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瘟疫医生”为何要戴着鸟喙面具？
在17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医生们会戴上有喙的面具、皮手套，穿着长大衣，希望能击退疾病。“瘟疫医生”为什么要戴着奇怪的鸟喙面具？这种服装真的能净化有毒空气吗？
鼠疫曾经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疾病，曾在一场场全球疫情中杀死上亿人，并以淋巴结疼痛肿大、皮肤发黑，以及其他恐怖症状折磨受害者。
在17世纪的欧洲，那些照顾鼠疫受害者的医生所穿的服装，到如今仍令人感到不祥：他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并戴上一个长长的、像鸟喙的面具。而在这种瘟疫面具背后的，其实是对这种危险疾病本质的误解。
在腺鼠疫──这种流行病在欧洲重复暴发了好几个世纪──暴发期间，被这种疾病困住的城镇会雇用瘟疫医生，他们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地执行被视为是医疗的行为。这些医生会制作当时大众相信具有保护力的混合药物和瘟疫的解毒剂、见证遗嘱，并提供验尸──有些在验尸的时候还戴着鸟喙面具。
大众通常把这套服装的发明归功于查尔斯·德洛梅，一位在17世纪时为许多欧洲贵族治病的医生。他的病人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有玛莉·德·美第奇的儿子加斯东·奥尔良。德洛梅描述了一种装束，包括涂上香蜡的外套、连接靴子的马裤、塞进裤子的衬衫，还有用山羊皮做的帽子和手套。“瘟疫医生”也会随身携带木杖，让他们可以避免直接触摸病人，或抵御绝望病人的攻击。
他们的头部配备很不寻常：“瘟疫医生”会戴护目镜和面具，面具上的鼻子部分状如鸟喙，塞满香料，只有两个小洞，位于两侧靠近鼻孔的地方，用于呼吸，并能把装在喙里的药草气息带上来。
虽然欧洲各地的“瘟疫医生”都这样穿，但在意大利，这种造型实在太经典，让“瘟疫医生”成为意大利即兴喜剧和嘉年华上的要角──直到今天，也还是很受欢迎的造型。
不过这整套吓人的服装并不只是要命的时尚宣言：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医生不受臭味影响。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医生相信瘟疫是透过有毒的空气传播，可造成人体内体液的失衡。他们认为香甜与辛辣的香气能用来熏蒸受瘟疫侵袭的地方，并保护闻到香气的人；花香、焚香和其他香氛，在那个时代都很常见。
“瘟疫医生”在他们的面具里塞满了“万灵药”，其成分包括55种以上的药草，还有蝮蛇肉粉、肉桂和蜂蜜等其他原料。德洛梅认为面具的鸟喙形状能让空气有足够时间先吸收这些保护性药草，然后才接触到瘟疫医生的鼻孔和肺。
事实上，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可以借由动物传给人类，也可透过跳蚤叮咬、接触遭污染的液体或组织，或吸入感染了腺鼠疫的人喷出的传染性飞沫传染。
在人类找出真正的疫情暴发原因前，瘟疫大流行已经横扫全球三次──公元561年左右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期间每天死亡人数高达1万；黑死病则在1334年到1372年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持续间歇性暴发，至1879年都还出现过；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1894到1959年间肆虐亚洲大部分地区。
然而直到疾病的细菌理论和现代抗生素的兴起之前，“瘟疫医生”的装束都未能提供对抗这种疾病的真正防护。他们的装束和防护方法在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或达成疗效方面几乎没有效果。
在17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医生们会戴上有喙的面具、皮手套，穿着长大衣，希望能击退疾病。“瘟疫医生”为什么要戴着奇怪的鸟喙面具？这种服装真的能净化有毒空气吗？
鼠疫曾经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疾病，曾在一场场全球疫情中杀死上亿人，并以淋巴结疼痛肿大、皮肤发黑，以及其他恐怖症状折磨受害者。
在17世纪的欧洲，那些照顾鼠疫受害者的医生所穿的服装，到如今仍令人感到不祥：他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并戴上一个长长的、像鸟喙的面具。而在这种瘟疫面具背后的，其实是对这种危险疾病本质的误解。
在腺鼠疫──这种流行病在欧洲重复暴发了好几个世纪──暴发期间，被这种疾病困住的城镇会雇用瘟疫医生，他们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地执行被视为是医疗的行为。这些医生会制作当时大众相信具有保护力的混合药物和瘟疫的解毒剂、见证遗嘱，并提供验尸──有些在验尸的时候还戴着鸟喙面具。
大众通常把这套服装的发明归功于查尔斯·德洛梅，一位在17世纪时为许多欧洲贵族治病的医生。他的病人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有玛莉·德·美第奇的儿子加斯东·奥尔良。德洛梅描述了一种装束，包括涂上香蜡的外套、连接靴子的马裤、塞进裤子的衬衫，还有用山羊皮做的帽子和手套。“瘟疫医生”也会随身携带木杖，让他们可以避免直接触摸病人，或抵御绝望病人的攻击。
他们的头部配备很不寻常：“瘟疫医生”会戴护目镜和面具，面具上的鼻子部分状如鸟喙，塞满香料，只有两个小洞，位于两侧靠近鼻孔的地方，用于呼吸，并能把装在喙里的药草气息带上来。
虽然欧洲各地的“瘟疫医生”都这样穿，但在意大利，这种造型实在太经典，让“瘟疫医生”成为意大利即兴喜剧和嘉年华上的要角──直到今天，也还是很受欢迎的造型。
不过这整套吓人的服装并不只是要命的时尚宣言：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医生不受臭味影响。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医生相信瘟疫是透过有毒的空气传播，可造成人体内体液的失衡。他们认为香甜与辛辣的香气能用来熏蒸受瘟疫侵袭的地方，并保护闻到香气的人；花香、焚香和其他香氛，在那个时代都很常见。
“瘟疫医生”在他们的面具里塞满了“万灵药”，其成分包括55种以上的药草，还有蝮蛇肉粉、肉桂和蜂蜜等其他原料。德洛梅认为面具的鸟喙形状能让空气有足够时间先吸收这些保护性药草，然后才接触到瘟疫医生的鼻孔和肺。
事实上，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可以借由动物传给人类，也可透过跳蚤叮咬、接触遭污染的液体或组织，或吸入感染了腺鼠疫的人喷出的传染性飞沫传染。
在人类找出真正的疫情暴发原因前，瘟疫大流行已经横扫全球三次──公元561年左右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期间每天死亡人数高达1万；黑死病则在1334年到1372年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持续间歇性暴发，至1879年都还出现过；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1894到1959年间肆虐亚洲大部分地区。
然而直到疾病的细菌理论和现代抗生素的兴起之前，“瘟疫医生”的装束都未能提供对抗这种疾病的真正防护。他们的装束和防护方法在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或达成疗效方面几乎没有效果。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世上本来没有瘟疫，人多了，就有了瘟疫。
人越来越多，瘟疫会越来越多吗？
所有的瘟疫都是近一万年内出现的，只是人类存在历史的少数甚至短暂时间段，切切实实是人多了以后的结果，因为要传染、要流行，必须有一个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
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导致瘟疫的病原体或者它们的前体早就存在了，其中许多比人类的历史悠久得多了，它们只是与人类相遇后才导致了瘟疫，正所谓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瘟疫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人口爆发并非因为多生，古人一直在使劲地生，一辈子生十几胎属于常见。对于种群繁衍而言，生固然重要，养大更重要，极高的婴幼儿死亡率严重阻碍了人口的增长，值得现代医学出现后，才得到解决，于是人口总数做上了过山车。
进入农业文明后，又出现了瘟疫的巨大威力。瘟疫的威力一方面是持续性的，典型的例子是天花，几千年间反反复复流行，主要针对没有免疫力的幼儿，一旦流行起来。几无幸免，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至于西方人认为，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成人。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割韭菜一样地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变成人们心中的宿命，以至于天花疫苗出现后，教会反对接种的一大理由是天花是上帝用来控制穷人人口的工具。
天花只是烈性传染病之一，还有其他烈性传染病，你方唱罢我登场，加上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感染，使得传染病成为人类主要死亡，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地区，死于传染病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二，这种死亡是不分年龄的，远远超过战争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
瘟疫的威力另一方面是爆发性的，例如三年之内杀死西欧三分之一到半数人口、在其他地区也不相上下、而且间歇性流行的黑死病（鼠疫），例如10个月内杀死5000万到1亿人口的1918年大流感，例如新大陆原住民骤然接触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鼠疫等一涌而上，100年间新大陆上亿的原住民人口缩减90%。
这两种情况我们有幸亲身经历，艾滋病是持续性的，新冠是爆发性的。
现代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抗生素和疫苗，使得以鼠疫、霍乱为首细菌性传染病不再成为瘟疫，依靠全球疫苗接种成功地消灭了天花，但是对于病毒性传染病整体上处于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程度，被控制的传染病数目远远赶不上新出现的传染病，这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特性，无法找到一种像抗生素那样的广谱抗病毒药物或者方法，只能一个一个地征服。也因为“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野生动物与人类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线，人类一直在侵蚀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使得人类病毒和野生动物的病毒有一个经常性交换的生态环境，无论动物病毒适应人类，还是人类病毒适应动物，由于异源性的原因，至少在开始阶段，对于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是一场灾难。艾滋病如此，新冠也如此。
我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畜牧和养殖，因此人为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建立了庞大的家畜家禽群体，它们成为动物病毒变成人类病毒的中间人，反之依然，这一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近代、现代和将来，病毒性传染病是瘟疫的主流，这一趋势目前看来无法逆转。
世上本来没有瘟疫，人多了，就有了瘟疫。
人越来越多，瘟疫会越来越多吗？
所有的瘟疫都是近一万年内出现的，只是人类存在历史的少数甚至短暂时间段，切切实实是人多了以后的结果，因为要传染、要流行，必须有一个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
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导致瘟疫的病原体或者它们的前体早就存在了，其中许多比人类的历史悠久得多了，它们只是与人类相遇后才导致了瘟疫，正所谓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瘟疫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人口爆发并非因为多生，古人一直在使劲地生，一辈子生十几胎属于常见。对于种群繁衍而言，生固然重要，养大更重要，极高的婴幼儿死亡率严重阻碍了人口的增长，值得现代医学出现后，才得到解决，于是人口总数做上了过山车。
进入农业文明后，又出现了瘟疫的巨大威力。瘟疫的威力一方面是持续性的，典型的例子是天花，几千年间反反复复流行，主要针对没有免疫力的幼儿，一旦流行起来。几无幸免，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至于西方人认为，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成人。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割韭菜一样地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变成人们心中的宿命，以至于天花疫苗出现后，教会反对接种的一大理由是天花是上帝用来控制穷人人口的工具。
天花只是烈性传染病之一，还有其他烈性传染病，你方唱罢我登场，加上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感染，使得传染病成为人类主要死亡，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地区，死于传染病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二，这种死亡是不分年龄的，远远超过战争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
瘟疫的威力另一方面是爆发性的，例如三年之内杀死西欧三分之一到半数人口、在其他地区也不相上下、而且间歇性流行的黑死病（鼠疫），例如10个月内杀死5000万到1亿人口的1918年大流感，例如新大陆原住民骤然接触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鼠疫等一涌而上，100年间新大陆上亿的原住民人口缩减90%。
这两种情况我们有幸亲身经历，艾滋病是持续性的，新冠是爆发性的。
现代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抗生素和疫苗，使得以鼠疫、霍乱为首细菌性传染病不再成为瘟疫，依靠全球疫苗接种成功地消灭了天花，但是对于病毒性传染病整体上处于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程度，被控制的传染病数目远远赶不上新出现的传染病，这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特性，无法找到一种像抗生素那样的广谱抗病毒药物或者方法，只能一个一个地征服。也因为“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野生动物与人类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线，人类一直在侵蚀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使得人类病毒和野生动物的病毒有一个经常性交换的生态环境，无论动物病毒适应人类，还是人类病毒适应动物，由于异源性的原因，至少在开始阶段，对于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是一场灾难。艾滋病如此，新冠也如此。
我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畜牧和养殖，因此人为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建立了庞大的家畜家禽群体，它们成为动物病毒变成人类病毒的中间人，反之依然，这一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近代、现代和将来，病毒性传染病是瘟疫的主流，这一趋势目前看来无法逆转。
17世纪的“瘟疫医生”为何要戴着鸟喙面具？
在17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医生们会戴上有喙的面具、皮手套，穿着长大衣，希望能击退疾病。“瘟疫医生”为什么要戴着奇怪的鸟喙面具？这种服装真的能净化有毒空气吗？
鼠疫曾经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疾病，曾在一场场全球疫情中杀死上亿人，并以淋巴结疼痛肿大、皮肤发黑，以及其他恐怖症状折磨受害者。
在17世纪的欧洲，那些照顾鼠疫受害者的医生所穿的服装，到如今仍令人感到不祥：他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并戴上一个长长的、像鸟喙的面具。而在这种瘟疫面具背后的，其实是对这种危险疾病本质的误解。
在腺鼠疫──这种流行病在欧洲重复暴发了好几个世纪──暴发期间，被这种疾病困住的城镇会雇用瘟疫医生，他们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地执行被视为是医疗的行为。这些医生会制作当时大众相信具有保护力的混合药物和瘟疫的解毒剂、见证遗嘱，并提供验尸──有些在验尸的时候还戴着鸟喙面具。
大众通常把这套服装的发明归功于查尔斯·德洛梅，一位在17世纪时为许多欧洲贵族治病的医生。他的病人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有玛莉·德·美第奇的儿子加斯东·奥尔良。德洛梅描述了一种装束，包括涂上香蜡的外套、连接靴子的马裤、塞进裤子的衬衫，还有用山羊皮做的帽子和手套。“瘟疫医生”也会随身携带木杖，让他们可以避免直接触摸病人，或抵御绝望病人的攻击。
他们的头部配备很不寻常：“瘟疫医生”会戴护目镜和面具，面具上的鼻子部分状如鸟喙，塞满香料，只有两个小洞，位于两侧靠近鼻孔的地方，用于呼吸，并能把装在喙里的药草气息带上来。
虽然欧洲各地的“瘟疫医生”都这样穿，但在意大利，这种造型实在太经典，让“瘟疫医生”成为意大利即兴喜剧和嘉年华上的要角──直到今天，也还是很受欢迎的造型。
不过这整套吓人的服装并不只是要命的时尚宣言：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医生不受臭味影响。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医生相信瘟疫是透过有毒的空气传播，可造成人体内体液的失衡。他们认为香甜与辛辣的香气能用来熏蒸受瘟疫侵袭的地方，并保护闻到香气的人；花香、焚香和其他香氛，在那个时代都很常见。
“瘟疫医生”在他们的面具里塞满了“万灵药”，其成分包括55种以上的药草，还有蝮蛇肉粉、肉桂和蜂蜜等其他原料。德洛梅认为面具的鸟喙形状能让空气有足够时间先吸收这些保护性药草，然后才接触到瘟疫医生的鼻孔和肺。
事实上，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可以借由动物传给人类，也可透过跳蚤叮咬、接触遭污染的液体或组织，或吸入感染了腺鼠疫的人喷出的传染性飞沫传染。
在人类找出真正的疫情暴发原因前，瘟疫大流行已经横扫全球三次──公元561年左右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期间每天死亡人数高达1万；黑死病则在1334年到1372年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持续间歇性暴发，至1879年都还出现过；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1894到1959年间肆虐亚洲大部分地区。
然而直到疾病的细菌理论和现代抗生素的兴起之前，“瘟疫医生”的装束都未能提供对抗这种疾病的真正防护。他们的装束和防护方法在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或达成疗效方面几乎没有效果。
在17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医生们会戴上有喙的面具、皮手套，穿着长大衣，希望能击退疾病。“瘟疫医生”为什么要戴着奇怪的鸟喙面具？这种服装真的能净化有毒空气吗？
鼠疫曾经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疾病，曾在一场场全球疫情中杀死上亿人，并以淋巴结疼痛肿大、皮肤发黑，以及其他恐怖症状折磨受害者。
在17世纪的欧洲，那些照顾鼠疫受害者的医生所穿的服装，到如今仍令人感到不祥：他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并戴上一个长长的、像鸟喙的面具。而在这种瘟疫面具背后的，其实是对这种危险疾病本质的误解。
在腺鼠疫──这种流行病在欧洲重复暴发了好几个世纪──暴发期间，被这种疾病困住的城镇会雇用瘟疫医生，他们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地执行被视为是医疗的行为。这些医生会制作当时大众相信具有保护力的混合药物和瘟疫的解毒剂、见证遗嘱，并提供验尸──有些在验尸的时候还戴着鸟喙面具。
大众通常把这套服装的发明归功于查尔斯·德洛梅，一位在17世纪时为许多欧洲贵族治病的医生。他的病人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有玛莉·德·美第奇的儿子加斯东·奥尔良。德洛梅描述了一种装束，包括涂上香蜡的外套、连接靴子的马裤、塞进裤子的衬衫，还有用山羊皮做的帽子和手套。“瘟疫医生”也会随身携带木杖，让他们可以避免直接触摸病人，或抵御绝望病人的攻击。
他们的头部配备很不寻常：“瘟疫医生”会戴护目镜和面具，面具上的鼻子部分状如鸟喙，塞满香料，只有两个小洞，位于两侧靠近鼻孔的地方，用于呼吸，并能把装在喙里的药草气息带上来。
虽然欧洲各地的“瘟疫医生”都这样穿，但在意大利，这种造型实在太经典，让“瘟疫医生”成为意大利即兴喜剧和嘉年华上的要角──直到今天，也还是很受欢迎的造型。
不过这整套吓人的服装并不只是要命的时尚宣言：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医生不受臭味影响。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医生相信瘟疫是透过有毒的空气传播，可造成人体内体液的失衡。他们认为香甜与辛辣的香气能用来熏蒸受瘟疫侵袭的地方，并保护闻到香气的人；花香、焚香和其他香氛，在那个时代都很常见。
“瘟疫医生”在他们的面具里塞满了“万灵药”，其成分包括55种以上的药草，还有蝮蛇肉粉、肉桂和蜂蜜等其他原料。德洛梅认为面具的鸟喙形状能让空气有足够时间先吸收这些保护性药草，然后才接触到瘟疫医生的鼻孔和肺。
事实上，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可以借由动物传给人类，也可透过跳蚤叮咬、接触遭污染的液体或组织，或吸入感染了腺鼠疫的人喷出的传染性飞沫传染。
在人类找出真正的疫情暴发原因前，瘟疫大流行已经横扫全球三次──公元561年左右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期间每天死亡人数高达1万；黑死病则在1334年到1372年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持续间歇性暴发，至1879年都还出现过；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1894到1959年间肆虐亚洲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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