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鹏汽车称大众对其完成超50亿元投资##汽场全开#

【大众完成对小鹏超50亿的投资，德国人真的保守吗？】

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欧洲和国内消费者的用车关注点谈起。

显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欧洲人和中国人在乎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于欧洲人来说，驾驶质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们注重车辆的操控性、驾驶感受以及车辆的性能表现。在驾驶过程中，他们希望车辆能够提供精准的转向、稳定的加速和制动表现，以及优秀的悬挂和驾驶室设计。这也就是为何欧洲品牌喜欢把纯电动车的驾驶质感向燃油车靠的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智能化的关注度更高，智能驾驶技术、智能互联功能，例如车联网、智能导航、远程控制等，还有能源管理智能化，用以提高续航里程、降低能耗以及优化充电体验。

驾驶质感，大众是专家，智能化就有些落后了。既然有两个不同的市场需求，那么随性就分开来，也就有了中国市场的全面本土化进程，包括捷达和零跑、大众和小鹏、奥迪和智己快速的合作和投资，这速度可谓是雷厉风行。

因为，智能化提升慢一步，中国的新能源市场份额就丢一块，所以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在这个紧急事件上的行动力。

那么，把包括车机等智能化交给其他公司，大众就不怕丢了“灵魂”吗？#微博新知#

#和奶茶联名的风卷进了博物馆#
1635年，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瓶、洗脸盆等做成木制模型，带到中国，景德镇的工匠们灵活配合订单的要求，制作出了一批图案性、装饰性强的瓷质的西方生活用具。这种方式被称为“来样加工”，其中，有一类因其纹饰上绘有欧美等地皇家、贵族、社团、都市、军队、 公司的纹章而特别引人注目，人们称其为“纹章瓷”。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依照西方的陶器、银器来进行定制的外销瓷器。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很特别的“盔形”瓷杯——【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纹盔形瓷杯】，它的口沿及圈足上描有精美的锦花修饰，腹部饰有对称的花朵纹样和字母“R”。整体造型像反转的头盔，因而被称作“盔形瓷杯”。此种器型属茶具套件之一，用来盛放牛奶，以加入茶水中饮用。

#约会博物馆#

李鸿章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 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也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航线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大变局的开始。
在这事以前，中西固然是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是根本不相同的：原来的欧亚两洲，虽然境土相连，既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开。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是否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也是间接的: 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

严格说来，上古与中古时代，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后，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才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所能解答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开始进入海洋时代。
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 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
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的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仪式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是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人。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未进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做政府的大事业。西方人来中国者也多半是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 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一马可.波罗一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 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

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已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能成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土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