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第十一届中国·四川（彭州）蔬菜博览会”开幕的第二天，“田野小农夫亲子研学主题活动”来到了菜博会主场地——天府蔬香博览园，开启了一段耕读之旅。孩子奔跑于田垄间，蹲坐下来细察菜叶的纹理，轻捻叶下的泥土。家长们的记忆也在此刻被唤起，讲起自己的儿时故事，孩子们听得连连称奇。https://t.cn/A6Gkl1SX
【实施农文旅融合 打造旅游新业态——我县“十三五”时期文旅产业发展成就综述】深秋时节，夕阳从明月山雷家湾畔慢慢落下，巴谷·宿集民宿在余辉的映衬下展现出独特的好景致；永平镇的田间地头，黄灿灿的柚子已经挂满了枝头，行走其间，一阵阵柚香扑面而来；牡丹樱花世界里的菊花展开得正艳，蓝天、白云、花海交织成一片梦幻的世界；龙溪河畔清凉的空气、金黄色的树叶，散发出独特魅力……
“十三五”时期是我县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时期。五年来，我县实施旅游景区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和基础设施完善，着力文旅产业与特色产业相结合、与转型升级相结合、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打造旅游新业态。
全域旅游已经逐步成为我县转型发展的全新模式、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十三五”期间，我县游客接待量从2015年的175万增加到2019年的46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7.3%；旅游收入由2015年的4.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2.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0.9%；2019年，实现旅游增加值16.5亿元，占GDP比重3.96%。2020年1—9月，完成旅游总收入22.13亿元，接待游客425.97万人次，超额完成“十三五”旅游规划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县内旅游业总收入突破11亿元的目标。
打造精品景区 增强核心吸引力
连日来，天气晴好，牡丹樱花世界的菊花展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多头菊、独本菊、满天星菊、乒乓菊等几十种精品菊花，在经过艺术大师们精心打造之后，生机盎然，满目金黄，分外妖娆，暖阳之下更显动人的姿态，漫步在千姿百态的菊花海洋里，美不胜收，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菊花盛宴。
据了解，新民镇牡丹樱花世界已经建成石磨豆花小镇、百花世界等核心景点，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汽车自驾营地，这也仅仅是我县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推进旅游资源开发建设，打造精品景区，全力推进重点景区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期间，我县不断健全完善全域旅游规划体系，先后编制完成了《垫江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恺之峰旅游区总体规划》《重庆太极养生园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重庆垫江牡丹樱花世界旅游总体规划》和《卧龙康养小镇项目产业总体规划和先导示范项目策划》，策划了明月山赏花休闲游、南部快速路文旅养生游、北部快速路生态旅居度假游和龙溪河休闲农业主题游等四条精品线路规划，“1+5+4+N”产业规划体系逐渐形成。同时，推动产业规划与城镇建设、交通运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有机统一，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全县上下抓旅游的氛围也是前所未有的，党政统筹、部门联动、企业参与旅游发展的机制已经形成，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旅游、听取专题汇报、研究解决旅游发展中重大事项多达20余次，指引全县旅游快速发展。
期间，我县建成A级景区3个（其中AAAA级2个，AAA级1个），在建1个（中华仙草园创AAA级景区）；建成重庆市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个（太平镇、新民镇）、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3个（新民镇、沙坪镇、澄溪镇）；建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新民镇明月村）、中国最美乡村1个（沙坪镇毕桥村）、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五洞月江村）、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5个、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6个，超额完成了“十三五”规划建设目标任务。
同时，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在沪蓉、沪渝高速沿线和县内重要交通干道设置旅游标识标牌，在江北机场投放旅游宣传片和推送旅游线路，编印《玩转垫江》旅游指南，开通主题移动彩铃、入境短信服务、“垫江文旅”微信公众号，为游客提供咨询导引服务。全县有4星级旅游酒店2家、旅游网点和旅行社（分社）18家，商务酒店、星级农家乐、特色餐馆、度假山庄约1500家，累计培训旅游管理人员、景区讲解员、行业服务人员5000余人次。配套完善了，景区核心吸引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探索全域旅游推动产业新业态
10月24日，周嘉镇育英河畔碧波流云底，来自国内共五十多个钓鱼协会的130支参赛队伍，共计390名垂钓运动员参加重庆市第二十四届钓鱼锦标赛暨垫江县第四届龙溪河垂钓节，拌匀饵料，抛竿入水，个个稳坐钓鱼台。
垂钓比赛现场，周嘉镇还搭建了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展销区，优质大米、高安面条、柚子桑葚酒、周嘉百香果等上百种垫江农特产品，引来了不少市民争相购买，进一步展示了我县的特色美食文化。同时，也展现了垫江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传统饮食文化和“农民文化体育之乡”风采，推动了垫江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助力了垫江全域旅游、全域康养的“重庆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我县在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坚持抓产业、促融合，积极探索旅游产业新业态。
深入实施“旅游+”战略，各乡镇（街道）结合各自特色持续发力，通过“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康养”等发展模式，推进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引领转型升级，推动了全县经济融合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县相继承办2016年、2018年全市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创新开展花海音乐季、主题快闪、半程马拉松、龙溪河（垫江段）龙舟赛等系列活动；积极举办垫江牡丹文化节、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水果采摘节、乡愁文化节、龙溪河垂钓节等系列节会；成功举办牡丹诗会、牡丹论坛、国际武术文化节、DBA男子篮球联赛等活动。
鹤游镇“又见鹤游·生态湿地示范园”、沙坪镇毕桥乡愁大观园、鹤游坪古寨卡、新民镇中华仙草园、垫江县工业园区电商物流产业园……一批农业旅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纷纷打造，形成美丽小镇游、特色农产品采摘游、红色经典教育游、工业文化体验游等新业态产品体系。
与此同时，书记“晒文化·晒风景”、县长“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主题活动也晒出了“千年牡丹·秀美垫江”的文化气质，晒出了“心泊牡丹故里·梦栖云畔垫江”的智慧生活，晒出了垫江山清水秀的新形象。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垫江太平红牡丹获牡丹芍药国际竞赛金奖；垫江竹编画系列—灯塔石牌获得“2019中国特色旅游商品”银奖。CCTV-7农业频道、《重庆新闻联播》、重庆卫视等主流媒体走进垫江，中国日报社、新华社（网）、中国旅游报、重庆日报等国内知名媒体来垫采风，重庆与世界杂志、商旅时代高铁杂志、重庆之声《走遍重庆》等媒体开展专题访谈，垫江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实施文旅融合开启工作新格局
“垫江的石磨豆花果然是名不虚传，不仅味道好，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制作工艺更是妙不可言。” 前不久，第四届垫江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期间，万州的李先生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我县游玩，感受到垫江深厚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垫江县深度挖掘饮食文化，大力加强“垫江石磨豆花”品牌建设。2017年，垫江石磨豆花正式纳入渝菜体系，并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称号；2019年，《垫江石磨豆花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垫江的石磨豆花的发展，正是我县以繁荣文旅事业、发展文旅产业为重点，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化体制改革，文化旅游事业取得重要突破和重要成果之一。
为了大力发展非遗文化，近年来，我县建立了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列入市级保护名录10项，县级保护名录3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列入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个，县级传承教育基地5个。并持续打造非遗工艺精品，大石竹编《松鹤延年》荣获首届重庆“夔州工匠杯”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垫江角雕《龙柱手杖》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垫江酱瓜、梅咂酒入选“全市最受欢迎非遗50强”。
“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提供送文化下乡8499场次，比“十二五”提升了300%；成功举办了垫江县春节联欢晚会、牡丹文化节文艺演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县五运会开幕式等大型文体演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壮大了一批有较强影响力和垫江独特元素的文化企业，如豪文文体用品公司、翔龙文化公司、凯文达电子公司等，文化产业门类不断增多，覆盖面不断扩大。201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1.39亿元，占全县GDP比重2.73%，超额完成“十三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1.1%的目标。
县文化旅游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县将依托牡丹、耕读、寨卡、非遗、中医药等特色文化，培育网络游戏、现代旅游、数字艺术、民宿风情等新兴文旅产业，打造数字文化园区（基地）。同时，抓好文旅重点项目建设。丰富恺之峰旅游区、牡丹樱花世界两个4A级景区业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卧龙盐浴小镇项目策划规划并启动建设；指导中华仙草园建成3A级景区。加快推进南部快速通道、明月山内槽公路、旅游厕所、充电桩、停车场、旅游集散中心及智慧旅游信息系统等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农文旅融合的国家康养文化旅游集聚区，进一步推进农旅、文旅、城旅、康旅、林旅融合发展。
数说成效
■阵地建设更加完善。全县26个乡镇（街道）均建立了文化服务中心，场所面积3.5万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3人。行政村（社区）建成文化服务中心301个，覆盖率达到100%。县文化馆建成戏曲、书法、器乐等6个特色分馆。全县图书馆分馆藏书总量20万余册，实现总分馆独立办证统借统还功能。
■文化服务更加深入。“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提供送文化下乡8499场次，比“十二五”提升了300%，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非遗传承更加有效。建立了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列入市级保护名录10项，县级保护名录3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列入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个，县级传承教育基地5个。
■市场监管更加有力。2016年以来，共办理行政审批类服务536件；开展文化执法检查3319家，出动执法人员7622人次，办结案件60件，警告52次，处罚款14.03万元，没收非法财物98本，对1家网吧停业整顿30天，保证了文化市场的稳定繁荣。
■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五年来，我县大力培育文化市场经营主体，重点发展文化装备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产业。截至2020年9月，我县有文化企业915家，其中文化规上企业24家。
■产业经济逐渐壮大。201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1.39亿元，占全县GDP比重2.73%，超额完成“十三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1.1%的目标。
■服务品质大力提升。全县有4星级旅游酒店2家、旅游网点和旅行社（分社）18家，商务酒店、星级农家乐、特色餐馆、度假山庄约1500家，累计培训旅游管理人员、景区讲解员、行业服务人员5000余人次。
■旅游收入节节攀升。“十三五”期间，我县游客接待量从2015年的175万增加到2019年的46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7.3%；旅游收入由2015年的4.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2.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0.9%；2019年，实现旅游增加值16.5亿元，占GDP比重3.96%。2020年1—9月，完成旅游总收入22.13亿元，接待游客425.97万人次，超额完成“十三五”旅游规划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县内旅游业总收入突破11亿元的目标。
“十三五”时期是我县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时期。五年来，我县实施旅游景区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和基础设施完善，着力文旅产业与特色产业相结合、与转型升级相结合、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打造旅游新业态。
全域旅游已经逐步成为我县转型发展的全新模式、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十三五”期间，我县游客接待量从2015年的175万增加到2019年的46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7.3%；旅游收入由2015年的4.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2.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0.9%；2019年，实现旅游增加值16.5亿元，占GDP比重3.96%。2020年1—9月，完成旅游总收入22.13亿元，接待游客425.97万人次，超额完成“十三五”旅游规划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县内旅游业总收入突破11亿元的目标。
打造精品景区 增强核心吸引力
连日来，天气晴好，牡丹樱花世界的菊花展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多头菊、独本菊、满天星菊、乒乓菊等几十种精品菊花，在经过艺术大师们精心打造之后，生机盎然，满目金黄，分外妖娆，暖阳之下更显动人的姿态，漫步在千姿百态的菊花海洋里，美不胜收，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菊花盛宴。
据了解，新民镇牡丹樱花世界已经建成石磨豆花小镇、百花世界等核心景点，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汽车自驾营地，这也仅仅是我县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推进旅游资源开发建设，打造精品景区，全力推进重点景区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期间，我县不断健全完善全域旅游规划体系，先后编制完成了《垫江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恺之峰旅游区总体规划》《重庆太极养生园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重庆垫江牡丹樱花世界旅游总体规划》和《卧龙康养小镇项目产业总体规划和先导示范项目策划》，策划了明月山赏花休闲游、南部快速路文旅养生游、北部快速路生态旅居度假游和龙溪河休闲农业主题游等四条精品线路规划，“1+5+4+N”产业规划体系逐渐形成。同时，推动产业规划与城镇建设、交通运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有机统一，突出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全县上下抓旅游的氛围也是前所未有的，党政统筹、部门联动、企业参与旅游发展的机制已经形成，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旅游、听取专题汇报、研究解决旅游发展中重大事项多达20余次，指引全县旅游快速发展。
期间，我县建成A级景区3个（其中AAAA级2个，AAA级1个），在建1个（中华仙草园创AAA级景区）；建成重庆市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个（太平镇、新民镇）、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3个（新民镇、沙坪镇、澄溪镇）；建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新民镇明月村）、中国最美乡村1个（沙坪镇毕桥村）、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五洞月江村）、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5个、重庆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6个，超额完成了“十三五”规划建设目标任务。
同时，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在沪蓉、沪渝高速沿线和县内重要交通干道设置旅游标识标牌，在江北机场投放旅游宣传片和推送旅游线路，编印《玩转垫江》旅游指南，开通主题移动彩铃、入境短信服务、“垫江文旅”微信公众号，为游客提供咨询导引服务。全县有4星级旅游酒店2家、旅游网点和旅行社（分社）18家，商务酒店、星级农家乐、特色餐馆、度假山庄约1500家，累计培训旅游管理人员、景区讲解员、行业服务人员5000余人次。配套完善了，景区核心吸引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探索全域旅游推动产业新业态
10月24日，周嘉镇育英河畔碧波流云底，来自国内共五十多个钓鱼协会的130支参赛队伍，共计390名垂钓运动员参加重庆市第二十四届钓鱼锦标赛暨垫江县第四届龙溪河垂钓节，拌匀饵料，抛竿入水，个个稳坐钓鱼台。
垂钓比赛现场，周嘉镇还搭建了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展销区，优质大米、高安面条、柚子桑葚酒、周嘉百香果等上百种垫江农特产品，引来了不少市民争相购买，进一步展示了我县的特色美食文化。同时，也展现了垫江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传统饮食文化和“农民文化体育之乡”风采，推动了垫江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助力了垫江全域旅游、全域康养的“重庆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我县在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坚持抓产业、促融合，积极探索旅游产业新业态。
深入实施“旅游+”战略，各乡镇（街道）结合各自特色持续发力，通过“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康养”等发展模式，推进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引领转型升级，推动了全县经济融合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县相继承办2016年、2018年全市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创新开展花海音乐季、主题快闪、半程马拉松、龙溪河（垫江段）龙舟赛等系列活动；积极举办垫江牡丹文化节、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水果采摘节、乡愁文化节、龙溪河垂钓节等系列节会；成功举办牡丹诗会、牡丹论坛、国际武术文化节、DBA男子篮球联赛等活动。
鹤游镇“又见鹤游·生态湿地示范园”、沙坪镇毕桥乡愁大观园、鹤游坪古寨卡、新民镇中华仙草园、垫江县工业园区电商物流产业园……一批农业旅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纷纷打造，形成美丽小镇游、特色农产品采摘游、红色经典教育游、工业文化体验游等新业态产品体系。
与此同时，书记“晒文化·晒风景”、县长“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主题活动也晒出了“千年牡丹·秀美垫江”的文化气质，晒出了“心泊牡丹故里·梦栖云畔垫江”的智慧生活，晒出了垫江山清水秀的新形象。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垫江太平红牡丹获牡丹芍药国际竞赛金奖；垫江竹编画系列—灯塔石牌获得“2019中国特色旅游商品”银奖。CCTV-7农业频道、《重庆新闻联播》、重庆卫视等主流媒体走进垫江，中国日报社、新华社（网）、中国旅游报、重庆日报等国内知名媒体来垫采风，重庆与世界杂志、商旅时代高铁杂志、重庆之声《走遍重庆》等媒体开展专题访谈，垫江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实施文旅融合开启工作新格局
“垫江的石磨豆花果然是名不虚传，不仅味道好，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制作工艺更是妙不可言。” 前不久，第四届垫江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期间，万州的李先生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我县游玩，感受到垫江深厚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垫江县深度挖掘饮食文化，大力加强“垫江石磨豆花”品牌建设。2017年，垫江石磨豆花正式纳入渝菜体系，并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称号；2019年，《垫江石磨豆花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垫江的石磨豆花的发展，正是我县以繁荣文旅事业、发展文旅产业为重点，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化体制改革，文化旅游事业取得重要突破和重要成果之一。
为了大力发展非遗文化，近年来，我县建立了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列入市级保护名录10项，县级保护名录3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列入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个，县级传承教育基地5个。并持续打造非遗工艺精品，大石竹编《松鹤延年》荣获首届重庆“夔州工匠杯”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垫江角雕《龙柱手杖》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垫江酱瓜、梅咂酒入选“全市最受欢迎非遗50强”。
“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提供送文化下乡8499场次，比“十二五”提升了300%；成功举办了垫江县春节联欢晚会、牡丹文化节文艺演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县五运会开幕式等大型文体演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壮大了一批有较强影响力和垫江独特元素的文化企业，如豪文文体用品公司、翔龙文化公司、凯文达电子公司等，文化产业门类不断增多，覆盖面不断扩大。201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1.39亿元，占全县GDP比重2.73%，超额完成“十三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1.1%的目标。
县文化旅游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县将依托牡丹、耕读、寨卡、非遗、中医药等特色文化，培育网络游戏、现代旅游、数字艺术、民宿风情等新兴文旅产业，打造数字文化园区（基地）。同时，抓好文旅重点项目建设。丰富恺之峰旅游区、牡丹樱花世界两个4A级景区业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卧龙盐浴小镇项目策划规划并启动建设；指导中华仙草园建成3A级景区。加快推进南部快速通道、明月山内槽公路、旅游厕所、充电桩、停车场、旅游集散中心及智慧旅游信息系统等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农文旅融合的国家康养文化旅游集聚区，进一步推进农旅、文旅、城旅、康旅、林旅融合发展。
数说成效
■阵地建设更加完善。全县26个乡镇（街道）均建立了文化服务中心，场所面积3.5万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3人。行政村（社区）建成文化服务中心301个，覆盖率达到100%。县文化馆建成戏曲、书法、器乐等6个特色分馆。全县图书馆分馆藏书总量20万余册，实现总分馆独立办证统借统还功能。
■文化服务更加深入。“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提供送文化下乡8499场次，比“十二五”提升了300%，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非遗传承更加有效。建立了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列入市级保护名录10项，县级保护名录3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列入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个，县级传承教育基地5个。
■市场监管更加有力。2016年以来，共办理行政审批类服务536件；开展文化执法检查3319家，出动执法人员7622人次，办结案件60件，警告52次，处罚款14.03万元，没收非法财物98本，对1家网吧停业整顿30天，保证了文化市场的稳定繁荣。
■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五年来，我县大力培育文化市场经营主体，重点发展文化装备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产业。截至2020年9月，我县有文化企业915家，其中文化规上企业24家。
■产业经济逐渐壮大。201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1.39亿元，占全县GDP比重2.73%，超额完成“十三五”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1.1%的目标。
■服务品质大力提升。全县有4星级旅游酒店2家、旅游网点和旅行社（分社）18家，商务酒店、星级农家乐、特色餐馆、度假山庄约1500家，累计培训旅游管理人员、景区讲解员、行业服务人员5000余人次。
■旅游收入节节攀升。“十三五”期间，我县游客接待量从2015年的175万增加到2019年的46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7.3%；旅游收入由2015年的4.8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2.2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0.9%；2019年，实现旅游增加值16.5亿元，占GDP比重3.96%。2020年1—9月，完成旅游总收入22.13亿元，接待游客425.97万人次，超额完成“十三五”旅游规划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县内旅游业总收入突破11亿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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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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