错误和遗传混杂的样品。该研究还发现，某些选择性清除区段内包含了不同起源的驯化基因，说明基于合并选择性清除区段重建系统发生的方法在探讨作物驯化历史时可能出现误判。
上述研究成果以长文的形式在最新一期的国际学术期刊Nature Plants发表。植物所博士后景春艳、副研究员张富民以及博士研究生王秀花和王美霞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葛颂研究员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合作者还包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Brandon S. Gaut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郑晓明博士和刘荣博士。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目前存在两种主流假说：一次起源（single-origin）和多次起源（multiple-origin）假说，前者推测水稻单次起源于中国的普通野生种（O. rufipogon），而后者认为水稻不同亚种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地理区域，粳稻起源于中国的普通野生稻，而籼稻则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尼瓦拉野生稻（O. nivara）。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葛颂研究组基于1578份水稻和野生稻样本的重测序数据，采用一种新的分析策略探讨了水稻的起源/驯化历史，即在全基因组水平上通过分析驯化基因的起源来推断水稻的野生祖先和起源地点。
该研究首先厘清了水稻和野生稻的群体遗传结构和群体动态历史，明确水稻包括6个品种群（indica, aus, rayada, aromatic, temperate japonica和tropical japonica）以及两种野生稻存在4个遗传组分（Ruf1, Ruf2, Niv1和Niv2）。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扫描，鉴定到993个在indica和japonica中同时受到选择的基因（驯化基因），进而发现其中80%与来自中国的普通野生稻，而其余20%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尼瓦拉野生稻，这些驯化基因在水稻驯化过程中发生了持续的亚种间基因渐渗，因而共享在整个水稻的基因库中。
进一步对36个知名驯化基因进行单倍型网络分析，显示中国南部和印度北部为水稻的二个主要驯化中心，东南亚以及印度南部也可能是水稻的次级驯化地区。上述结果充分证明水稻为多次起源/驯化的产物。
图为水稻起源推测图。野生祖先种(O. rufipogonand O. nivara) 地理分布用不同颜色标识。绿色菱形代表起源于中国的驯化基因，棕色三角代表起源于南亚和东南亚的驯化基因。
该研究重测序了422份广布于野生稻分布区的代表性样本，为水稻遗传改良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源；鉴定出一批水稻和野生稻种质资源库中鉴定错误和遗传混杂的样品。该研究还发现，某些选择性清除区段内包含了不同起源的驯化基因，说明基于合并选择性清除区段重建系统发生的方法在探讨作物驯化历史时可能出现误判。
上述研究成果以长文的形式在最新一期的国际学术期刊Nature Plants发表。植物所博士后景春艳、副研究员张富民以及博士研究生王秀花和王美霞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葛颂研究员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合作者还包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Brandon S. Gaut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郑晓明博士和刘荣博士。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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