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述要》- 2021.12 - 钱穆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阳明心学是接续着两宋道学而来的，它进一步回答了两宋以来历代儒家学者所关心和热议的问题，是儒家学说发展到明代时，所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形态。
王阳明的执着和跳脱，本质上是归于统一的。表明了王阳明是一个在认真生活的人。因为认真，所以极其执着；同样因为认真，所以在察觉到“当下生活不对劲”的时候，他会坚决回头，故而显得跳脱。
要理解阳明心学，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逻辑的把玩上，而必须投入实际的生命经验来加以感知。想要读懂阳明心学，更重要的是，要记着你自己的人生。
致良知：我们人心本有的良知，就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天理不需要到心外去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只是一个分别对错的心，而所谓的对跟错，只不过就是你人心的喜好跟厌恶罢了。
这里说的好恶，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人心普遍且更本真的好恶。人都喜欢活着，都喜欢被爱，那你帮助别人活着，去爱别人，这就是对的事情；反过来，就是错的事情。
很多生活当中，我们依据不同情形而设计出来的用来规定对错的道德条目，其实都是根据人心的好恶去推演出来的，其最终的根据也是在于人心的好恶。
遇到再复杂的情况，即便是你没有见过的情况，没有先例的情况，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地根据你的良知去办事儿，你就能知道应该怎么恰当地应对。同样的，遇到一些别人想要强加在你身上的道德要求，你也可以用良知去判断，这些道德要求，是真的符合天理，还是只是一些僵化的教条。
良知人人都有，它是一个“大”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但人除了良知之外，还会有私欲。这个私欲一起来，我们就有了自我跟世界的区隔了，我们的心变“小”了，我们的好恶变成了小我的好恶，良知自然也就遮蔽了。“致良知”，就要去除这种私欲的遮蔽，来光复这颗人本有的“大”心。
“诚意”和“谨独”。“诚意”就是对自己诚实，不要欺瞒自己的良知。“谨独”，可能我们更熟悉的说法叫“慎独”。要注重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去用功。因为是自己所独知，所以更容易做到“诚意”，这里便是诚的萌芽。
“知行合一”其实并不是一种倡导，它就是一个事实。“知”和“行”它本来就是“合一”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没有人是明白了道理却不去做的。你不去做，那就只能证明你不是真正地明白。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你说了“知”，这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行”；你说了“行”，这里头本身也包含了“知”。这便是“知行合一”的真义。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格物的重点在于“致其良知”上，但又不能离开了外在的事物。甚至王阳明拒绝这种所谓“内外”的分法，他说“心何尝有内外？……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果我的心里是空的，没有感应到任何东西，那我的心也就等于不存在了。与“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是一个道理。心也需要有天地万物来供他感应。“同归于寂”的“寂”，说的就是失去了感应，而不是客观上的就没了，不存在了。
“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就是我的心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是感和应的关系。自然就是心外无物，自然也就无须给心做个内外之分了。
“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在人情里。”人生在世，所碰到的事情无非就是人情事变，但是，事变其实也可以被归到像喜怒哀乐这样的人情里头。人情，说的是人的情绪、感受。
“事上磨炼”就是磨炼我们良知的感应，就是在磨炼我们的情绪状态。“事上磨炼”，就是要让自己有个恰当的分寸。这个分寸不是我们去强行规定的。“人心自有分寸”，只要你能不被私欲所绑架，良知就会让你晓得分寸在哪儿。
“立志”指的就是他小时候的志向，是往后余生就一心扑在这件事情上了。“立志”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有人学问没有长进，主要问题就是没有“立志”，因为没有这种真切的愿望，所以学起来才会三心二意。
所谓坚持不下来，就是立志没做好。他又拿好色举例子，他说你看那些好色的人，他就没有说什么我好色但是我坚持不下来这种话，原因也很简单，他这个好色的心是很真切的嘛。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阳明心学是接续着两宋道学而来的，它进一步回答了两宋以来历代儒家学者所关心和热议的问题，是儒家学说发展到明代时，所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形态。
王阳明的执着和跳脱，本质上是归于统一的。表明了王阳明是一个在认真生活的人。因为认真，所以极其执着；同样因为认真，所以在察觉到“当下生活不对劲”的时候，他会坚决回头，故而显得跳脱。
要理解阳明心学，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逻辑的把玩上，而必须投入实际的生命经验来加以感知。想要读懂阳明心学，更重要的是，要记着你自己的人生。
致良知：我们人心本有的良知，就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天理不需要到心外去求。“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只是一个分别对错的心，而所谓的对跟错，只不过就是你人心的喜好跟厌恶罢了。
这里说的好恶，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人心普遍且更本真的好恶。人都喜欢活着，都喜欢被爱，那你帮助别人活着，去爱别人，这就是对的事情；反过来，就是错的事情。
很多生活当中，我们依据不同情形而设计出来的用来规定对错的道德条目，其实都是根据人心的好恶去推演出来的，其最终的根据也是在于人心的好恶。
遇到再复杂的情况，即便是你没有见过的情况，没有先例的情况，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地根据你的良知去办事儿，你就能知道应该怎么恰当地应对。同样的，遇到一些别人想要强加在你身上的道德要求，你也可以用良知去判断，这些道德要求，是真的符合天理，还是只是一些僵化的教条。
良知人人都有，它是一个“大”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但人除了良知之外，还会有私欲。这个私欲一起来，我们就有了自我跟世界的区隔了，我们的心变“小”了，我们的好恶变成了小我的好恶，良知自然也就遮蔽了。“致良知”，就要去除这种私欲的遮蔽，来光复这颗人本有的“大”心。
“诚意”和“谨独”。“诚意”就是对自己诚实，不要欺瞒自己的良知。“谨独”，可能我们更熟悉的说法叫“慎独”。要注重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去用功。因为是自己所独知，所以更容易做到“诚意”，这里便是诚的萌芽。
“知行合一”其实并不是一种倡导，它就是一个事实。“知”和“行”它本来就是“合一”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没有人是明白了道理却不去做的。你不去做，那就只能证明你不是真正地明白。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你说了“知”，这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行”；你说了“行”，这里头本身也包含了“知”。这便是“知行合一”的真义。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格物的重点在于“致其良知”上，但又不能离开了外在的事物。甚至王阳明拒绝这种所谓“内外”的分法，他说“心何尝有内外？……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
“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果我的心里是空的，没有感应到任何东西，那我的心也就等于不存在了。与“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是一个道理。心也需要有天地万物来供他感应。“同归于寂”的“寂”，说的就是失去了感应，而不是客观上的就没了，不存在了。
“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就是我的心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是感和应的关系。自然就是心外无物，自然也就无须给心做个内外之分了。
“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在人情里。”人生在世，所碰到的事情无非就是人情事变，但是，事变其实也可以被归到像喜怒哀乐这样的人情里头。人情，说的是人的情绪、感受。
“事上磨炼”就是磨炼我们良知的感应，就是在磨炼我们的情绪状态。“事上磨炼”，就是要让自己有个恰当的分寸。这个分寸不是我们去强行规定的。“人心自有分寸”，只要你能不被私欲所绑架，良知就会让你晓得分寸在哪儿。
“立志”指的就是他小时候的志向，是往后余生就一心扑在这件事情上了。“立志”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有人学问没有长进，主要问题就是没有“立志”，因为没有这种真切的愿望，所以学起来才会三心二意。
所谓坚持不下来，就是立志没做好。他又拿好色举例子，他说你看那些好色的人，他就没有说什么我好色但是我坚持不下来这种话，原因也很简单，他这个好色的心是很真切的嘛。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师者欧阳修】嘉祐三年（1058年）早春二月，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赵宋政府礼部举行的省试。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天下文宗”、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场考试中发起了他的古文运动，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命题，诗赋为辅命题，积极选拔那些言之有物、平易畅达的文章。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了苏轼之文，眼前陡然一亮，“以为异人”，准备将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他又怀疑作者可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于是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及至最终名单公布，欧阳修才发现此文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非常惊喜。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即以此问苏轼，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马上翻书找出处，仍没找到，于是又问苏轼。苏轼笑道：“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才明白这是苏轼用“想当然耳”来证明自己观点，哈哈大笑，但他依然认为苏轼思路灵活，善于变通，更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既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到这封信后，又一次赞不绝口，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认为苏轼为这一辈年轻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他立刻把苏轼介绍给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等人，把他带入了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子。这些名臣前辈对苏轼也是赞誉有加，以国士待之，使得苏轼成为朝堂所瞩目的青年才俊。
苏轼虽然尊重欧阳修，却也并不刻意迎合这位一向爱护他、提携他的老师。两人探讨学问，欧阳修经常被苏轼驳倒，却毫不生气，还对苏轼思维的全面与深刻赞叹不已。
有一次，苏轼和欧阳修聊天，忽然问道：“请问大人，您觉得您编写的《五代史》可以传之后世吗？”欧阳修自信地说：“我写作这本书，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苏轼却反驳道：“您这本书连韩通的传都没有，恐怕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吧？”欧阳修哑口无言。这应该是欧阳修被苏轼怼得最不留情面的一次。
韩通是什么人呢？他是后周的宰相，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韩通曾组织军队抵抗，最终失败被杀。赵匡胤登基后，念其忠义，追封他为中书令。但他既然是后周的忠臣，那就是赵宋的逆臣，因此欧阳修怕触犯赵宋政权忌讳，只好淡化处理。但苏轼认为，韩通是个忠臣，肯定是要名垂青史的，欧阳修却故意忽略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甚至是缺乏史学素养的。虽然是恩师，但是觉得不对，苏轼也会直言不讳，这便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率真与坦诚的一个人。
幸好，年轻的苏轼遇上的是极其爱才的欧阳修，欧阳修并不把他的冲撞放在心上，反而对他更加爱护。像欧阳修自己，就因为坦率真诚而彻底把老师晏殊得罪了。欧阳修因为追随范仲淹被贬夷陵、乾德，后回京，晏殊思念弟子多时，闻之喜悦，便在西园设宴邀请了他以及其他几位弟子和朋友。宴会上，众人赋诗，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却写诗讽喻老师风花雪月不体恤边关冷暖：“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令晏殊十分难堪。此后欧阳修依然对晏殊执弟子礼，勤于问候，几次想修复与老师的关系，晏殊都是置之不理，师生二人最终形同陌路。但对于苏轼的批评与调侃，欧阳修却与晏殊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理解且宽容。
对于年轻人，欧阳修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他晚年还常常拿出以前的文章，逐篇修改，每改一篇文章都思虑良久，甚至废寝忘食。欧阳夫人忍不住劝他说：“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功呢？你还怕先生嗔怪你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先是去陈州看了苏辙，离开时苏辙去送兄长，越送越远，结果一直送到了欧阳修辞官闲居的颍州。于是兄弟俩干脆一起去看老师了。欧阳修见爱徒前来，自然欢喜，师生一起喝酒泛舟，好不快活。
这天，欧阳修跟苏轼说起一件有关“医者意也”的趣事。有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询问患者生病的原因，那人说乘船遭遇了风浪，受到惊吓。于是医生就从船舵上刮下舵工长年手握而变色处留下的汗渍粉末，与丹砂、茯苓等药物相配，让此人服下，竟药到病除。欧阳修因此感叹道：“《本草注别药性论》书上有止汗的方法，就是用麻黄根节和旧竹扇碾成粉末服下的记载，这说明‘医者意也’，虽然看起来儿戏，实则真有灵验，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指责呀。”
苏轼颇不以为然，于是他便问老师：“按照您这种说法，把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就可以治疗懒惰了；喝下伯夷的洗手水，就能治愈贪婪了……”
欧阳修连忙摇头，苏轼继续说：“那么以此类推，吃了比干的剩饭，就可以令国无佞臣了；舔一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了；闻一闻西施的耳环，就可以治疗怪病了……”
欧阳修说不过他，于是又只得哈哈大笑。
兄弟俩陪恩师一起住了二十多天，不得不分别了。临走时，欧阳修还跟苏轼推荐了一个朋友，说到了杭州，可去孤山找惠勤禅师，此人通晓佛法，且擅长作诗。苏轼见恩师发已全白，步履维艰，不由得心中担忧，此行一去，也许就没有机会和恩师再会了。
第二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便溘然长逝了。欧阳修不仅自己才华卓绝，开创了一代文风，且乐于提携后进，不吝赞美，堪称千古伯乐，苏轼曾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在杭州闻此噩耗，临风洒泪，作下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追念这位感念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欧阳修去世近十年之后，苏轼心中依然时时浮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并赴扬州平山堂缅怀他，作下《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苏轼行舟路过颍州，回想恩师当年，不胜伤感怀念，又想起和恩师讨论“医者意也”的往事，于是将之记入《东坡志林》。欧阳修的慈和，苏轼的率真，两代文宗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在这段记载里展露无遗了。 （作者：张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欧阳修在这场考试中发起了他的古文运动，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命题，诗赋为辅命题，积极选拔那些言之有物、平易畅达的文章。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了苏轼之文，眼前陡然一亮，“以为异人”，准备将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他又怀疑作者可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于是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及至最终名单公布，欧阳修才发现此文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非常惊喜。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即以此问苏轼，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马上翻书找出处，仍没找到，于是又问苏轼。苏轼笑道：“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才明白这是苏轼用“想当然耳”来证明自己观点，哈哈大笑，但他依然认为苏轼思路灵活，善于变通，更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既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到这封信后，又一次赞不绝口，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认为苏轼为这一辈年轻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他立刻把苏轼介绍给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等人，把他带入了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子。这些名臣前辈对苏轼也是赞誉有加，以国士待之，使得苏轼成为朝堂所瞩目的青年才俊。
苏轼虽然尊重欧阳修，却也并不刻意迎合这位一向爱护他、提携他的老师。两人探讨学问，欧阳修经常被苏轼驳倒，却毫不生气，还对苏轼思维的全面与深刻赞叹不已。
有一次，苏轼和欧阳修聊天，忽然问道：“请问大人，您觉得您编写的《五代史》可以传之后世吗？”欧阳修自信地说：“我写作这本书，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苏轼却反驳道：“您这本书连韩通的传都没有，恐怕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吧？”欧阳修哑口无言。这应该是欧阳修被苏轼怼得最不留情面的一次。
韩通是什么人呢？他是后周的宰相，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韩通曾组织军队抵抗，最终失败被杀。赵匡胤登基后，念其忠义，追封他为中书令。但他既然是后周的忠臣，那就是赵宋的逆臣，因此欧阳修怕触犯赵宋政权忌讳，只好淡化处理。但苏轼认为，韩通是个忠臣，肯定是要名垂青史的，欧阳修却故意忽略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甚至是缺乏史学素养的。虽然是恩师，但是觉得不对，苏轼也会直言不讳，这便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率真与坦诚的一个人。
幸好，年轻的苏轼遇上的是极其爱才的欧阳修，欧阳修并不把他的冲撞放在心上，反而对他更加爱护。像欧阳修自己，就因为坦率真诚而彻底把老师晏殊得罪了。欧阳修因为追随范仲淹被贬夷陵、乾德，后回京，晏殊思念弟子多时，闻之喜悦，便在西园设宴邀请了他以及其他几位弟子和朋友。宴会上，众人赋诗，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却写诗讽喻老师风花雪月不体恤边关冷暖：“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令晏殊十分难堪。此后欧阳修依然对晏殊执弟子礼，勤于问候，几次想修复与老师的关系，晏殊都是置之不理，师生二人最终形同陌路。但对于苏轼的批评与调侃，欧阳修却与晏殊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理解且宽容。
对于年轻人，欧阳修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他晚年还常常拿出以前的文章，逐篇修改，每改一篇文章都思虑良久，甚至废寝忘食。欧阳夫人忍不住劝他说：“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功呢？你还怕先生嗔怪你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先是去陈州看了苏辙，离开时苏辙去送兄长，越送越远，结果一直送到了欧阳修辞官闲居的颍州。于是兄弟俩干脆一起去看老师了。欧阳修见爱徒前来，自然欢喜，师生一起喝酒泛舟，好不快活。
这天，欧阳修跟苏轼说起一件有关“医者意也”的趣事。有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询问患者生病的原因，那人说乘船遭遇了风浪，受到惊吓。于是医生就从船舵上刮下舵工长年手握而变色处留下的汗渍粉末，与丹砂、茯苓等药物相配，让此人服下，竟药到病除。欧阳修因此感叹道：“《本草注别药性论》书上有止汗的方法，就是用麻黄根节和旧竹扇碾成粉末服下的记载，这说明‘医者意也’，虽然看起来儿戏，实则真有灵验，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指责呀。”
苏轼颇不以为然，于是他便问老师：“按照您这种说法，把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就可以治疗懒惰了；喝下伯夷的洗手水，就能治愈贪婪了……”
欧阳修连忙摇头，苏轼继续说：“那么以此类推，吃了比干的剩饭，就可以令国无佞臣了；舔一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了；闻一闻西施的耳环，就可以治疗怪病了……”
欧阳修说不过他，于是又只得哈哈大笑。
兄弟俩陪恩师一起住了二十多天，不得不分别了。临走时，欧阳修还跟苏轼推荐了一个朋友，说到了杭州，可去孤山找惠勤禅师，此人通晓佛法，且擅长作诗。苏轼见恩师发已全白，步履维艰，不由得心中担忧，此行一去，也许就没有机会和恩师再会了。
第二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便溘然长逝了。欧阳修不仅自己才华卓绝，开创了一代文风，且乐于提携后进，不吝赞美，堪称千古伯乐，苏轼曾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在杭州闻此噩耗，临风洒泪，作下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追念这位感念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欧阳修去世近十年之后，苏轼心中依然时时浮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并赴扬州平山堂缅怀他，作下《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苏轼行舟路过颍州，回想恩师当年，不胜伤感怀念，又想起和恩师讨论“医者意也”的往事，于是将之记入《东坡志林》。欧阳修的慈和，苏轼的率真，两代文宗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在这段记载里展露无遗了。 （作者：张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师者欧阳修】 嘉祐三年（1058年）早春二月，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赵宋政府礼部举行的省试。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天下文宗”、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场考试中发起了他的古文运动，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命题，诗赋为辅命题，积极选拔那些言之有物、平易畅达的文章。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了苏轼之文，眼前陡然一亮，“以为异人”，准备将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他又怀疑作者可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于是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及至最终名单公布，欧阳修才发现此文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非常惊喜。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即以此问苏轼，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马上翻书找出处，仍没找到，于是又问苏轼。苏轼笑道：“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才明白这是苏轼用“想当然耳”来证明自己观点，哈哈大笑，但他依然认为苏轼思路灵活，善于变通，更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既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到这封信后，又一次赞不绝口，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认为苏轼为这一辈年轻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他立刻把苏轼介绍给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等人，把他带入了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子。这些名臣前辈对苏轼也是赞誉有加，以国士待之，使得苏轼成为朝堂所瞩目的青年才俊。
苏轼虽然尊重欧阳修，却也并不刻意迎合这位一向爱护他、提携他的老师。两人探讨学问，欧阳修经常被苏轼驳倒，却毫不生气，还对苏轼思维的全面与深刻赞叹不已。
有一次，苏轼和欧阳修聊天，忽然问道：“请问大人，您觉得您编写的《五代史》可以传之后世吗？”欧阳修自信地说：“我写作这本书，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苏轼却反驳道：“您这本书连韩通的传都没有，恐怕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吧？”欧阳修哑口无言。这应该是欧阳修被苏轼怼得最不留情面的一次。
韩通是什么人呢？他是后周的宰相，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韩通曾组织军队抵抗，最终失败被杀。赵匡胤登基后，念其忠义，追封他为中书令。但他既然是后周的忠臣，那就是赵宋的逆臣，因此欧阳修怕触犯赵宋政权忌讳，只好淡化处理。但苏轼认为，韩通是个忠臣，肯定是要名垂青史的，欧阳修却故意忽略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甚至是缺乏史学素养的。虽然是恩师，但是觉得不对，苏轼也会直言不讳，这便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率真与坦诚的一个人。
幸好，年轻的苏轼遇上的是极其爱才的欧阳修，欧阳修并不把他的冲撞放在心上，反而对他更加爱护。像欧阳修自己，就因为坦率真诚而彻底把老师晏殊得罪了。欧阳修因为追随范仲淹被贬夷陵、乾德，后回京，晏殊思念弟子多时，闻之喜悦，便在西园设宴邀请了他以及其他几位弟子和朋友。宴会上，众人赋诗，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却写诗讽喻老师风花雪月不体恤边关冷暖：“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令晏殊十分难堪。此后欧阳修依然对晏殊执弟子礼，勤于问候，几次想修复与老师的关系，晏殊都是置之不理，师生二人最终形同陌路。但对于苏轼的批评与调侃，欧阳修却与晏殊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理解且宽容。
对于年轻人，欧阳修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他晚年还常常拿出以前的文章，逐篇修改，每改一篇文章都思虑良久，甚至废寝忘食。欧阳夫人忍不住劝他说：“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功呢？你还怕先生嗔怪你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先是去陈州看了苏辙，离开时苏辙去送兄长，越送越远，结果一直送到了欧阳修辞官闲居的颍州。于是兄弟俩干脆一起去看老师了。欧阳修见爱徒前来，自然欢喜，师生一起喝酒泛舟，好不快活。
这天，欧阳修跟苏轼说起一件有关“医者意也”的趣事。有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询问患者生病的原因，那人说乘船遭遇了风浪，受到惊吓。于是医生就从船舵上刮下舵工长年手握而变色处留下的汗渍粉末，与丹砂、茯苓等药物相配，让此人服下，竟药到病除。欧阳修因此感叹道：“《本草注别药性论》书上有止汗的方法，就是用麻黄根节和旧竹扇碾成粉末服下的记载，这说明‘医者意也’，虽然看起来儿戏，实则真有灵验，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指责呀。”
苏轼颇不以为然，于是他便问老师：“按照您这种说法，把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就可以治疗懒惰了；喝下伯夷的洗手水，就能治愈贪婪了……”
欧阳修连忙摇头，苏轼继续说：“那么以此类推，吃了比干的剩饭，就可以令国无佞臣了；舔一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了；闻一闻西施的耳环，就可以治疗怪病了……”
欧阳修说不过他，于是又只得哈哈大笑。
兄弟俩陪恩师一起住了二十多天，不得不分别了。临走时，欧阳修还跟苏轼推荐了一个朋友，说到了杭州，可去孤山找惠勤禅师，此人通晓佛法，且擅长作诗。苏轼见恩师发已全白，步履维艰，不由得心中担忧，此行一去，也许就没有机会和恩师再会了。
第二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便溘然长逝了。欧阳修不仅自己才华卓绝，开创了一代文风，且乐于提携后进，不吝赞美，堪称千古伯乐，苏轼曾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在杭州闻此噩耗，临风洒泪，作下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追念这位感念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欧阳修去世近十年之后，苏轼心中依然时时浮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并赴扬州平山堂缅怀他，作下《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苏轼行舟路过颍州，回想恩师当年，不胜伤感怀念，又想起和恩师讨论“医者意也”的往事，于是将之记入《东坡志林》。欧阳修的慈和，苏轼的率真，两代文宗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在这段记载里展露无遗了。
（作者 张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欧阳修在这场考试中发起了他的古文运动，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命题，诗赋为辅命题，积极选拔那些言之有物、平易畅达的文章。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了苏轼之文，眼前陡然一亮，“以为异人”，准备将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他又怀疑作者可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于是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及至最终名单公布，欧阳修才发现此文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非常惊喜。
不过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即以此问苏轼，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欧阳修马上翻书找出处，仍没找到，于是又问苏轼。苏轼笑道：“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才明白这是苏轼用“想当然耳”来证明自己观点，哈哈大笑，但他依然认为苏轼思路灵活，善于变通，更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既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读到这封信后，又一次赞不绝口，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认为苏轼为这一辈年轻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他立刻把苏轼介绍给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等人，把他带入了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子。这些名臣前辈对苏轼也是赞誉有加，以国士待之，使得苏轼成为朝堂所瞩目的青年才俊。
苏轼虽然尊重欧阳修，却也并不刻意迎合这位一向爱护他、提携他的老师。两人探讨学问，欧阳修经常被苏轼驳倒，却毫不生气，还对苏轼思维的全面与深刻赞叹不已。
有一次，苏轼和欧阳修聊天，忽然问道：“请问大人，您觉得您编写的《五代史》可以传之后世吗？”欧阳修自信地说：“我写作这本书，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苏轼却反驳道：“您这本书连韩通的传都没有，恐怕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吧？”欧阳修哑口无言。这应该是欧阳修被苏轼怼得最不留情面的一次。
韩通是什么人呢？他是后周的宰相，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韩通曾组织军队抵抗，最终失败被杀。赵匡胤登基后，念其忠义，追封他为中书令。但他既然是后周的忠臣，那就是赵宋的逆臣，因此欧阳修怕触犯赵宋政权忌讳，只好淡化处理。但苏轼认为，韩通是个忠臣，肯定是要名垂青史的，欧阳修却故意忽略他，这样做是不应该的，甚至是缺乏史学素养的。虽然是恩师，但是觉得不对，苏轼也会直言不讳，这便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率真与坦诚的一个人。
幸好，年轻的苏轼遇上的是极其爱才的欧阳修，欧阳修并不把他的冲撞放在心上，反而对他更加爱护。像欧阳修自己，就因为坦率真诚而彻底把老师晏殊得罪了。欧阳修因为追随范仲淹被贬夷陵、乾德，后回京，晏殊思念弟子多时，闻之喜悦，便在西园设宴邀请了他以及其他几位弟子和朋友。宴会上，众人赋诗，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却写诗讽喻老师风花雪月不体恤边关冷暖：“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令晏殊十分难堪。此后欧阳修依然对晏殊执弟子礼，勤于问候，几次想修复与老师的关系，晏殊都是置之不理，师生二人最终形同陌路。但对于苏轼的批评与调侃，欧阳修却与晏殊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理解且宽容。
对于年轻人，欧阳修从不摆出长者的架子。他晚年还常常拿出以前的文章，逐篇修改，每改一篇文章都思虑良久，甚至废寝忘食。欧阳夫人忍不住劝他说：“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功呢？你还怕先生嗔怪你吗？”欧阳修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先是去陈州看了苏辙，离开时苏辙去送兄长，越送越远，结果一直送到了欧阳修辞官闲居的颍州。于是兄弟俩干脆一起去看老师了。欧阳修见爱徒前来，自然欢喜，师生一起喝酒泛舟，好不快活。
这天，欧阳修跟苏轼说起一件有关“医者意也”的趣事。有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询问患者生病的原因，那人说乘船遭遇了风浪，受到惊吓。于是医生就从船舵上刮下舵工长年手握而变色处留下的汗渍粉末，与丹砂、茯苓等药物相配，让此人服下，竟药到病除。欧阳修因此感叹道：“《本草注别药性论》书上有止汗的方法，就是用麻黄根节和旧竹扇碾成粉末服下的记载，这说明‘医者意也’，虽然看起来儿戏，实则真有灵验，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指责呀。”
苏轼颇不以为然，于是他便问老师：“按照您这种说法，把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就可以治疗懒惰了；喝下伯夷的洗手水，就能治愈贪婪了……”
欧阳修连忙摇头，苏轼继续说：“那么以此类推，吃了比干的剩饭，就可以令国无佞臣了；舔一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疗胆怯了；闻一闻西施的耳环，就可以治疗怪病了……”
欧阳修说不过他，于是又只得哈哈大笑。
兄弟俩陪恩师一起住了二十多天，不得不分别了。临走时，欧阳修还跟苏轼推荐了一个朋友，说到了杭州，可去孤山找惠勤禅师，此人通晓佛法，且擅长作诗。苏轼见恩师发已全白，步履维艰，不由得心中担忧，此行一去，也许就没有机会和恩师再会了。
第二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便溘然长逝了。欧阳修不仅自己才华卓绝，开创了一代文风，且乐于提携后进，不吝赞美，堪称千古伯乐，苏轼曾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在杭州闻此噩耗，临风洒泪，作下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追念这位感念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欧阳修去世近十年之后，苏轼心中依然时时浮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并赴扬州平山堂缅怀他，作下《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苏轼行舟路过颍州，回想恩师当年，不胜伤感怀念，又想起和恩师讨论“医者意也”的往事，于是将之记入《东坡志林》。欧阳修的慈和，苏轼的率真，两代文宗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在这段记载里展露无遗了。
（作者 张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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