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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中國文學論考》
連清吉 著
政大出版社
內容簡介
京都中國文學的系譜，有一祖、二宗和雙璧的傳承。狩野直喜是京都中國學的開祖，鈴木虎雄是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開拓者，青木正兒是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為二宗。吉川幸次郎是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小川環樹是蘇東坡的東瀛神交，為雙璧。狩野直喜演繹兩漢文學「世風」說，鈴木虎雄著述《支那詩論史》，青木正兒論考《支那文學思想史》，開拓中國文學的新領域。吉川幸次郎既沉潛於中國文學的精神史研究，又架構緻密與飛躍的文學創作論，小川環樹則融合語學與文學，提出中國文學的詩境論，探究蘇東坡與陸游文學美感的究竟。一祖、二宗和雙璧引領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風騷。
作者簡介
連清吉，台灣省苗栗縣人。淡江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畢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博士。日本國立長崎大學名譽教授。歷任長崎大學環境學院，多文化社會學院。彰化師範大學客座教授，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現任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山西大學特聘教授。著作《日本江戶後期以來的莊子研究》《日本江戶時代的考證學家及其學問》《從螺旋史觀看中日文化的發展》《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吉川幸次郎》，翻譯町田三郎教授《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明治的漢學家》等書。
［封面題署］
金炳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韓國全北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先祖官銜高麗時代平章事，家世顯赫。外祖父宋成鏞剛菴先生詩、書、畫三絶，開闢文人書畫新蹊徑，名垂韓國書畫史冊。金炳基教授克紹箕裘，涵養詩文，優游文藝。精擅書法，獨樹風格，為當代名家。
目 次
龔序
自序
敘說 京都中國文學研究的系譜：一祖二宗與雙璧
一、京都中國學的創始
二、狩野直喜：京都中國學的開祖
三、鈴木虎雄：日本近代中國文學通事
四、青木正兒：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
五、吉川幸次郎：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六、小川環樹：蘇東坡的東瀛神交
七、京都中國文學的傳承
【上編 中國文學史觀的多元展現】
第一章 狩野直喜的兩漢文學「世風」說
一、開創日本近代新漢學的先驅
二、狩野直喜的中國文學研究
三、兩漢文學論：「世風」說
四、京都中國學的創始者
第二章 鈴木虎雄的中國文學風土論
一、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開拓者
二、鈴木虎雄的中國文學風土論
三、佐證鈴木虎雄中國文學風土論的文化思想史論
四、鈴木虎雄中國文學風土論的開展
第三章 青木正兒的中國文學思想史論
一、優遊於中國文學藝術的生涯
二、中國文學思想史綜述
三、中國文學思想史論的卓見
四、中國文學思想史的論說方法
五、遊於藝的異彩風格
第四章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研究方法論
一、中國文學研究是精神史研究與文學內涵的探究
二、中國文學的精神史研究
三、中國文學論
四、吉川幸次郎是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泰斗
第五章 小川環樹的中國文學詩境論
一、小川環樹的學問：言語學與文學的結合
二、小川環樹論中國詩人的詩語與情境
三、「等量翻譯」是小川環樹的詮釋學
【下編 實學語學角度的唐宋詩人及其文學研究】
第六章 鈴木虎雄的杜甫詩論：清新與獨創
一、近代日本中國文學通事
二、贊頌杜甫
三、杜詩分類
四、杜甫詩論
五、杜詩譯注
六、鈴木虎雄的詩風
第七章 鈴木虎雄的杜甫紀行詩析論：景物本位與自我著色
一、杜甫的山水紀行
二、杜甫紀行詩析論
三、杜甫的「詩人自覺」
第八章 青木正兒的李白遊跡考索：記載行蹤、探究心境
一、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
二、《李白》上篇譯注體例與解題
三、李白遊跡考索：神遊詩境
四、酒徒詩友莫逆於心
第九章 青木正兒的李白詩境探頤：換韻妙趣、詩境俊逸
一、《李白》下篇譯注體例與解題
二、詩歌譯注文辭以簡潔為尚
三、詩境探頤：解析遣詞用韻之機微，以探究創作詩歌當下的心境
四、詩風比況：如水墨畫山水之輕妙淡白
第十章 吉川幸次郎論杜詩的方向與創新：緻密飛躍與細微視線
一、杜甫詩論
二、杜甫的創新
三、杜甫詩注
四、杜甫評價
五、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第十一章 小川環樹論蘇東坡的創新：工拙與雅俗
一、小川環樹的學問
二、蘇東坡的創新
三、蘇東坡達觀的文學思想
四、虛實雙寫的小說筆法
五、蘇東坡的東瀛神交
第十二章 小川環樹論陸游的美感經驗：追夢敘景的「新詩想」
一、譯注研究陸游及其詩文的經緯
二、陸游的自覺：幕僚到詩人的轉折與詩學的變化
三、陸游的詩語情境：紀夢與夜雨
四、陸游的「新詩想」
五、紀行敘景以抒情
六、陸游畫像：騎驢行吟、採藥蓑耕而敘景抒情的詩人
《日本京都中國文學論考》
連清吉 著
政大出版社
內容簡介
京都中國文學的系譜，有一祖、二宗和雙璧的傳承。狩野直喜是京都中國學的開祖，鈴木虎雄是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開拓者，青木正兒是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為二宗。吉川幸次郎是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小川環樹是蘇東坡的東瀛神交，為雙璧。狩野直喜演繹兩漢文學「世風」說，鈴木虎雄著述《支那詩論史》，青木正兒論考《支那文學思想史》，開拓中國文學的新領域。吉川幸次郎既沉潛於中國文學的精神史研究，又架構緻密與飛躍的文學創作論，小川環樹則融合語學與文學，提出中國文學的詩境論，探究蘇東坡與陸游文學美感的究竟。一祖、二宗和雙璧引領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風騷。
作者簡介
連清吉，台灣省苗栗縣人。淡江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畢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博士。日本國立長崎大學名譽教授。歷任長崎大學環境學院，多文化社會學院。彰化師範大學客座教授，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現任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山西大學特聘教授。著作《日本江戶後期以來的莊子研究》《日本江戶時代的考證學家及其學問》《從螺旋史觀看中日文化的發展》《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亞文化》《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吉川幸次郎》，翻譯町田三郎教授《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明治的漢學家》等書。
［封面題署］
金炳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韓國全北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先祖官銜高麗時代平章事，家世顯赫。外祖父宋成鏞剛菴先生詩、書、畫三絶，開闢文人書畫新蹊徑，名垂韓國書畫史冊。金炳基教授克紹箕裘，涵養詩文，優游文藝。精擅書法，獨樹風格，為當代名家。
目 次
龔序
自序
敘說 京都中國文學研究的系譜：一祖二宗與雙璧
一、京都中國學的創始
二、狩野直喜：京都中國學的開祖
三、鈴木虎雄：日本近代中國文學通事
四、青木正兒：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
五、吉川幸次郎：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六、小川環樹：蘇東坡的東瀛神交
七、京都中國文學的傳承
【上編 中國文學史觀的多元展現】
第一章 狩野直喜的兩漢文學「世風」說
一、開創日本近代新漢學的先驅
二、狩野直喜的中國文學研究
三、兩漢文學論：「世風」說
四、京都中國學的創始者
第二章 鈴木虎雄的中國文學風土論
一、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開拓者
二、鈴木虎雄的中國文學風土論
三、佐證鈴木虎雄中國文學風土論的文化思想史論
四、鈴木虎雄中國文學風土論的開展
第三章 青木正兒的中國文學思想史論
一、優遊於中國文學藝術的生涯
二、中國文學思想史綜述
三、中國文學思想史論的卓見
四、中國文學思想史的論說方法
五、遊於藝的異彩風格
第四章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研究方法論
一、中國文學研究是精神史研究與文學內涵的探究
二、中國文學的精神史研究
三、中國文學論
四、吉川幸次郎是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的泰斗
第五章 小川環樹的中國文學詩境論
一、小川環樹的學問：言語學與文學的結合
二、小川環樹論中國詩人的詩語與情境
三、「等量翻譯」是小川環樹的詮釋學
【下編 實學語學角度的唐宋詩人及其文學研究】
第六章 鈴木虎雄的杜甫詩論：清新與獨創
一、近代日本中國文學通事
二、贊頌杜甫
三、杜詩分類
四、杜甫詩論
五、杜詩譯注
六、鈴木虎雄的詩風
第七章 鈴木虎雄的杜甫紀行詩析論：景物本位與自我著色
一、杜甫的山水紀行
二、杜甫紀行詩析論
三、杜甫的「詩人自覺」
第八章 青木正兒的李白遊跡考索：記載行蹤、探究心境
一、李白扶桑的莫逆之友
二、《李白》上篇譯注體例與解題
三、李白遊跡考索：神遊詩境
四、酒徒詩友莫逆於心
第九章 青木正兒的李白詩境探頤：換韻妙趣、詩境俊逸
一、《李白》下篇譯注體例與解題
二、詩歌譯注文辭以簡潔為尚
三、詩境探頤：解析遣詞用韻之機微，以探究創作詩歌當下的心境
四、詩風比況：如水墨畫山水之輕妙淡白
第十章 吉川幸次郎論杜詩的方向與創新：緻密飛躍與細微視線
一、杜甫詩論
二、杜甫的創新
三、杜甫詩注
四、杜甫評價
五、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第十一章 小川環樹論蘇東坡的創新：工拙與雅俗
一、小川環樹的學問
二、蘇東坡的創新
三、蘇東坡達觀的文學思想
四、虛實雙寫的小說筆法
五、蘇東坡的東瀛神交
第十二章 小川環樹論陸游的美感經驗：追夢敘景的「新詩想」
一、譯注研究陸游及其詩文的經緯
二、陸游的自覺：幕僚到詩人的轉折與詩學的變化
三、陸游的詩語情境：紀夢與夜雨
四、陸游的「新詩想」
五、紀行敘景以抒情
六、陸游畫像：騎驢行吟、採藥蓑耕而敘景抒情的詩人
从李可刘沛然重用附子、细辛力克沉疴 更加坚信 “四因制宜”用药重要性
泸州市天泰中医药研究所 李沛金
自进入中医药学殿堂以来，老师们都在讲临床用药要遵循“三因制宜”基本原则，即在临床用药时必须考虑不同时节、不同地域、不同人体而用药，这也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医的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整体观。
但自进入临床实践后，从历代中药古籍和中医药大家的临床用药记载来看，以前的中医都是自己上山采挖的野生中药材，况且都是按古法炮制加工后使用的，而当今的中药材，由于使用人群的剧增（秦朝全国人口3000万，西汉末年人口6300万，东汉后期人口5000万，魏、蜀、吴三国时人口又锐减至3500万，隋朝人口5032万，唐朝人口8000万，五代十国因战乱人口又锐减到3000万，北宋末年人口1.26亿，南宋末年，南宋和金国人口共1.3亿，元朝人口锐减至9000万，明朝末年人口2亿，清朝人口突破四亿，而现在全国人口14亿），市场需求量显著增大，而绝大部分中药都是人工栽种的，况且是大剂量使用农药和生物激素催生出来的，通过笔者临床实践和到各道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以及对当代中药炮制工艺变化的了解，感觉当今临床所用中药早已不是中医药古籍上所记载的中药了，当今的中药药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考证了自张仲景以来历代中医先贤用药剂量，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感觉必须在 “三因制宜”基础上，增加“因药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因药的“四因制宜”，才能充分凸显出传统中医药治病救人本应有的显著功效。为此，笔者也利用参加各种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大力倡导“四因制宜”的用药经验。
再看，当代李可老师如果附子只用3-15克，而不是50克、90克、200克大剂量配伍使用附子，刘沛然老师细辛只是1-3克，而不是15克、30克、50克、90克、120克大剂量配伍使用细辛，能力挽沉疴顽疾吗？为此，深感如按如今那些专家们以《本草纲目》为“蓝本”制定出来的《中国药典》用药剂量，可能就是开出一些治不好病的太平方，再加上现在绝大多数中医普遍使用的1000多年前先贤们的所谓“经方”，而将传统中医核心的“辨证论治”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漂浮作为，就造成全国各地老百姓普遍产生“中医中药可以治本，但没有西医西药快”的不当认识。
任何中医均可以试试看，如果真正做到“四因制宜”地“辨证论治”，看看中医中药的效果是不是显著安全！
“四因制宜”自家人用药举例如下：
笔者父亲，曾在72岁的2009年，因典型的心阳虚证，胸闷气急，无法走路，在泸州某某知名中医院诊治，就马上出《病危通知书》并用药（参附注射液和该院院内制剂）一天无明显效果的情况下，笔者晚上回来将家父强行接回家，第二天自开处方捡中药三付治愈，其中附子用量60克，现家父86岁了，仍然健康并可干些不算太重的劳动。
笔者在2016年7月，因承担《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艾滋病患者皮肤创伤康复研究课题，前往凉山州某某县，因中午在西昌车外温度是30度左右，晚上到的时候车外温度是3度左右，到达时洗车受凉，晚上3点左右出现上吐下泻的严重症状，早上根本不能起床（此生第一次这么严重的感冒），因外出熬药不便，即让随行人员去药房买九味羌活丸一次吃2袋，到11点左右效果不明显，还是不能起床，因去是要办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就自拟处方（细辛用了18克）让随行人员去药店捡药回来，用宾馆的开水壶熬药来吃，2小时吃一次，下午4点过就起床出去办事情了。
如按《中国药典》 “不过钱（1-3克）”，估计笔者那次也就只有躺在床上了。
有研为证： 2006年，成都中医药大学邓中甲等权威专家对《细辛毒性及配伍解毒实验研究》结果：与空白组比较，细辛各剂量组Scr，尿B2-MG，尿AKP，尿Lys的含量未见显著性差异；细辛的LD50为33.6977 g/kg，细辛附子相配LD50为43.6264 g/kg，细辛白芍相配其最大耐受量为160 g/kg,是临床用量的200倍。
结论：细辛的肾毒性很小,基本对肾功无损害；细辛与附子、白芍配伍，可明显减轻细辛的毒性。
所以，临床用药，不能拘泥于所谓的“药典”剂量，只要注意辨证论治和“减毒增效”的用药配伍，以及“中病即止”的原则，不但效果显著而且是安全无毒害的。
附：
成都中医药大学关于《细辛毒性及配伍解毒实验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名单
1、贾波：方剂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方剂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曹兰秀：成都中医药大学方剂学专业医学博士，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导师。
3、邓中甲：曾任方剂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方剂学博士生导师、方剂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新药评审专家。
4、文跃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医药学会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5、张丰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基础医学院方剂教研室主任。
泸州市天泰中医药研究所 李沛金
自进入中医药学殿堂以来，老师们都在讲临床用药要遵循“三因制宜”基本原则，即在临床用药时必须考虑不同时节、不同地域、不同人体而用药，这也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医的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整体观。
但自进入临床实践后，从历代中药古籍和中医药大家的临床用药记载来看，以前的中医都是自己上山采挖的野生中药材，况且都是按古法炮制加工后使用的，而当今的中药材，由于使用人群的剧增（秦朝全国人口3000万，西汉末年人口6300万，东汉后期人口5000万，魏、蜀、吴三国时人口又锐减至3500万，隋朝人口5032万，唐朝人口8000万，五代十国因战乱人口又锐减到3000万，北宋末年人口1.26亿，南宋末年，南宋和金国人口共1.3亿，元朝人口锐减至9000万，明朝末年人口2亿，清朝人口突破四亿，而现在全国人口14亿），市场需求量显著增大，而绝大部分中药都是人工栽种的，况且是大剂量使用农药和生物激素催生出来的，通过笔者临床实践和到各道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以及对当代中药炮制工艺变化的了解，感觉当今临床所用中药早已不是中医药古籍上所记载的中药了，当今的中药药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考证了自张仲景以来历代中医先贤用药剂量，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感觉必须在 “三因制宜”基础上，增加“因药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因药的“四因制宜”，才能充分凸显出传统中医药治病救人本应有的显著功效。为此，笔者也利用参加各种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大力倡导“四因制宜”的用药经验。
再看，当代李可老师如果附子只用3-15克，而不是50克、90克、200克大剂量配伍使用附子，刘沛然老师细辛只是1-3克，而不是15克、30克、50克、90克、120克大剂量配伍使用细辛，能力挽沉疴顽疾吗？为此，深感如按如今那些专家们以《本草纲目》为“蓝本”制定出来的《中国药典》用药剂量，可能就是开出一些治不好病的太平方，再加上现在绝大多数中医普遍使用的1000多年前先贤们的所谓“经方”，而将传统中医核心的“辨证论治”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漂浮作为，就造成全国各地老百姓普遍产生“中医中药可以治本，但没有西医西药快”的不当认识。
任何中医均可以试试看，如果真正做到“四因制宜”地“辨证论治”，看看中医中药的效果是不是显著安全！
“四因制宜”自家人用药举例如下：
笔者父亲，曾在72岁的2009年，因典型的心阳虚证，胸闷气急，无法走路，在泸州某某知名中医院诊治，就马上出《病危通知书》并用药（参附注射液和该院院内制剂）一天无明显效果的情况下，笔者晚上回来将家父强行接回家，第二天自开处方捡中药三付治愈，其中附子用量60克，现家父86岁了，仍然健康并可干些不算太重的劳动。
笔者在2016年7月，因承担《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艾滋病患者皮肤创伤康复研究课题，前往凉山州某某县，因中午在西昌车外温度是30度左右，晚上到的时候车外温度是3度左右，到达时洗车受凉，晚上3点左右出现上吐下泻的严重症状，早上根本不能起床（此生第一次这么严重的感冒），因外出熬药不便，即让随行人员去药房买九味羌活丸一次吃2袋，到11点左右效果不明显，还是不能起床，因去是要办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就自拟处方（细辛用了18克）让随行人员去药店捡药回来，用宾馆的开水壶熬药来吃，2小时吃一次，下午4点过就起床出去办事情了。
如按《中国药典》 “不过钱（1-3克）”，估计笔者那次也就只有躺在床上了。
有研为证： 2006年，成都中医药大学邓中甲等权威专家对《细辛毒性及配伍解毒实验研究》结果：与空白组比较，细辛各剂量组Scr，尿B2-MG，尿AKP，尿Lys的含量未见显著性差异；细辛的LD50为33.6977 g/kg，细辛附子相配LD50为43.6264 g/kg，细辛白芍相配其最大耐受量为160 g/kg,是临床用量的200倍。
结论：细辛的肾毒性很小,基本对肾功无损害；细辛与附子、白芍配伍，可明显减轻细辛的毒性。
所以，临床用药，不能拘泥于所谓的“药典”剂量，只要注意辨证论治和“减毒增效”的用药配伍，以及“中病即止”的原则，不但效果显著而且是安全无毒害的。
附：
成都中医药大学关于《细辛毒性及配伍解毒实验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名单
1、贾波：方剂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方剂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曹兰秀：成都中医药大学方剂学专业医学博士，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导师。
3、邓中甲：曾任方剂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方剂学博士生导师、方剂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新药评审专家。
4、文跃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医药学会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5、张丰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基础医学院方剂教研室主任。
王春丨《水经》成书于曹魏黄初二年考
自晋以来，注《水经》者有二家，郭璞和郦道元，至今唯有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还存在。
然而，关于《水经》成书的具体年代却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疑难问题。
杨守敬考证《水经》为三国魏人所作。《水经注疏》凡例（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水经注疏》，以下简称注疏本）云：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也之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经注》出，不言《经》作于桑钦，而后来附益之说，为不足凭。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经》“东过魏兴安阳县南”(图1)，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赵氏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洋水经》文只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仍称零陵始安。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1]
杨守敬考证为曹魏时人作，说:“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原文，则为“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此事发生在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而非杨守敬所说的建安十九年，此系杨氏引用错误，但并不妨碍杨氏证明《水经》乃三国曹魏人所作。段熙仲对《水经》所用地名进行分析，更进一步得出《水经》成书在二二三至二二六年左右，故在黄初中写成。[2]
段熙仲先生得出《水经》成书在曹魏黄初中或魏初。他说:“考郦《注》沔水云：「魏分汉中，立魏兴郡。」此其间郦《注》云：魏文帝改西城郡为魏兴郡，裴《注》引《魏略》，「事在黄初中」。校者检《华阳国志·汉中志》魏兴郡下云：「黄初二年，文帝拜申仪为魏兴太守」，《水经》成书不得早于此年（公元二二一年）”。[3]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下，笔者对《水经》记载的一些郡县地名进行过研究。
在《水经注》卷十三中，《水经》云:漯水“过广阳蓟县北”(图2)。其中的“广阳”应是郡名，即广阳郡。也就是说，《水经》云:漯水过广阳郡蓟县北。
查阅资料发现，在曹魏黄初二年七月（公元221年8月）魏文帝封魏宗室弘农侯曹幹为燕公，广阳郡改为燕国。黄初三年三月(公元222年4月)燕公曹幹徙封河间王，燕国改为燕郡[4]、[5]、[6]。太和六年二月（公元232年3月）封曹宇为燕王，燕郡复为燕国[7]。
由上所述，《水经》记载的广阳郡在曹魏黄初二年七月(221年8月)已改为燕国，黄初三年改为燕郡。由此可见，在黄初二年七月改广阳郡为燕国之前才是《水经》成书时间的下限。
《水经》又记载沔水过魏兴郡，而改西城郡为魏兴郡是在曹魏黄初二年[8]。可知，上述段熙仲先生得出《水经》成书不得早于黄初二年是对的。
笔者根据上述史料得出《水经》的成书上限在曹魏黄初二年正月；成书的下限在黄初二年七月。就是说《水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当在曹魏黄初二年正月至七月之间(公元221年2月至8月之间)。
参考文献:
[1]《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9-10页。
[2]唐启胜:《<水经>、<水经注>成书原因比较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完成时间2016年5月)，《道客巴巴》，上传日期2017-08-16。
[3]杨守敬《水经注疏》附录段熙仲《<水經注>六论》(第3406一3408页)记载:
“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啟發下，校者試作進一步的考查。考酈《注》沔水云：「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此其間郡之建置與名稱有一段歷史過程。漢中郡在靈帝中平五年以後為張魯所盤踞，漢朝力不能討，于是置漢寧郡，拜魯領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曹操定張魯，復名漢中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置西城郡，以申儀為西城太守。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漢，改元黃初。酈《注》云：魏文帝改西城郡為魏興郡，裴《注》引《魏略》，「事在黃初中」。校者檢《華陽國志·漢中志》魏興郡下云：「黃初二年，文帝拜申儀為魏興太守」，《水經》成書不得早于此年（公元二二一年）。校者檢《史記·夏本紀·集解》，裴駰引《皇覽》曰：「皋陶?在廬江六縣。」-3407-《皇覽》為魏文帝時王象等撰集，楬俊死于黃初三年十一月後，王象亦旋死。《魏略》記王象等數歲成書，在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二三年間，《水經》成書當在《皇覽》成書之後，故亦稱六縣。而《吳志·孫權傳》，嘉禾二年遣全琮征六安（二三三年），吳稱六安，魏自稱六，熊說不能成立。又檢《姜維傳》、《楊阜傳》均稱天水冀人。《文帝紀》有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之文，漢陽復稱天水在黃初中，《明帝紀》太和二年有「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諸葛）亮」之文。《姜維傳》有建興六年「天水太守適出」之文，建興六年當魏太和二年，復稱天水必在其前。合此二證，可知《水經》成書在二二三年之後，二二八年之前。然《淮水篇》有「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之《經》文，楊氏以為「後漢淮陰屬下邳，魏屬廣陵，《經》作于魏人，當作廣陵淮陰，此作下邳，蓋據舊籍為說，未遑改正耳。」校者按：此楊氏存疑，而未得其解，故以因仍舊籍為辭，非篤論也。按《後漢書·明八王傳》，下邳為王國，建安十一年國除（二〇六年），當改為郡，而《通鑑》胡《注》言魏廣陵郡徙治淮陰，但在黃初六年《注》中兩言下邳淮陰縣，則其時下邳仍為魏之郡名，則下限可提前至公元二二五年。《水經》之作當在二二三年至二二六年左右矣，故黃初中或魏初之說可以成立”。
[4]《三国志》卷二 《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幹传》记载:
“赵王曹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赖亭侯．其年改封弘农侯．黄初二年．进爵．徙封燕公。三年．为河间王．五年．改封乐城县．七年．徙封钜鹿．太和六年．改封赵王”。
[5]宋代《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一》记载:
“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
秋七月，……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据、鲁阳侯宇、谯侯林、赞侯兗、襄邑侯峻、弘农侯幹、寿春侯彪、历城侯徽、平舆侯茂皆进爵为公；安乡侯植改封鄄城侯”。
[6]《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记载:
“黄初三年三月乙丑，魏文帝改封其子、弟为王，诏曰：“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
[7]《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
太和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8]《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
蒲池县
西乡县
魏兴郡，本汉中西城县。哀、平之世，县民锡光字长冲为交州刺史，徙交太守。王莽篡位，据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内，未以为意。寻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节，征拜为大将军、朝侯祭酒，封盐水侯。后汉中数寇乱，县土独存。汉季世别为郡。
建安二十四年，刘先主命宜都太守孟达从姊归北伐房陵、上庸；又遣副军中郎将刘封乘沔水会达上庸。以申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达、耽降魏。黄初二年，文帝转仪为魏兴太守，封郧乡侯。蜀平，遂治西城。属县六，户万，去洛一千七百里。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郡同。
(注:拙文于2021年3月9日发表于博客，现在博客有限制，无法访问，今重发于微博)
自晋以来，注《水经》者有二家，郭璞和郦道元，至今唯有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还存在。
然而，关于《水经》成书的具体年代却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疑难问题。
杨守敬考证《水经》为三国魏人所作。《水经注疏》凡例（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水经注疏》，以下简称注疏本）云：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也之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经注》出，不言《经》作于桑钦，而后来附益之说，为不足凭。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经》“东过魏兴安阳县南”(图1)，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赵氏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洋水经》文只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仍称零陵始安。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1]
杨守敬考证为曹魏时人作，说:“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原文，则为“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此事发生在建安九年，即公元204年，而非杨守敬所说的建安十九年，此系杨氏引用错误，但并不妨碍杨氏证明《水经》乃三国曹魏人所作。段熙仲对《水经》所用地名进行分析，更进一步得出《水经》成书在二二三至二二六年左右，故在黄初中写成。[2]
段熙仲先生得出《水经》成书在曹魏黄初中或魏初。他说:“考郦《注》沔水云：「魏分汉中，立魏兴郡。」此其间郦《注》云：魏文帝改西城郡为魏兴郡，裴《注》引《魏略》，「事在黄初中」。校者检《华阳国志·汉中志》魏兴郡下云：「黄初二年，文帝拜申仪为魏兴太守」，《水经》成书不得早于此年（公元二二一年）”。[3]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下，笔者对《水经》记载的一些郡县地名进行过研究。
在《水经注》卷十三中，《水经》云:漯水“过广阳蓟县北”(图2)。其中的“广阳”应是郡名，即广阳郡。也就是说，《水经》云:漯水过广阳郡蓟县北。
查阅资料发现，在曹魏黄初二年七月（公元221年8月）魏文帝封魏宗室弘农侯曹幹为燕公，广阳郡改为燕国。黄初三年三月(公元222年4月)燕公曹幹徙封河间王，燕国改为燕郡[4]、[5]、[6]。太和六年二月（公元232年3月）封曹宇为燕王，燕郡复为燕国[7]。
由上所述，《水经》记载的广阳郡在曹魏黄初二年七月(221年8月)已改为燕国，黄初三年改为燕郡。由此可见，在黄初二年七月改广阳郡为燕国之前才是《水经》成书时间的下限。
《水经》又记载沔水过魏兴郡，而改西城郡为魏兴郡是在曹魏黄初二年[8]。可知，上述段熙仲先生得出《水经》成书不得早于黄初二年是对的。
笔者根据上述史料得出《水经》的成书上限在曹魏黄初二年正月；成书的下限在黄初二年七月。就是说《水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当在曹魏黄初二年正月至七月之间(公元221年2月至8月之间)。
参考文献:
[1]《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9-10页。
[2]唐启胜:《<水经>、<水经注>成书原因比较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完成时间2016年5月)，《道客巴巴》，上传日期2017-08-16。
[3]杨守敬《水经注疏》附录段熙仲《<水經注>六论》(第3406一3408页)记载:
“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啟發下，校者試作進一步的考查。考酈《注》沔水云：「魏分漢中，立魏興郡。」此其間郡之建置與名稱有一段歷史過程。漢中郡在靈帝中平五年以後為張魯所盤踞，漢朝力不能討，于是置漢寧郡，拜魯領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曹操定張魯，復名漢中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置西城郡，以申儀為西城太守。二十五年十月，曹丕代漢，改元黃初。酈《注》云：魏文帝改西城郡為魏興郡，裴《注》引《魏略》，「事在黃初中」。校者檢《華陽國志·漢中志》魏興郡下云：「黃初二年，文帝拜申儀為魏興太守」，《水經》成書不得早于此年（公元二二一年）。校者檢《史記·夏本紀·集解》，裴駰引《皇覽》曰：「皋陶?在廬江六縣。」-3407-《皇覽》為魏文帝時王象等撰集，楬俊死于黃初三年十一月後，王象亦旋死。《魏略》記王象等數歲成書，在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二三年間，《水經》成書當在《皇覽》成書之後，故亦稱六縣。而《吳志·孫權傳》，嘉禾二年遣全琮征六安（二三三年），吳稱六安，魏自稱六，熊說不能成立。又檢《姜維傳》、《楊阜傳》均稱天水冀人。《文帝紀》有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之文，漢陽復稱天水在黃初中，《明帝紀》太和二年有「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諸葛）亮」之文。《姜維傳》有建興六年「天水太守適出」之文，建興六年當魏太和二年，復稱天水必在其前。合此二證，可知《水經》成書在二二三年之後，二二八年之前。然《淮水篇》有「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之《經》文，楊氏以為「後漢淮陰屬下邳，魏屬廣陵，《經》作于魏人，當作廣陵淮陰，此作下邳，蓋據舊籍為說，未遑改正耳。」校者按：此楊氏存疑，而未得其解，故以因仍舊籍為辭，非篤論也。按《後漢書·明八王傳》，下邳為王國，建安十一年國除（二〇六年），當改為郡，而《通鑑》胡《注》言魏廣陵郡徙治淮陰，但在黃初六年《注》中兩言下邳淮陰縣，則其時下邳仍為魏之郡名，則下限可提前至公元二二五年。《水經》之作當在二二三年至二二六年左右矣，故黃初中或魏初之說可以成立”。
[4]《三国志》卷二 《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幹传》记载:
“赵王曹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赖亭侯．其年改封弘农侯．黄初二年．进爵．徙封燕公。三年．为河间王．五年．改封乐城县．七年．徙封钜鹿．太和六年．改封赵王”。
[5]宋代《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一》记载:
“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
秋七月，……
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据、鲁阳侯宇、谯侯林、赞侯兗、襄邑侯峻、弘农侯幹、寿春侯彪、历城侯徽、平舆侯茂皆进爵为公；安乡侯植改封鄄城侯”。
[6]《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记载:
“黄初三年三月乙丑，魏文帝改封其子、弟为王，诏曰：“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
[7]《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
太和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8]《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
蒲池县
西乡县
魏兴郡，本汉中西城县。哀、平之世，县民锡光字长冲为交州刺史，徙交太守。王莽篡位，据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内，未以为意。寻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节，征拜为大将军、朝侯祭酒，封盐水侯。后汉中数寇乱，县土独存。汉季世别为郡。
建安二十四年，刘先主命宜都太守孟达从姊归北伐房陵、上庸；又遣副军中郎将刘封乘沔水会达上庸。以申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达、耽降魏。黄初二年，文帝转仪为魏兴太守，封郧乡侯。蜀平，遂治西城。属县六，户万，去洛一千七百里。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郡同。
(注:拙文于2021年3月9日发表于博客，现在博客有限制，无法访问，今重发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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