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泉叔《绛州大堂七间八椽僭越的原因》（作者：张文平）
山西省南部有一座古老的县城，过去称绛州，而今叫新绛。保存完好的绛州大堂，面阔七间，进深八椽的形制，明显僭越了历代“州之大堂面阔五间、五檩，四椽”的规定。
新绛是个好地方，氓庶纷繁，经济富庶，自古就有“水旱码头”“七十二行城”之称，是河东路主要的粮食产地，也是京、津、甘、陕、豫等地手工业品加工和交流的重要集散地。
加之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襟山带河，形胜险固” “据河东之肘腋，为战守之要区”，更增加了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这一点，单从绛州署衙的营建规制上，即可见一斑。
《直隶绛州志》记载：“州署在城內西北崖上，高敞宏壮，甲于列郡，创建不知所始。”
是说，新绛城西高垣之上，建有一座高大宽阔、巍峨壮观的州署衙，始建具体年月不可考，但其营建规模却比其他各州郡都要大很多。
官分九品，人分十等。官员办公的衙署在建筑规制上，无论是规模大小，还是装饰尺度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等级约束。
《礼记》规定，厅堂前的台阶，“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唐六典》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
《明史・舆服》对各级官员府第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的规制规定：“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角青碧绘饰；三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兽吻，梁栋饰以土黄。”
清基本沿用，《钦定大清律例・礼律仪制》规定：“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六品至九品，厅房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饰，正门一间三架，门用黑油，铁环。”
这里说的“堂舍” “厅堂” “厅房”，都是指衙署建筑中最重要的核心建筑——大堂。
关于古代地方衙署的形制与布局，据《清会典・工部》卷58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
其中，大堂是举行典礼和重要政务活动的地方，如万寿节庆典、承接圣旨和上级公文、拜发奏折、公开审理和宣判大案等等，所以，大堂是全衙最重要的建筑，地势最高，体制最崇，单体建筑面积也最大。
也正是因为大堂在衙署建筑中极端的重要地位，所以历朝历代对其建筑规格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即所谓的“几间几架”。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以“间”作为基本单元，通过间数的多少直接体现建筑的等级，间数越多建筑物级别就越高。
简单一点来说，“间”就是指建筑物的面阔，即正面的纵向长度。迎面方向两根柱子之间叫一个开间，三根柱子之间就叫二个开间。最高等级为九开间，后来发展到十一开间，例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乾清宫，理论上仍然是九开间为等级最高，只有皇室建筑才能九间。其次是七间，皇亲贵戚和封了爵位的朝廷命官可以用七开间。再次是五间，朝廷一般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可以用，平民百姓就只能用最小的三间了。
“架”，指的是梁架。坐在两根柱子顶端的构建叫梁，梁架上坐着的构建叫檩条。“几架”指的是梁架上的檩条数量，一般为单数。檩条数量越多，房间的进深，即建筑侧面的横向宽度就越大，建筑物的等级相应也就越高。
关于各级地方衙署的营建规制，历朝历代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唐《营缮令》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房屋，最大规模为五间九架；五品以上官员房屋，不得超过五间七架；六、七品以下官员房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普通庶民所建房屋，不能超过三间四架。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工部・公廨》规定：“总府廨宇：正厅一座，五间，七檩，六椽；司房东西各五间，五檩，六椽；门楼一座，三檩，两椽。州廨宇：正厅一座，五檩，四椽，并两耳房各一间。”
由此可见，绛州大堂面阔七间，进深八椽的形制，明显僭越了“州之大堂面阔五间、五檩，四椽”的规定。
僭越，在古代这可是重罪。
《大明会典・礼律・服舍违式》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
丢官罢职打板子，这都是小事，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和珅的罪行之一，就是其府宅僭越了等级。所以各品秩官员的衙署在建造或修缮时，绝不会随意而为。
比如，主体建筑结构形制与绛州大堂一样，均为元代遗物的山西霍州大堂、山西临晋县衙大堂，其正立面都是面阔五间。
虽然绛州大堂明显逾制，但其两侧尽间均用石墙封闭，又似乎是在弱化实际上的面阔七间，给人以五开间的观感。这很可能与当时绛州的重要地位有关，所以在建筑形制上，一方面强调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亦要弱化违制之嫌。
绛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从隋开皇三年（583）治所迁至今县城处算起，一千多年来，绛州始终是山西南部的政治中心、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商业都会。
隋为绛郡，领八县；唐设绛州总管府，辖十五州；宋为雄州，辖七县；金设绛阳军节度使，并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领八县；元设绛州行元帅府，辖二州；明为绛州，领三县；清雍正年间改直隶绛州，领五县。
绛州大堂，也叫“帅正堂”，据新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东征高丽的时候，命当时的大将军张士贵在绛州设帐募军征兵，招兵处就设在州署衙门大堂内。
恰在此时，“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这里的“仁贵”，就是“神勇收辽东” “三箭定天山”的白袍小将薛仁贵。在这次征兵中，薛仁贵前往绛州大堂拜谒了张士贵，成为其麾下一员。
薛仁贵，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出身于河东薛氏南祖房，于贞观末年投军张士贵麾下，随征高丽，受唐太宗拔擢。自此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至唐高宗时，累官至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
正是由于这段史实，绛州大堂便被纷传为唐朝名将张士贵所建。有人认为，张士贵在唐代地位很高，加之作为钦差大臣前往绛州为朝廷征募兵员，因此，他在绛州衙署所建的“帅正堂”，也就有了僭越规制的可能性，并为历朝历代所沿用。
关于绛州署衙遗址的文化面貌构成，据山西省考古研究2014年5月26日公布的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基本上可以确定，自唐开始，历经宋、元和明清时期。也就是说，绛州州治衙署自唐代设立后，历代皆在原址沿袭使用，从唐到清一直都没挪地儿。
一千多年来，这里知州端坐，明镜高悬；百姓有冤，击鼓上堂；三班衙役，棍棒喧威；是非曲直，全凭大老爷一己良心所裁。
有道是“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绛州的大老爷们是否有良心，今天我们不得而知。倒是他们这种敢于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超越常人的胆略，值得一书。
山西省南部有一座古老的县城，过去称绛州，而今叫新绛。保存完好的绛州大堂，面阔七间，进深八椽的形制，明显僭越了历代“州之大堂面阔五间、五檩，四椽”的规定。
新绛是个好地方，氓庶纷繁，经济富庶，自古就有“水旱码头”“七十二行城”之称，是河东路主要的粮食产地，也是京、津、甘、陕、豫等地手工业品加工和交流的重要集散地。
加之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襟山带河，形胜险固” “据河东之肘腋，为战守之要区”，更增加了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这一点，单从绛州署衙的营建规制上，即可见一斑。
《直隶绛州志》记载：“州署在城內西北崖上，高敞宏壮，甲于列郡，创建不知所始。”
是说，新绛城西高垣之上，建有一座高大宽阔、巍峨壮观的州署衙，始建具体年月不可考，但其营建规模却比其他各州郡都要大很多。
官分九品，人分十等。官员办公的衙署在建筑规制上，无论是规模大小，还是装饰尺度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等级约束。
《礼记》规定，厅堂前的台阶，“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唐六典》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
《明史・舆服》对各级官员府第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的规制规定：“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角青碧绘饰；三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兽吻，梁栋饰以土黄。”
清基本沿用，《钦定大清律例・礼律仪制》规定：“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六品至九品，厅房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饰，正门一间三架，门用黑油，铁环。”
这里说的“堂舍” “厅堂” “厅房”，都是指衙署建筑中最重要的核心建筑——大堂。
关于古代地方衙署的形制与布局，据《清会典・工部》卷58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仅武官有之），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
其中，大堂是举行典礼和重要政务活动的地方，如万寿节庆典、承接圣旨和上级公文、拜发奏折、公开审理和宣判大案等等，所以，大堂是全衙最重要的建筑，地势最高，体制最崇，单体建筑面积也最大。
也正是因为大堂在衙署建筑中极端的重要地位，所以历朝历代对其建筑规格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即所谓的“几间几架”。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以“间”作为基本单元，通过间数的多少直接体现建筑的等级，间数越多建筑物级别就越高。
简单一点来说，“间”就是指建筑物的面阔，即正面的纵向长度。迎面方向两根柱子之间叫一个开间，三根柱子之间就叫二个开间。最高等级为九开间，后来发展到十一开间，例如北京故宫太和殿、乾清宫，理论上仍然是九开间为等级最高，只有皇室建筑才能九间。其次是七间，皇亲贵戚和封了爵位的朝廷命官可以用七开间。再次是五间，朝廷一般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可以用，平民百姓就只能用最小的三间了。
“架”，指的是梁架。坐在两根柱子顶端的构建叫梁，梁架上坐着的构建叫檩条。“几架”指的是梁架上的檩条数量，一般为单数。檩条数量越多，房间的进深，即建筑侧面的横向宽度就越大，建筑物的等级相应也就越高。
关于各级地方衙署的营建规制，历朝历代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唐《营缮令》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房屋，最大规模为五间九架；五品以上官员房屋，不得超过五间七架；六、七品以下官员房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普通庶民所建房屋，不能超过三间四架。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工部・公廨》规定：“总府廨宇：正厅一座，五间，七檩，六椽；司房东西各五间，五檩，六椽；门楼一座，三檩，两椽。州廨宇：正厅一座，五檩，四椽，并两耳房各一间。”
由此可见，绛州大堂面阔七间，进深八椽的形制，明显僭越了“州之大堂面阔五间、五檩，四椽”的规定。
僭越，在古代这可是重罪。
《大明会典・礼律・服舍违式》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
丢官罢职打板子，这都是小事，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和珅的罪行之一，就是其府宅僭越了等级。所以各品秩官员的衙署在建造或修缮时，绝不会随意而为。
比如，主体建筑结构形制与绛州大堂一样，均为元代遗物的山西霍州大堂、山西临晋县衙大堂，其正立面都是面阔五间。
虽然绛州大堂明显逾制，但其两侧尽间均用石墙封闭，又似乎是在弱化实际上的面阔七间，给人以五开间的观感。这很可能与当时绛州的重要地位有关，所以在建筑形制上，一方面强调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亦要弱化违制之嫌。
绛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从隋开皇三年（583）治所迁至今县城处算起，一千多年来，绛州始终是山西南部的政治中心、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商业都会。
隋为绛郡，领八县；唐设绛州总管府，辖十五州；宋为雄州，辖七县；金设绛阳军节度使，并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领八县；元设绛州行元帅府，辖二州；明为绛州，领三县；清雍正年间改直隶绛州，领五县。
绛州大堂，也叫“帅正堂”，据新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东征高丽的时候，命当时的大将军张士贵在绛州设帐募军征兵，招兵处就设在州署衙门大堂内。
恰在此时，“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这里的“仁贵”，就是“神勇收辽东” “三箭定天山”的白袍小将薛仁贵。在这次征兵中，薛仁贵前往绛州大堂拜谒了张士贵，成为其麾下一员。
薛仁贵，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出身于河东薛氏南祖房，于贞观末年投军张士贵麾下，随征高丽，受唐太宗拔擢。自此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至唐高宗时，累官至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
正是由于这段史实，绛州大堂便被纷传为唐朝名将张士贵所建。有人认为，张士贵在唐代地位很高，加之作为钦差大臣前往绛州为朝廷征募兵员，因此，他在绛州衙署所建的“帅正堂”，也就有了僭越规制的可能性，并为历朝历代所沿用。
关于绛州署衙遗址的文化面貌构成，据山西省考古研究2014年5月26日公布的考古发掘最新成果，基本上可以确定，自唐开始，历经宋、元和明清时期。也就是说，绛州州治衙署自唐代设立后，历代皆在原址沿袭使用，从唐到清一直都没挪地儿。
一千多年来，这里知州端坐，明镜高悬；百姓有冤，击鼓上堂；三班衙役，棍棒喧威；是非曲直，全凭大老爷一己良心所裁。
有道是“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绛州的大老爷们是否有良心，今天我们不得而知。倒是他们这种敢于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超越常人的胆略，值得一书。
曾经以为它们的生命和人一样，结果并不是我想象的……
历经三次心肺衰竭，无论进口药，还是国产药，初期缓解减轻，中晚期靠时间，最后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腹腔积水，精神萎靡，瘫软俯卧去汪星……
老多从发病送医确诊，回来吃药坚持一个月解脱了，依然保持健硕的身板……
老大从发病送医确诊，回来吃药同样一个月解脱了，也是保持健硕的身板……
老二从发病送医确诊，随时都能逝去，回来吃药坚持七个月。前三个月身体外观无明显区别。第四个月走道左右晃动。第五个月，第六个月，腹部越来越大，确认是积水，身体机能骤降，明显消瘦，呼吸困难站不起来，基本在生命边缘。第七个月，骨瘦如柴，腹水更加膨胀，情况危急，最大限度挽留，突然站起来溜达，能吃能喝，只坚持半个月靠心血，偶尔站起来仰头朝天直喘，俯卧牙齿紧闭，不吃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站起来去wc无法排尿，即将倒地瞬间抱起来四肢瘫软，脑袋低垂，大便排出，呼吸微弱，飞向汪星……
历经三次心肺衰竭，无论进口药，还是国产药，初期缓解减轻，中晚期靠时间，最后被折磨的皮包骨头，腹腔积水，精神萎靡，瘫软俯卧去汪星……
老多从发病送医确诊，回来吃药坚持一个月解脱了，依然保持健硕的身板……
老大从发病送医确诊，回来吃药同样一个月解脱了，也是保持健硕的身板……
老二从发病送医确诊，随时都能逝去，回来吃药坚持七个月。前三个月身体外观无明显区别。第四个月走道左右晃动。第五个月，第六个月，腹部越来越大，确认是积水，身体机能骤降，明显消瘦，呼吸困难站不起来，基本在生命边缘。第七个月，骨瘦如柴，腹水更加膨胀，情况危急，最大限度挽留，突然站起来溜达，能吃能喝，只坚持半个月靠心血，偶尔站起来仰头朝天直喘，俯卧牙齿紧闭，不吃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站起来去wc无法排尿，即将倒地瞬间抱起来四肢瘫软，脑袋低垂，大便排出，呼吸微弱，飞向汪星……
《河西四重镇》文/李向伟；图/肖文津
陆上丝绸之路在西域和中亚有多条道路，但在进入中原之前都要经过一条横贯上千公里的狭长通道，因在黄河之西，所以被称为河西走廊。它是中原和西域“必由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丝路咽喉。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走廊。为控制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镇”。
为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汉武帝在河西走廊最东端设置了武威郡。1969年10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文物——铜奔马，也被称为“马踏飞燕”。奔马一足踏燕、三蹄腾空、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姿态雄健俊朗。马不但是当时河西走廊上重要的交通载货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有专家考证，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体形和出自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非常相似，也有说是来自西域乌孙国的乌孙马，曾被汉武帝赐名“天马”。无论如何，铜奔马都是丝路文明的重要物证。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设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张掖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贾重镇，也曾经是西域到中原的货运集散地和中转站。古人称张掖：“居夷汉之要冲，扼河西之咽喉，金城之汤池。”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巡河西时，曾在张掖附近的焉支山下举办“万国大会”，西域27国首领或代表与会，盛况空前。山丹古长城、马蹄寺石窟、黑水国遗址等都是丝绸之路在张掖的重要遗迹。
酒泉郡设置于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而得名。汉朝在河西走廊先设置武威、酒泉二郡，10年后，才又分出张掖、敦煌二郡，形成河西走廊“两关四郡”的架构。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泉曾作为割据政权西凉的都城，历经16年，直至西凉灭亡。
敦煌郡在汉代是与酒泉郡平起平坐的河西四镇之一，设置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门户，有阳关、玉门关两大“锁钥”，地理位置重要，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征明显。敦煌石窟是一座蜚声中外的艺术宝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
河西四镇，像丝绸之路东段的四颗明珠，前后相连、东西呼应，集行政管理、军事防护、后勤服务为一体，保障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交流大动脉的畅通。
陆上丝绸之路在西域和中亚有多条道路，但在进入中原之前都要经过一条横贯上千公里的狭长通道，因在黄河之西，所以被称为河西走廊。它是中原和西域“必由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丝路咽喉。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走廊。为控制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镇”。
为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汉武帝在河西走廊最东端设置了武威郡。1969年10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文物——铜奔马，也被称为“马踏飞燕”。奔马一足踏燕、三蹄腾空、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姿态雄健俊朗。马不但是当时河西走廊上重要的交通载货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有专家考证，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体形和出自西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非常相似，也有说是来自西域乌孙国的乌孙马，曾被汉武帝赐名“天马”。无论如何，铜奔马都是丝路文明的重要物证。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设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张掖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贾重镇，也曾经是西域到中原的货运集散地和中转站。古人称张掖：“居夷汉之要冲，扼河西之咽喉，金城之汤池。”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巡河西时，曾在张掖附近的焉支山下举办“万国大会”，西域27国首领或代表与会，盛况空前。山丹古长城、马蹄寺石窟、黑水国遗址等都是丝绸之路在张掖的重要遗迹。
酒泉郡设置于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而得名。汉朝在河西走廊先设置武威、酒泉二郡，10年后，才又分出张掖、敦煌二郡，形成河西走廊“两关四郡”的架构。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泉曾作为割据政权西凉的都城，历经16年，直至西凉灭亡。
敦煌郡在汉代是与酒泉郡平起平坐的河西四镇之一，设置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门户，有阳关、玉门关两大“锁钥”，地理位置重要，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征明显。敦煌石窟是一座蜚声中外的艺术宝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
河西四镇，像丝绸之路东段的四颗明珠，前后相连、东西呼应，集行政管理、军事防护、后勤服务为一体，保障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交流大动脉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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