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艺术#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这名房客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人抱怨有噪音。清洁员在1999年3月14日走进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假日酒店710号房间时同样没有料到，在数小时前，这些朴实的家具摆设因为一名艺术家的无政府主义的创作想法而“遭殃”：德国艺术家弗洛里安•斯洛塔瓦(Florian Slotawa)将房间隔门摘下来，作为一座临时搭建的睡觉小屋的屋顶，被挪动的书桌将第二扇门垂直固定，整个装置没有利用任何扣件，各个物体互相倚靠，不稳定地承受着彼此的负荷（图1）。但斯洛塔瓦能够不受打扰地办理退房，除了奥芬巴赫的假日酒店，他在莱比锡、布拉格和洛桑等地的酒店均有类似操作。他利用工具不留痕迹地将房内设施拆卸下来，改造成可供睡觉的装置，然后在天亮前将一切复原。只有相机充当着唯一证人。
斯洛塔瓦在1998至1999年间创作这一令他闻名的“酒店作品”系列时还是大学生。这些用一个晚上拍摄的介于简易过渡房和儿童奇幻藏身处之间的临时装置的照片最初出版于《南德意志报》的杂志版。它们在许多方面引起思考：艺术家从字面意义上拆卸了酒店房间，但这种逾越酒店协定的非正当行为更多地作为一种值得在精神层面讨论的问题，而非停留在法规条文上：无论酒店规定多么挑剔，谁能预见这种行为呢？更何况艺术家在这些隐蔽活动之后又一丝不苟地将一切复原。作为酒店住客，艺术家将房间家具和配件作为一种既定的限制来接受，却拒绝了它们的布置方式。这又涉及到关于居住的问题——被重新布置的房间成为了被主观占领、具有主观身份的区域，从而否认了酒店房间发挥其功能的“无人格性”(impersonality)的默认条件。客人能够像孩子一样钻进铺好垫子的洞穴中，远离那些中档连锁酒店的苛求——将世界改造成一排长得令人恐惧的、拥有相同配置的房间和初级套房。而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该作品也反映着在酒店的标准化中等条件下任何让客人收获家庭感的尝试都是徒劳。
酒店作品体现了弗洛里安•斯洛塔瓦创作实践的典型特征：他接受一种既定的构造，将其作为被动性的条件，并对这种既定的构造加以干预。换用艺术家本人的说法：“我所在意的是前往一座城市并将那个地点挪为己用，也就是说将以某种方式而匿名的酒店房间打造成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对他而言，整个系列作品是“关于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的雕塑的纪实照片”。行动本身被置于创作的前景中，这一行动往往意味着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交流互换。在艺术范畴内，这种行动又密切联系到艺术展示的必要性、对构图或组合方式的坚持以及作品的瞬时属性。
在此附“酒店作品”完整系列打包，获取方式见底下，望转发[可怜]
斯洛塔瓦在1998至1999年间创作这一令他闻名的“酒店作品”系列时还是大学生。这些用一个晚上拍摄的介于简易过渡房和儿童奇幻藏身处之间的临时装置的照片最初出版于《南德意志报》的杂志版。它们在许多方面引起思考：艺术家从字面意义上拆卸了酒店房间，但这种逾越酒店协定的非正当行为更多地作为一种值得在精神层面讨论的问题，而非停留在法规条文上：无论酒店规定多么挑剔，谁能预见这种行为呢？更何况艺术家在这些隐蔽活动之后又一丝不苟地将一切复原。作为酒店住客，艺术家将房间家具和配件作为一种既定的限制来接受，却拒绝了它们的布置方式。这又涉及到关于居住的问题——被重新布置的房间成为了被主观占领、具有主观身份的区域，从而否认了酒店房间发挥其功能的“无人格性”(impersonality)的默认条件。客人能够像孩子一样钻进铺好垫子的洞穴中，远离那些中档连锁酒店的苛求——将世界改造成一排长得令人恐惧的、拥有相同配置的房间和初级套房。而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该作品也反映着在酒店的标准化中等条件下任何让客人收获家庭感的尝试都是徒劳。
酒店作品体现了弗洛里安•斯洛塔瓦创作实践的典型特征：他接受一种既定的构造，将其作为被动性的条件，并对这种既定的构造加以干预。换用艺术家本人的说法：“我所在意的是前往一座城市并将那个地点挪为己用，也就是说将以某种方式而匿名的酒店房间打造成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对他而言，整个系列作品是“关于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的雕塑的纪实照片”。行动本身被置于创作的前景中，这一行动往往意味着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交流互换。在艺术范畴内，这种行动又密切联系到艺术展示的必要性、对构图或组合方式的坚持以及作品的瞬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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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说唱##陈令韬#在《中国新说唱》落败后，转身就成为了节目的音乐总监
陈令韬是谁？如果你是在《中国有嘻哈》隐约看到过这个名字的话，那你一定只是偶然地瞥了一眼左下方的歌曲信息栏。陈令韬和所有的制作人一样，低调地隐藏在那里。只不过，相比老道、卡斯、Yoken这些听起来个性十足的艺名，用着本名的他似乎相当之朴实。
再后来，你可能又在一些说唱歌手的专辑里见到过他的名字，但他也还是只在歌词的第三行出现。一直到《新说唱2019》的体育馆海选，他才走出了幕后，以一个说唱歌手的身份，出现在邓紫棋面前。
混在一堆艺名更加酷炫的rapper中间，陈令韬这个名字显得更加平淡。相比于海选时很多人用奇装异服来博取制作人的眼球，陈令韬选择了从头到脚全身纯白。简单的棒球帽搭配连帽衫，让这位金牌制作人就像大街上的一个普通人一样平凡。
随后发生的事是，邓紫棋在听完他的表演后，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链子。在之后的加试中，陈令韬再次胜出，保住了自己的项链。
60s 1v1 Battle中，面对NOUS的悍将Cream D的发问，全场寂然。而陈令韬毅然举起了自己链子，背水一战。搭配上伴奏的陈令韬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于是OG如热狗，也给出了这番评价：
言下之意，陈令韬之前在rapper们眼中都只是“优秀的制作人”，而这一次参赛，着实让他们被颠覆了一次认知。殊不知，最初的陈令韬确实就只是一位rapper，做音乐制作完全是出于偶然。
当年的陈令韬想给喜欢的女孩子写歌，但无论怎么改自己都不是很满意。追求完美的他因此去接触了编曲和混音，而后又平移到了制作。由此，陈令韬开启了自己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道路。
在中文说唱圈，拥有这种“双重身份”的人并不太多，面对这两种身份，陈令韬认为：作为音乐制作人的自己会更加理性，而作为说唱歌手的自己则更加感性。
在他看来，说唱歌手考验的是深度，需要考虑深入发掘自己的性格来写出打动人心的歌词，需要考虑如何运用自己的嗓音来呈现情绪；而制作人考验的是宽度，在固定的一套体系里面，想办法去做概括或者是复述、想办法去扩大它的特点。
两者虽然并不相同，但互有交叉。也正是基于这种“触类旁通”，陈令韬才能在两个身份上都取得成功，并获得广泛的认可。
不过在早些年，做一个HipHop音乐的制作人并不容易，尤其是在2017年之前。太多的人无法以此赚钱，只能选择赚钱养梦。
对于陈令韬来说，他的音乐人之路也十分不易。在北京打拼的他，曾经一度因为交不起暖气费，导致被子全都被冻硬。
而如今回望过去，他只是平淡地说：“其实这不应该拿来说，因为这是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音乐人的门票，特别是做更坚定的你自己、激发出你更好一面的门票。”
生活上的压力终归是有形的，可能是被褥冻硬的冰冷，可能是身无分文的饥饿。但资本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更令人恐惧。
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里，陈令韬认识了资本，看到了诱惑。在最初的时候，一个人做出的决定可能是遵从本心的、让自己快乐的，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质的入侵，人们却总会变成自己所陌生的人。
在北京这座充满资本气息的城市，陈令韬见到了很多热爱HipHop的孩子。但他们有的因为过于单纯听话而失去自我，有的因为没有安全感、不信任社会，而选择去过度包装自己。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太多的身不由己，所以陈令韬想要的的东西非常简单，却也非常难得，那就是“自由”。
做出这个坚定选择的陈令韬说：“每一个忠于自我的人，都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自在随性很难不讨人喜欢，而这种“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的果决，对于长大了的我们来说却显得格外艰难。
但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平日里的他是在不断忙碌着，却依然能拥有孩童般的纯真，因为他一直沉浸在自己所爱的HipHop世界里。
陈令韬深爱的说唱，随着节目的播出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了。而这种欣欣向荣的势头，与连续两年在节目里担任音乐执行总监职务的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既然说唱已经成为主流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必然和其它各种形式的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在中文说唱的萌芽时期，就有“扭曲的机器”在玩着说唱金属；而现如今，各种风格流派之间合作则更是多见。前几天，陈令韬的老朋友杨和苏还和电音才子徐梦圆合作了《声名大噪》。
对于这种不同音乐风格交融的趋势，作为制作人的陈令韬很是认可。在他眼中，音乐本就该是无界限的。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爱好者之间的互相敌对和鄙视并不理解。
在陈令韬看来，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音乐风格、所有的节奏型，只是说声音的字和质感是不同的，加上特定的节奏型，它才变成了大家所讨论的“风格”。所谓的说唱、爵士等风格差异，只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任何一种音乐的听众如果学不会尊重和包容，一味追求所谓的纯粹，那么结果只能是固步自封、毫无发展。而在现在这个年代，说唱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们也并不应该贴上、或者被贴上固定风格的标签——因为，音乐本身是没有界限的。
今年四月份，陈令韬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文身。如果细心观察，能发现很多熟悉的歌名，包括他自己的歌和参与制作的歌。
他给这条微博的配文是：“我的成长、实验、过程、勋章，他们融为一体，一往无前。以后给孩子讲每一首歌的故事和道理，希望他也能善良，勇敢。”陈令韬对于每首作品的专注与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每一个音乐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大部分的人热爱音乐的原因，无非是出于“共鸣”和“力量”。可能在某时某刻，在某一句歌词里，突然找到了自己——或许是曾经遭遇不公时的自己，抑或是现下还在坚持支撑的自己。
正是因为能够提供这种治愈疗伤的力量，所以陈令韬把自己的一面比作是“传教士”。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给到一些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的人足够力量，能让他们勇敢的去坚持和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和平常看起来不一样的是，陈令韬认为自己的音乐里是有一股“黑色能量”的。他本人身材略长，在各类专访、节目中也能感受到他的健谈，很难能够把他和抑郁症、还有被他自己努力克服掉的社交障碍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万物皆有裂痕，而那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听他写的一些带有黑暗色彩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对资本的痛恨、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对自己内心的无助告白，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哪怕颠沛流离过也要去面对”、“写执着的人再苦痛也不会偷生苟且”……
其实，正是因为陈令韬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再由他来诉说着这些坎坷时，才更加能够让处在绝望的人们听得到共鸣，看得到希望。
打动人的音乐，往往只在某个瞬间。就在这一瞬，我到底该怎样去做？我该怎样去改变自己？虽然最终怎样做取决于你自己，但音乐给你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这也正是音乐的意义所在。
我想对于每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陈令韬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蛮神经病的人”。对于陈令韬而言，动漫就是他的小世界。
他的微博头像是被他称作“另一个自己”的动漫人物——阿丽塔。这个头像他用了很久，无论是从音乐制作人到说唱歌手的“挑战”，还是在节目上选择了厉害的对手的“挑战”，陈令韬一直是一个很喜欢迎难而上的人。就像他喜欢的阿丽塔一样，他一定会选择去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哪怕要面对最困难的挑战。
《阿丽塔：战斗天使》中有一幕让陈令韬印象深刻：阿丽塔来到酒吧里，对周遭的人很单纯地说：“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一切”。但那个酒吧里的人就像现在的中文说唱圈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无法真正实现联合。
在电影中，即便没有人支持阿丽塔，但她还是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战斗，只为了她自己心中的爱与和平。或许是从阿丽塔把血抹在脸上时坚定的眼神中找到了共鸣，所以这个人物才让陈令韬无比喜爱。
在今天，人们对于HipHop的诠释层出不穷。这种文化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它的爱好者。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新生代说唱歌手涌现，为中文HipHop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三年，不少制作人或者是歌手，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突然消失了。陈令韬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节奏问题”。而这种节奏，其实就像音乐中的节拍器。节奏的把控，要依靠自己心中的“节拍器”。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才能避免出现这种问题。
具体来说，不急不躁、不受外界的干扰，做自己想要做到的、想要去做的，就是节奏把控得当的表现，而不是看到别人取得一定的成就，就自己先乱了脚步。这也不仅仅是做音乐的节奏，更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应该拥有的节奏。
陈令韬也探究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他将这归结为许多人并不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原谅自己，才能够拥有自己的节奏。而无论是音乐还是人生，对自己节奏最负责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的不足，承认它，正视它，尝试慢慢去改变它。”这也算是他给现在新生代说唱歌手的一些建议。
对于现在的陈令韬而言，他更偏向于去做一名全能型的唱作人，因为这是“能让他开心的事”。去年陪杨和苏、福克斯参加《中国新说唱2019》，就是他勇敢的初次尝试。只不过，他遇上了强大的Cream D，没有能够把自己的音乐带到更高的舞台上。
不过，他的好友杨和苏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最终拿下了冠军。一路上，杨和苏过关斩将的曲目几乎都是出自他的个人专辑《加冕》。而这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正是陈令韬。杨和苏不止一次地在专辑制作完成后和节目播出后，对陈令韬给予高度评价，更称他为“灵魂伴侣”。两人之间的互相成就，也是一段佳话。
而在最近的专访中，陈令韬还是表示自己“非常想唱歌”，并且宣称如果有节目的话，自己还会再一次作为说唱歌手站上舞台。但可惜的是，陈令韬今年再次担任了《中国新说唱》的音乐总监。虽然不是内心最渴望的选择，但这也是他所热爱和坚持的，或许，还多了一份对于HipHop文化的责任感在其中。
《中国新说唱2020》已经录制完毕，陈令韬在节目播出期间，依旧是最忙碌的人之一。虽然节目有诸多赛制不合理的地方，但仅就音乐而言，新说唱的质量依旧是三档节目中最高的，而这其中则是少不了陈令韬以及背后制作人团队严格把关的功劳。
忙着帮其他说唱歌手制作的陈令韬，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能型的音乐唱作人。总有一天，忠于自己的他会把工作的重心调整到自己身上。
我期待着他再次站上舞台，以说唱歌手——甚至是全能唱作人的身份，让大家再一次颠覆对他的印象。毕竟，他一直都是那个存在着无限种可能的陈令韬……
陈令韬是谁？如果你是在《中国有嘻哈》隐约看到过这个名字的话，那你一定只是偶然地瞥了一眼左下方的歌曲信息栏。陈令韬和所有的制作人一样，低调地隐藏在那里。只不过，相比老道、卡斯、Yoken这些听起来个性十足的艺名，用着本名的他似乎相当之朴实。
再后来，你可能又在一些说唱歌手的专辑里见到过他的名字，但他也还是只在歌词的第三行出现。一直到《新说唱2019》的体育馆海选，他才走出了幕后，以一个说唱歌手的身份，出现在邓紫棋面前。
混在一堆艺名更加酷炫的rapper中间，陈令韬这个名字显得更加平淡。相比于海选时很多人用奇装异服来博取制作人的眼球，陈令韬选择了从头到脚全身纯白。简单的棒球帽搭配连帽衫，让这位金牌制作人就像大街上的一个普通人一样平凡。
随后发生的事是，邓紫棋在听完他的表演后，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链子。在之后的加试中，陈令韬再次胜出，保住了自己的项链。
60s 1v1 Battle中，面对NOUS的悍将Cream D的发问，全场寂然。而陈令韬毅然举起了自己链子，背水一战。搭配上伴奏的陈令韬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于是OG如热狗，也给出了这番评价：
言下之意，陈令韬之前在rapper们眼中都只是“优秀的制作人”，而这一次参赛，着实让他们被颠覆了一次认知。殊不知，最初的陈令韬确实就只是一位rapper，做音乐制作完全是出于偶然。
当年的陈令韬想给喜欢的女孩子写歌，但无论怎么改自己都不是很满意。追求完美的他因此去接触了编曲和混音，而后又平移到了制作。由此，陈令韬开启了自己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道路。
在中文说唱圈，拥有这种“双重身份”的人并不太多，面对这两种身份，陈令韬认为：作为音乐制作人的自己会更加理性，而作为说唱歌手的自己则更加感性。
在他看来，说唱歌手考验的是深度，需要考虑深入发掘自己的性格来写出打动人心的歌词，需要考虑如何运用自己的嗓音来呈现情绪；而制作人考验的是宽度，在固定的一套体系里面，想办法去做概括或者是复述、想办法去扩大它的特点。
两者虽然并不相同，但互有交叉。也正是基于这种“触类旁通”，陈令韬才能在两个身份上都取得成功，并获得广泛的认可。
不过在早些年，做一个HipHop音乐的制作人并不容易，尤其是在2017年之前。太多的人无法以此赚钱，只能选择赚钱养梦。
对于陈令韬来说，他的音乐人之路也十分不易。在北京打拼的他，曾经一度因为交不起暖气费，导致被子全都被冻硬。
而如今回望过去，他只是平淡地说：“其实这不应该拿来说，因为这是每一个音乐制作人、音乐人的门票，特别是做更坚定的你自己、激发出你更好一面的门票。”
生活上的压力终归是有形的，可能是被褥冻硬的冰冷，可能是身无分文的饥饿。但资本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更令人恐惧。
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里，陈令韬认识了资本，看到了诱惑。在最初的时候，一个人做出的决定可能是遵从本心的、让自己快乐的，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质的入侵，人们却总会变成自己所陌生的人。
在北京这座充满资本气息的城市，陈令韬见到了很多热爱HipHop的孩子。但他们有的因为过于单纯听话而失去自我，有的因为没有安全感、不信任社会，而选择去过度包装自己。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太多的身不由己，所以陈令韬想要的的东西非常简单，却也非常难得，那就是“自由”。
做出这个坚定选择的陈令韬说：“每一个忠于自我的人，都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自在随性很难不讨人喜欢，而这种“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的果决，对于长大了的我们来说却显得格外艰难。
但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平日里的他是在不断忙碌着，却依然能拥有孩童般的纯真，因为他一直沉浸在自己所爱的HipHop世界里。
陈令韬深爱的说唱，随着节目的播出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了。而这种欣欣向荣的势头，与连续两年在节目里担任音乐执行总监职务的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既然说唱已经成为主流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必然和其它各种形式的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在中文说唱的萌芽时期，就有“扭曲的机器”在玩着说唱金属；而现如今，各种风格流派之间合作则更是多见。前几天，陈令韬的老朋友杨和苏还和电音才子徐梦圆合作了《声名大噪》。
对于这种不同音乐风格交融的趋势，作为制作人的陈令韬很是认可。在他眼中，音乐本就该是无界限的。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爱好者之间的互相敌对和鄙视并不理解。
在陈令韬看来，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音乐风格、所有的节奏型，只是说声音的字和质感是不同的，加上特定的节奏型，它才变成了大家所讨论的“风格”。所谓的说唱、爵士等风格差异，只是音乐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任何一种音乐的听众如果学不会尊重和包容，一味追求所谓的纯粹，那么结果只能是固步自封、毫无发展。而在现在这个年代，说唱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们也并不应该贴上、或者被贴上固定风格的标签——因为，音乐本身是没有界限的。
今年四月份，陈令韬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文身。如果细心观察，能发现很多熟悉的歌名，包括他自己的歌和参与制作的歌。
他给这条微博的配文是：“我的成长、实验、过程、勋章，他们融为一体，一往无前。以后给孩子讲每一首歌的故事和道理，希望他也能善良，勇敢。”陈令韬对于每首作品的专注与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每一个音乐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大部分的人热爱音乐的原因，无非是出于“共鸣”和“力量”。可能在某时某刻，在某一句歌词里，突然找到了自己——或许是曾经遭遇不公时的自己，抑或是现下还在坚持支撑的自己。
正是因为能够提供这种治愈疗伤的力量，所以陈令韬把自己的一面比作是“传教士”。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给到一些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的人足够力量，能让他们勇敢的去坚持和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和平常看起来不一样的是，陈令韬认为自己的音乐里是有一股“黑色能量”的。他本人身材略长，在各类专访、节目中也能感受到他的健谈，很难能够把他和抑郁症、还有被他自己努力克服掉的社交障碍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万物皆有裂痕，而那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听他写的一些带有黑暗色彩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对资本的痛恨、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对自己内心的无助告白，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哪怕颠沛流离过也要去面对”、“写执着的人再苦痛也不会偷生苟且”……
其实，正是因为陈令韬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再由他来诉说着这些坎坷时，才更加能够让处在绝望的人们听得到共鸣，看得到希望。
打动人的音乐，往往只在某个瞬间。就在这一瞬，我到底该怎样去做？我该怎样去改变自己？虽然最终怎样做取决于你自己，但音乐给你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这也正是音乐的意义所在。
我想对于每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陈令韬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蛮神经病的人”。对于陈令韬而言，动漫就是他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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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塔：战斗天使》中有一幕让陈令韬印象深刻：阿丽塔来到酒吧里，对周遭的人很单纯地说：“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一切”。但那个酒吧里的人就像现在的中文说唱圈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无法真正实现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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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令韬也探究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他将这归结为许多人并不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原谅自己，才能够拥有自己的节奏。而无论是音乐还是人生，对自己节奏最负责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的不足，承认它，正视它，尝试慢慢去改变它。”这也算是他给现在新生代说唱歌手的一些建议。
对于现在的陈令韬而言，他更偏向于去做一名全能型的唱作人，因为这是“能让他开心的事”。去年陪杨和苏、福克斯参加《中国新说唱2019》，就是他勇敢的初次尝试。只不过，他遇上了强大的Cream D，没有能够把自己的音乐带到更高的舞台上。
不过，他的好友杨和苏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最终拿下了冠军。一路上，杨和苏过关斩将的曲目几乎都是出自他的个人专辑《加冕》。而这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正是陈令韬。杨和苏不止一次地在专辑制作完成后和节目播出后，对陈令韬给予高度评价，更称他为“灵魂伴侣”。两人之间的互相成就，也是一段佳话。
而在最近的专访中，陈令韬还是表示自己“非常想唱歌”，并且宣称如果有节目的话，自己还会再一次作为说唱歌手站上舞台。但可惜的是，陈令韬今年再次担任了《中国新说唱》的音乐总监。虽然不是内心最渴望的选择，但这也是他所热爱和坚持的，或许，还多了一份对于HipHop文化的责任感在其中。
《中国新说唱2020》已经录制完毕，陈令韬在节目播出期间，依旧是最忙碌的人之一。虽然节目有诸多赛制不合理的地方，但仅就音乐而言，新说唱的质量依旧是三档节目中最高的，而这其中则是少不了陈令韬以及背后制作人团队严格把关的功劳。
忙着帮其他说唱歌手制作的陈令韬，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能型的音乐唱作人。总有一天，忠于自己的他会把工作的重心调整到自己身上。
我期待着他再次站上舞台，以说唱歌手——甚至是全能唱作人的身份，让大家再一次颠覆对他的印象。毕竟，他一直都是那个存在着无限种可能的陈令韬……
【法润庙岭开新花！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第一书记王锡兵法治扶贫纪事】“看嘛，这些农产品都是村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抓紧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9月18日，在武隆区羊角街道庙岭村村委会广场开展的农产品展销会上，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忙着向企业推销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一心为村民“带货”。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王锡兵是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干部，今年3月受组织选派至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羊角街道庙岭村任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满腔热情和吃苦奉献精神是干不好的。早年当过兵，曾在基层政法单位干过，如今在市级政法机关工作的王锡兵潜心基层，短短半年时间里，就从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门外汉”转变成熟悉乡情民意的“田坎书记”。
他在庙岭村坚持以脱贫攻坚法治先行理念，以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大力发挥政法扶贫优势，积极创新，探索“依法治村+产业兴村”脱贫攻坚之路，带领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当好法治教育“宣传员”用法治思维为村民排忧解难
“敢想敢干、拼劲十足、充满爱心，我们的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办。”这是庙岭村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王锡兵的印象。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既然组织信任、群众需要，我就得全力以赴。”王锡兵说，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既是一名政法干部的职责与义务，更是作为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刚到村里，王锡兵在走村入户中就发现，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邻里之间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家庭矛盾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扶贫工作，发挥自己的“老本行”改善村里的现状，是他到庙岭村时琢磨的第一件事。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王锡兵决定从最简单也最拿手的法治宣传做起。于是，无论工作到哪里，他就把法治观念宣传到哪里，经常深入农社、院坝、田间、地头、果园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讲述法律知识。慢慢地，村里那些家庭关系不和、邻里矛盾冲突、物权界线不清、田土边界不明等问题，均得到有效解决。
贫困户老禹的母亲已至耄耋之年，“返老还童”导致行为越来越乖张，老禹夫妇每天在外面干活回家已很疲惫，对母亲的耐心逐渐降低，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导致母亲在一天夜里离家出走。“从情理上，你长期对母亲不好，其他村民也会看不起你这种行为；从法律的层面，不好好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辱骂母亲，这是违法的……”当晚，王锡兵赶到老禹家，坐在他们夫妇对面，多番教育、劝说，老禹最终羞愧地低下头，出门挨家寻找，连夜找回了母亲。
但王锡兵还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到老禹家回访。“王书记，谢谢您呀，他（儿子）改变很大哩，给我认了错，早上还专门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一见到王锡兵，老禹的母亲就认出了他，大声跟他打招呼。后来，经过几次回访，老禹的邻居都说他有了很大转变，再也没听见过他辱骂母亲了。
“法治宣传起了很大的效果。”王锡兵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庙岭村已累计组织专题法治讲座4场，制定宣传专栏3期，制发宣传资料万余份，院坝法治宣讲5次，入户宣传100余次，受教育人数超过1000人次，宣传覆盖面达98%。
当好依法治村“领航员”固强补弱争创法治示范村
“建立好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才能激活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同心同向，一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王锡兵把这句话作为驻村工作的座右铭。他说，好班子必然出好成绩。
他坚持把依法治村、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和促进村社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当作抓手，通过抓班子、带队伍、打基础入手。他坚持一手抓党建、一手抓法治，凡是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必须当先锋，凡是驻村工作队员必须当模范，凡是党员干部必须当战士。
该村党支部书记龚林向记者介绍，王锡兵发挥政法职能，带领支部，持续发力，在全村创办了2个法治大院、2个评礼堂、2个法律讲堂、1条法治公路、1个法治学校、1个规范化调解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4次，处理各类法律事务10件次。
已逝村民周亮（化名）的宅基地要复垦，其弟弟周权（化名）以及其养女周芳（化名）的户口都在同一户口簿上。周芳嫁至外村，生育一子，目前已离异。得知复垦的消息，周芳认为自己也应该有一份补偿款。但周权觉得，侄女嫁出去后就少有回来看过养父，周亮直至去世都是他在照顾，连其所住的房屋都是自己所盖，因此拒不同意将补偿款分给侄女。一年多来，两边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王锡兵在走访中得知后，多次组织村民调解委员会将当事人请到调解室，经过摆事实、查依据、讲政策、明法理，分别进行劝解。
“老周，消消气嘛，小周两岁就生活在你们家，你早把她当成亲侄女看待，加上她现在还带着一个小孩，也不容易……”“小周，你看看，虽然你的户口还在这边，但是你养父一直是你幺爸在照顾，他住的房子也是你幺爸修建的……”就这样，在王锡兵的多番劝解下，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同调解协议，由周权适当补偿给周芳，经当事人签字，加盖村调委会公章，分别留存备查。如今，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修复了亲戚关系。
“要不是王书记，我们那个复垦现在都还没弄好，我们叔侄的关系也还是僵起的，真的很感谢他。”周权逢人就说王锡兵的好。
良好民风润物无声。王锡兵组织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对村规民约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做成界碑，让路人皆知，让村民铭记。每月对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家风良俗、村规民约、文明诚信等及时开展考核评比。自活动开展以来，实现了"无打架斗欧、无违法乱纪、无家风不正、无行为不端、无欺瞒哄骗"的“五无”乱象发生。
当好脱贫攻坚“战斗员”带领整村脱贫走上致富路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自从来到羊角街道庙岭村，王锡兵就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
他住在村、吃在村、行在村，利用两周时间，实地走访全村7个社125户384人次，包括村组党员干部、种养大户、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等，对耕地面积、集体资产、畜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并在羊角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被作为规划范本在全镇推广。
王锡兵带领村支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在全面摸清全村贫困户致贫原因、政策享受、产业扶持、对口帮扶、生活现状等情况的基础上，对50家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责任承包，逐户逐人开展对接帮扶，建立每日走访汇报、每周分析调判、每月抽样调查等机制，确保199名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得到彻底解决。
在贫困户郑世甫家里，王锡兵一呆就是半天，看环境、查收入、清库存、找问题、想方法……驻村1个月，他就工作30天，时刻琢磨着如何带领村民们走上致富路。
根据村里的实情，王锡兵发现，种红苕能脱贫。于是，他反复给村社干部做工作，给当地村民做宣传，给贫困家庭做动员，通过宣传发动、面对面沟通，共动员全村350余户家庭栽种红苕，种植面积超过2500亩，超出目标任务250%，贫困户家庭种植率达100%，每户种植面积在4亩以上。
“今年政府好，红苕种子、肥料全部都免费送到家，请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它们种好的，争取多挣点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是贫困户王廷清的肺腑之言。
一身尘土，满是疲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全村50家贫困户199人全部走出困境，实现整村脱贫。
“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王锡兵说，脱贫不是目的，致富才是目标。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他辗转联系羊角豆干老板谢敬忠与重庆多家知名企业负责人成立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加工产业，村合作联社以土地流转入股固定分红，组织本地村民大面积种植牛草——甜高梁，每亩可产牛草13~18吨，按400元一吨计算，每亩收入在6000元左右。目前，3个农业社种植牛草已超过1500亩，预计种植户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
羊角街道庙岭村距离武隆城区28公里处，海拔600米至1500米，该地光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温差较大，非常适合果树生长。全村开展“一村一品”，以庙岭为特色的李子、桃子、枣子、梨子、板栗、枇杷等高山水果种植因技术缺乏，一直没能大面积推广。为突破种植瓶颈，他积极协调市农委、科委以及社科院的专家教授专门到村里现场指导，培训栽培技术，传授种植经验，共培育专业水果种植大户3家，产值超过100万元。今年，种桃大户汤家红望着硕果累累的红色脆桃有感而发：“今年多亏了王书记请专家来上门指导，我的桃子终于卖出了好价钱！”（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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