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快评 | #摆拍卖惨营销戏码也该消停了#】9月，四川省凉山州、攀枝花市的石榴进入成熟季。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段催泪短视频，老人向路边车辆推销石榴，但车内人员却将石榴扔到车外，老人默默将石榴捡起，弯腰鞠躬……这些令人心酸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同情，还有多家网络账号将视频内容作为新闻进行了转发。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些热门视频的背后，实则为“卖惨带货”的营销套路。攀枝花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督促电商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目前已下架相关视频100余条。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用户群体。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商家开始通过网络发布广告，推销商品和服务，特别是短视频流行以来，更多人倾向于用短视频带货，甚至成为流量明星。但那些“装惨”“摆拍卖惨”式营销，显然既有违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涉嫌欺诈销售。
悲悯之心，人皆有之，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在刷朋友圈、短视频、浏览网页时，看到贫困地区的居民在销售水果、茶叶等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土特产时，往往会被视频中煽情的情节、主人公的艰辛和努力所感动。并可能在感召之下购买一些所谓“货真价实”、“原生态”的产品对主人公表示支持，甚至不惜以高出同类商品的价格购买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产品。
假如视频中所描述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相关商品也不存在质量问题，倒也无可厚非。但事实真相恰恰相反。从媒体曝光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虽然果农是真的，但视频中的内容却是假的，水果滞销也是假的。果农在拍摄者指使下根据设计好的情节进行表演，甚至拍摄者还试图让果农下跪以营造更悲伤的气氛。而这种刻意而为的“摆拍卖惨”并非真的为助力果农，而是通过视频引流后，在平台带货，销售石榴。
这显然有违商业伦理，有失公德和诚信。市场经济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任何营销都不能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以摆拍方式制造假象。编造出滞销、悲惨等让人破防的内容，进而推销商品的行为，显然属于恶意营销。当事果农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拍摄者只是以此推销自己网店的石榴等水果，并不会从果农那里进货。且正如果农所言那样，该“摆拍卖惨”会压低石榴价格，损害果农利益。
此外，不知情的消费者则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根据《广告法》，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良好社会风尚。一般来说，人们购物时自然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并可能反复比较价格，与商家杀价，对商品不满意时还可能退货或给出差评。
在本来不存在的“滞销”策划蒙蔽下，多数消费者会基于同情心帮助果农清理“滞销水果”。此时，本来过于挑剔的消费者可能大发善心，不再计较价格高低和商品好坏，自愿掏高价购买产品，也不会以差评或退货来为难本就“欲哭无泪”的弱势果农。这显然极大地愚弄和宰割了消费者，让其善心被戏耍和收割。且这种营销还会给当地产业和品牌带来不良影响，本来质量很好很畅销的产品被包装成“滞销”，必然会让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品牌形象和产业发展产生合理怀疑。
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理当诚实为本，守法经营。特别是，公众的善意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与捉弄，“摆拍卖惨”营销一旦被揭穿，必然会招致公众憎恶与反感。这种策划者和视频账号获得流量和利益，公众善心和知情权被收割，果农被利用和侵害的“悲情营销”式虚假宣传，必须被整治清理。监管部门应及时查处惩戒，网络平台则应尽到审核责任，采取屏蔽、删除、断开链接、下架、封号等方式让作恶者失去市场。进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真正的果农有一个良好的销售环境，也让消费者不再总是被愚弄和欺骗，成为虚假广告的“冤大头”。（文/史洪举 图源/视觉中国）
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用户群体。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商家开始通过网络发布广告，推销商品和服务，特别是短视频流行以来，更多人倾向于用短视频带货，甚至成为流量明星。但那些“装惨”“摆拍卖惨”式营销，显然既有违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涉嫌欺诈销售。
悲悯之心，人皆有之，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在刷朋友圈、短视频、浏览网页时，看到贫困地区的居民在销售水果、茶叶等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土特产时，往往会被视频中煽情的情节、主人公的艰辛和努力所感动。并可能在感召之下购买一些所谓“货真价实”、“原生态”的产品对主人公表示支持，甚至不惜以高出同类商品的价格购买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产品。
假如视频中所描述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相关商品也不存在质量问题，倒也无可厚非。但事实真相恰恰相反。从媒体曝光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来看，虽然果农是真的，但视频中的内容却是假的，水果滞销也是假的。果农在拍摄者指使下根据设计好的情节进行表演，甚至拍摄者还试图让果农下跪以营造更悲伤的气氛。而这种刻意而为的“摆拍卖惨”并非真的为助力果农，而是通过视频引流后，在平台带货，销售石榴。
这显然有违商业伦理，有失公德和诚信。市场经济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任何营销都不能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以摆拍方式制造假象。编造出滞销、悲惨等让人破防的内容，进而推销商品的行为，显然属于恶意营销。当事果农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拍摄者只是以此推销自己网店的石榴等水果，并不会从果农那里进货。且正如果农所言那样，该“摆拍卖惨”会压低石榴价格，损害果农利益。
此外，不知情的消费者则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根据《广告法》，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良好社会风尚。一般来说，人们购物时自然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并可能反复比较价格，与商家杀价，对商品不满意时还可能退货或给出差评。
在本来不存在的“滞销”策划蒙蔽下，多数消费者会基于同情心帮助果农清理“滞销水果”。此时，本来过于挑剔的消费者可能大发善心，不再计较价格高低和商品好坏，自愿掏高价购买产品，也不会以差评或退货来为难本就“欲哭无泪”的弱势果农。这显然极大地愚弄和宰割了消费者，让其善心被戏耍和收割。且这种营销还会给当地产业和品牌带来不良影响，本来质量很好很畅销的产品被包装成“滞销”，必然会让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品牌形象和产业发展产生合理怀疑。
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理当诚实为本，守法经营。特别是，公众的善意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与捉弄，“摆拍卖惨”营销一旦被揭穿，必然会招致公众憎恶与反感。这种策划者和视频账号获得流量和利益，公众善心和知情权被收割，果农被利用和侵害的“悲情营销”式虚假宣传，必须被整治清理。监管部门应及时查处惩戒，网络平台则应尽到审核责任，采取屏蔽、删除、断开链接、下架、封号等方式让作恶者失去市场。进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真正的果农有一个良好的销售环境，也让消费者不再总是被愚弄和欺骗，成为虚假广告的“冤大头”。（文/史洪举 图源/视觉中国）
【#官方通报为何每每推高舆情# 】#京报锐评# 面对突发舆情，身处聚光灯下，以官方通报回应社会关切实属各部门各单位的必备技能。
但盘点诸多案例，很多旨在一锤定音的官方通报，非但没有让舆情热度应声而降，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引发二次甚至多次舆情。
“灭火”变“浇油”，究竟是公众太苛刻，还是通报不得法？
（一）
舆情汹涌，非身处其间不能感受。
每一个被推至风口浪尖的主体都压力山大，每一份官方通报想必也都凝结了大量的调查、多方的协商和反复的修改。
但在容错空间几近于零的舆论环境下，官方通报的每个词每句话，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过审”。仔细复盘，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方通报，常常犯了以下错误：
姗姗来迟。“谣言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穿鞋。”第一时间不发声，错过了回应窗口期，丧失了第一定义权，迟到的解释在沸反盈天的舆论面前，显得被动又羸弱。
避重就轻。或分不清主次，或顾左右而言他，总给人遮遮掩掩、答非所问之感。提供的信息增量拉不直外界心中的问号，反而在大家反感的内容上过多着墨，无异于自引炮火。
论据不足。对调查过程语焉不详，对论证过程含糊带过，通报结论自然显得不够给力，而“情绪稳定”“妥善解决”“达成和解”等粗线条表述，则免不了招致怀疑甚至阴谋论。
措辞欠妥。明明谈的是社会悲剧，却态度冷漠、言语生硬；明明讲的是严肃问题，却抖了机灵、夹杂网语；有的甚至违背人情常理，搞出“低级红，高级黑”的闹剧。
急于求成。忽视传播规律，总想通过“一次性答复”让热度散去，通过定性的话语给事件盖棺定论。但公众并不会听一个结论就自动画上句号，越想尽快平事越有可能招事。
官方通报本质上就是与人沟通，一词一句都应传递真诚的姿态。诚如上述这般引人不悦，非但不“通”，反倒留下一道道“沟”，难免失分。
（二）
“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
舆情与民情民意息息相关。官方通报一旦失焦跑偏，势必造成次生负面影响。
简单问题复杂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些迟滞缺位的通报，往往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特别是今天，公众对权益的敏感、对公开的要求、对信息的把握更甚以往，在该说话的时候失声，在该对话的时候回避，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性。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的循环中，严重占用社会资源，耗费行政管理成本。
按下葫芦浮起瓢。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话语权的分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也意味着官方通报中的任何词句，都可能被带往四面八方的空间。当这种“超链接思维”投射到公共事件上，便体现为“舆情搭车”现象。一个事件没按住，事件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新的索引，导致更多关联舆情。拔出萝卜带出泥，最终搅得人仰马翻。
透支官方通报的可信度。从传播学的研究来看，人们在认知事务时，往往依赖于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形成源于其现实生活经验。具体到政府与市民的沟通上，那些回应失当、进退失据的通报，势必令许多人对官方通报印象不佳。久而久之，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政府部门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对工作开展形成掣肘。
（三）
今天，中国网民数量已超10亿。众声喧哗、多元分化的天然属性决定了任何一份官方通报，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有业内人士坦言，“网友骂骂咧咧地散去”就是舆情应对基本成功的常态。
这个意义上，官方通报追求的或许并不是有问必应、事无巨细，而是要切准社会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让大多数人得到想知道的答案。
结合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官方通报至少要兼顾以下方面：
其一，时效性。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不仅是在一时一事上快速回应，也是对于潜在风险的快速研判。
面对全民关注的社会事件，舆论留给有关部门工作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早一分说清原委，就早一分把握主动。
不过，越是争议事件，往往越是情况复杂。发掘真相，需要时间；判断结论，需要证据。面对客观存在的调查周期，是不是闷头干活即可？恐怕不尽然，毕竟官方信息缺位，流言蜚语就会上位。实事求是，坦诚相待，及时告知处置和调查的阶段性进展和未来需要的时间，才能避免误会、争取理解。
其二，含金量。
以确定性信息消弭不确定性，这是官方通报的存在意义。
舆情事件发生后，舆论场往往充斥着信任和不信任、理性和情绪的对立。一旦官方通报在事实描述中间存在空白，时间线上出现漏洞，“质疑派”就会占据上风，甚至推翻整个通报。在这个问题上，切莫想当然，必须要有受众意识，积极倾听民之所呼，对于公众欲知未知且可以披露的内容，予以公开详细回应，以严谨的逻辑和扎实的论据推导出结论，才能经得起外界严苛的审视。
其三，分寸感。
围观群众渴求事实真相，官方通报渴求外界认可，但这绝不意味着官方通报要通过一味迎合博取好评。
什么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采用什么措辞，都需要综合考量之上的精准拿捏。特别是很多敏感事件，往往涉及到司法程序、保密要求、个人隐私等具体情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兼顾到多重约束条件。把这些情况都实实在在地讲明白，本身就是有诚意的体现。
（四）
摒弃“高高在上”“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注重“我说你评”“你问我答”的双向互动，其实公众期待的，无非是一份权威而不装腔作势、专业而又通俗易懂的官方通报而已。
话风反映作风。官方通报其实并不全然看文字水平、传播技巧，关键要站稳群众立场、树立群众意识。
事实上，官方通报不仅仅是一种政务公开的程序，更是联系群众的方法。可一到现实场景中，一些部门首先考虑的不是公众所呼，而是上级会否问责、如何减少担责。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很多官方通报的写作逻辑不是奔着回应公众去的，而是想方设法降低影响、推卸责任。一来二去，最终压力全都传导给了宣传部门，“笔杆子”“发言人”反倒成了“责任人”“背锅侠”。
舆情当前，真诚大于技巧。“拖、瞒、封、堵、压”的应对方式早已失效，评判舆情应对成效的也不是上级而是公众。
从善如流、知错即改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可信、可敬、可亲。更重要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负责事件处置的实际工作部门提供权威详尽的信息，全凭“笔杆子”“发言人”是不可能扭转舆情的。
上下联动、群策群力，才可能拿出一份有理有据有人情的通报，最高效地平息舆情。
（五）
有些人总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
但换个角度看，外界的质疑和追问，也是在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信息越是畅通，摩擦系数越小，工作效率越高。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相关部门的媒介素养已在实践中得到普遍提升。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提升，“帮倒忙”的官方通报一定会越来越少，也会让“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成为更多机关单位的共识。（北京日报评论员 崔文佳）
但盘点诸多案例，很多旨在一锤定音的官方通报，非但没有让舆情热度应声而降，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引发二次甚至多次舆情。
“灭火”变“浇油”，究竟是公众太苛刻，还是通报不得法？
（一）
舆情汹涌，非身处其间不能感受。
每一个被推至风口浪尖的主体都压力山大，每一份官方通报想必也都凝结了大量的调查、多方的协商和反复的修改。
但在容错空间几近于零的舆论环境下，官方通报的每个词每句话，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过审”。仔细复盘，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方通报，常常犯了以下错误：
姗姗来迟。“谣言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穿鞋。”第一时间不发声，错过了回应窗口期，丧失了第一定义权，迟到的解释在沸反盈天的舆论面前，显得被动又羸弱。
避重就轻。或分不清主次，或顾左右而言他，总给人遮遮掩掩、答非所问之感。提供的信息增量拉不直外界心中的问号，反而在大家反感的内容上过多着墨，无异于自引炮火。
论据不足。对调查过程语焉不详，对论证过程含糊带过，通报结论自然显得不够给力，而“情绪稳定”“妥善解决”“达成和解”等粗线条表述，则免不了招致怀疑甚至阴谋论。
措辞欠妥。明明谈的是社会悲剧，却态度冷漠、言语生硬；明明讲的是严肃问题，却抖了机灵、夹杂网语；有的甚至违背人情常理，搞出“低级红，高级黑”的闹剧。
急于求成。忽视传播规律，总想通过“一次性答复”让热度散去，通过定性的话语给事件盖棺定论。但公众并不会听一个结论就自动画上句号，越想尽快平事越有可能招事。
官方通报本质上就是与人沟通，一词一句都应传递真诚的姿态。诚如上述这般引人不悦，非但不“通”，反倒留下一道道“沟”，难免失分。
（二）
“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
舆情与民情民意息息相关。官方通报一旦失焦跑偏，势必造成次生负面影响。
简单问题复杂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些迟滞缺位的通报，往往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特别是今天，公众对权益的敏感、对公开的要求、对信息的把握更甚以往，在该说话的时候失声，在该对话的时候回避，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性。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的循环中，严重占用社会资源，耗费行政管理成本。
按下葫芦浮起瓢。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话语权的分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也意味着官方通报中的任何词句，都可能被带往四面八方的空间。当这种“超链接思维”投射到公共事件上，便体现为“舆情搭车”现象。一个事件没按住，事件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新的索引，导致更多关联舆情。拔出萝卜带出泥，最终搅得人仰马翻。
透支官方通报的可信度。从传播学的研究来看，人们在认知事务时，往往依赖于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形成源于其现实生活经验。具体到政府与市民的沟通上，那些回应失当、进退失据的通报，势必令许多人对官方通报印象不佳。久而久之，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政府部门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对工作开展形成掣肘。
（三）
今天，中国网民数量已超10亿。众声喧哗、多元分化的天然属性决定了任何一份官方通报，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有业内人士坦言，“网友骂骂咧咧地散去”就是舆情应对基本成功的常态。
这个意义上，官方通报追求的或许并不是有问必应、事无巨细，而是要切准社会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让大多数人得到想知道的答案。
结合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官方通报至少要兼顾以下方面：
其一，时效性。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快”，不仅是在一时一事上快速回应，也是对于潜在风险的快速研判。
面对全民关注的社会事件，舆论留给有关部门工作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小，早一分说清原委，就早一分把握主动。
不过，越是争议事件，往往越是情况复杂。发掘真相，需要时间；判断结论，需要证据。面对客观存在的调查周期，是不是闷头干活即可？恐怕不尽然，毕竟官方信息缺位，流言蜚语就会上位。实事求是，坦诚相待，及时告知处置和调查的阶段性进展和未来需要的时间，才能避免误会、争取理解。
其二，含金量。
以确定性信息消弭不确定性，这是官方通报的存在意义。
舆情事件发生后，舆论场往往充斥着信任和不信任、理性和情绪的对立。一旦官方通报在事实描述中间存在空白，时间线上出现漏洞，“质疑派”就会占据上风，甚至推翻整个通报。在这个问题上，切莫想当然，必须要有受众意识，积极倾听民之所呼，对于公众欲知未知且可以披露的内容，予以公开详细回应，以严谨的逻辑和扎实的论据推导出结论，才能经得起外界严苛的审视。
其三，分寸感。
围观群众渴求事实真相，官方通报渴求外界认可，但这绝不意味着官方通报要通过一味迎合博取好评。
什么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采用什么措辞，都需要综合考量之上的精准拿捏。特别是很多敏感事件，往往涉及到司法程序、保密要求、个人隐私等具体情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兼顾到多重约束条件。把这些情况都实实在在地讲明白，本身就是有诚意的体现。
（四）
摒弃“高高在上”“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注重“我说你评”“你问我答”的双向互动，其实公众期待的，无非是一份权威而不装腔作势、专业而又通俗易懂的官方通报而已。
话风反映作风。官方通报其实并不全然看文字水平、传播技巧，关键要站稳群众立场、树立群众意识。
事实上，官方通报不仅仅是一种政务公开的程序，更是联系群众的方法。可一到现实场景中，一些部门首先考虑的不是公众所呼，而是上级会否问责、如何减少担责。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很多官方通报的写作逻辑不是奔着回应公众去的，而是想方设法降低影响、推卸责任。一来二去，最终压力全都传导给了宣传部门，“笔杆子”“发言人”反倒成了“责任人”“背锅侠”。
舆情当前，真诚大于技巧。“拖、瞒、封、堵、压”的应对方式早已失效，评判舆情应对成效的也不是上级而是公众。
从善如流、知错即改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可信、可敬、可亲。更重要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负责事件处置的实际工作部门提供权威详尽的信息，全凭“笔杆子”“发言人”是不可能扭转舆情的。
上下联动、群策群力，才可能拿出一份有理有据有人情的通报，最高效地平息舆情。
（五）
有些人总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
但换个角度看，外界的质疑和追问，也是在砥砺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力度。信息越是畅通，摩擦系数越小，工作效率越高。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相关部门的媒介素养已在实践中得到普遍提升。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提升，“帮倒忙”的官方通报一定会越来越少，也会让“谣言止于公开，互信缘于透明”成为更多机关单位的共识。（北京日报评论员 崔文佳）
【北青快评｜以立法筑牢虚拟财产“防火墙”势在必行】近年来，一些游戏玩家因为技术不好、缺乏时间经营游戏账号等原因，选择将自己的游戏账号委托给个人或工作室代练，以获得游戏奖励和好的游戏战绩。然而，由于缺乏完善的规范制度等原因，很多游戏代练的交易双方都遭受过损失——有玩家的游戏账号被毁坏，代练费用打了水漂；有游戏代练师在完成任务后，被号主拉黑、逃单。
事实上，类似游戏玩家账号里重要装备和资源等虚拟财产被不法侵占的现象并非孤例。虚拟财产，是指保存于互联网世界之内，为权利主体所控制的拥有财产价值属性的产品，既包括游戏玩家的角色指数、游戏货币、武器装备等虚拟产品，又包括以数据形式存在能够被权利人使用的权利或者虚拟物，如社交账号、游戏账号、购物账号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近年来非法侵占虚拟财产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等行为日益增多，立法对虚拟财产予以全面保护，已迫在眉睫。
在法理逻辑上，虚拟财产虽然没有实体财产的直接属性，但其本身所具有的附加经济价值，使其客观上契合了可以依法被继承或变现的基本构成要件，是法律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物”。根据合法财产是有价值的基本法律原则，虚拟财产理应列入依法保护的范畴。
我国民法典第127条概括式、宣誓性规定网络虚拟财产依法受保护，不过对于如何保护尚无具体规定，尤其是虚拟财产究竟是属于物权还是属于债权，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由此导致司法对该类纠纷的处理没有可供遵循的基本标准，不但让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处理中陷入各执一词的争论中，也影响法官具体裁决。如此不仅严重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立法为虚拟财产加固“防火墙”，无疑势在必行。
虚拟财产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广泛运用的直接产物，其能否被依法全面保护不仅关乎网络客户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网络运营商权利义务的规范，始终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因此，加快立法步伐，切实把涉及虚拟财产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纳入法律轨道，让各方主体理性而公平地进行利益博弈，藉此实现利益分配合理又公正的良性状态，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面对当前虚拟财产继承、非法侵占、窃取等民事和刑事案件日益多发的现状，及时制定完善的法律保护规则，显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法者，天下程式也，万物之仪表也。”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前所未有，虚拟财产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法律及时界定虚拟财产的各项合法权益。对此，既要采取适时修法或专门立法、出台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虚拟财产的保护范围，确定权利所有人、权利范围、权利的行使及侵权保护等内容，又要做出扩大化的司法解释，将所有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给虚拟财产筑牢“防火墙”，从而有效避免虚拟财产的保护陷入被动。（文/张智全 图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类似游戏玩家账号里重要装备和资源等虚拟财产被不法侵占的现象并非孤例。虚拟财产，是指保存于互联网世界之内，为权利主体所控制的拥有财产价值属性的产品，既包括游戏玩家的角色指数、游戏货币、武器装备等虚拟产品，又包括以数据形式存在能够被权利人使用的权利或者虚拟物，如社交账号、游戏账号、购物账号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近年来非法侵占虚拟财产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等行为日益增多，立法对虚拟财产予以全面保护，已迫在眉睫。
在法理逻辑上，虚拟财产虽然没有实体财产的直接属性，但其本身所具有的附加经济价值，使其客观上契合了可以依法被继承或变现的基本构成要件，是法律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物”。根据合法财产是有价值的基本法律原则，虚拟财产理应列入依法保护的范畴。
我国民法典第127条概括式、宣誓性规定网络虚拟财产依法受保护，不过对于如何保护尚无具体规定，尤其是虚拟财产究竟是属于物权还是属于债权，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由此导致司法对该类纠纷的处理没有可供遵循的基本标准，不但让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处理中陷入各执一词的争论中，也影响法官具体裁决。如此不仅严重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立法为虚拟财产加固“防火墙”，无疑势在必行。
虚拟财产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广泛运用的直接产物，其能否被依法全面保护不仅关乎网络客户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网络运营商权利义务的规范，始终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因此，加快立法步伐，切实把涉及虚拟财产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纳入法律轨道，让各方主体理性而公平地进行利益博弈，藉此实现利益分配合理又公正的良性状态，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面对当前虚拟财产继承、非法侵占、窃取等民事和刑事案件日益多发的现状，及时制定完善的法律保护规则，显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法者，天下程式也，万物之仪表也。”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前所未有，虚拟财产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法律及时界定虚拟财产的各项合法权益。对此，既要采取适时修法或专门立法、出台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虚拟财产的保护范围，确定权利所有人、权利范围、权利的行使及侵权保护等内容，又要做出扩大化的司法解释，将所有虚拟财产纳入法律保护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给虚拟财产筑牢“防火墙”，从而有效避免虚拟财产的保护陷入被动。（文/张智全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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