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志田 | 归农之难：民国前期的归农思潮反思】
近代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以及对立。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曾被看作中国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沦为化外，无力自我表述，甚至成为国中的“异乡”。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多数国民却不甚为人所知，显然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所以在“五四”之后，出现了一种读书人关注乡村或农村的思潮。
乡村引起关注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民国前期显著的离村现象。或即因此，当时出现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归农”。与归农相关的言说确实一度“相与呼应汹涌”，杨开道甚至说它是一个运动。不过归农的意义更多表现在思想史上，在社会史上就逊色许多，或不如仍视其为一种思潮，即上述关注乡村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离村者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农民，一是知识人。与农民常往返于故乡和迁徙地不同，离村入城的知识人大多往而不返。他们数量相对更少，然其离去影响实大。故归农的呼吁看似针对离村的农民，其实更多指向读书人。如杨开道在言归农时就将“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的实行途径确定为“作（一）乡村领袖，（二）乡村教员，（三）农学生；或是自己经营农业，作农民的模范；或是从其他各方面扶助振兴农业，救济农民”，指向的正是读书人。只是他寄予厚望的新知识人多少已经异化，养成一种俯视农民的城市眼光，或难承担“救济农民”的重任。
归农的种种提倡曾出现昙花一现的高潮，然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大体无疾而终。一个共通的原因是供需之间未能衔接：当时乡村的主要问题，是李大钊所说的因为“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而“成了地狱”。这一失去文化权威而使社会紊乱的秩序真空亟须填补，但归农提倡者想要提供的却是与农业相关的技术性知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渡时代的社会变化，农民视新知识人为异己，而知识青年也多以一种“我们”看“他们”的外来俯视眼光看待农民。这样一种双重的他人（the other）语境，使归农陷于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详另文）。不过归农思潮并不那么显豁，可以说是由相对随意的表述组成的众声喧哗所推生的，为许多人所分享，影响不小，似又不十分大，意旨也常不那么明晰，颇多言外之意。
细绎各种与归农相关的言说，至少表述出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颇为宏阔，却是借题发挥，即想要借归农解决中国的整体失序问题。第二同样宏观，是要把社会、思想的注意力，即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意味着从向往富强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回归到相对自然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第三最具体，就是让一些离开村庄的人，特别是读书人，回到农村去。然而这简单直接的愿望后面，也背负着想要回归文化根本那样一种叶落归根式的憧憬和寄托。三者都有其具体的困难，也都有难以回归之处。
一 归农三难
第一种思路相对间接，更多是借题发挥。前述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为很多新知识人接受，陈翰笙进而将此四项概括引申为“中国社会一般”的“病象”或“中国人民的四大毛病”。一些相对左倾的知识人虽也承认“愚贫弱私”的状况存在，却认为“定县平教会对中国社会的整个认识是错误的”，强调应进一步探讨“‘愚贫弱私’的社会经济基础”，反映出一种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取向。许涤新说得更明白，“中国农民生计问题之解决”应以“民族解放运动之成功为前提”，其余“枝枝节节的办法，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是火上加油”，只会加重农民的痛苦。
不仅是那些要从根本上“反帝反封建”的左派有这类整体性的思路，如梁漱溟等人也想借乡村建设解决中国社会失序的大问题，却又希望走一条非政治的社会解决之路。用孙伏园的话说，要使“全国没有一个学说制度法令是不从人民生活里出来”。然而这一思路的悬想意味似乎太重，当年真正产生效果的乡村建设，大多是得到各级政府支持的。换言之，中国问题的解决可以是农村取向的，但要脱离政治以及具体的政府力量来重建社会秩序，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应当说，想要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思路在当年是得到广泛分享的。但很多归农的探讨者的确是在寻求某种具体的解决，未曾想要探求根本解决的路向。考察归农这一思潮，需要注意到这一初心的存在。
第二种思路要更直接一些，却也难以实现。在关注农村的整体思潮中，归农的提出表现出一种由城及乡的关注转向。杨开道即认为“中国改造运动的方式，已经由上层而下层、由都市而农村了”。其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九二六年“从专办工商业教育转而兼办农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表征。而“乡村运动的声浪”之“渐渐的振荡起来”，也提示出“人们的视线已渐渐由都市回转到乡村来了”。南北各省闻风兴起者所在多有，表明“他们都已转换方向，对着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下工夫。现在流行的口号，有所谓‘到乡间去’‘唤起农民’等，都是这种心理趋向的表现”。
不过近代积蓄起来的追求富强压力实在太大，使其他各种向往和努力都不得不退居二线，以让位于那个落实在城市之上的工商发展路径。这虽是一个当时还没看到多少实效的憧憬，其主要的推动和拥护者，却正是抱持面向未来心态而参与构建“舆论”之人。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取向，意味着偏离富强的追求，显然不符合这些人的意愿。这也就预示着不论是由城及乡的转向本身，还是作为此转折表征的归农，实际都很难推进。
就第三种思路言，“回不去”的主要是读书人。盖就农民来说，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进入城市，其归与不归，多取决于城市的容纳能力（走关东和下南洋与入城稍不同，但仍是迁居地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而读书人既是归农运动针对的实际主体，他们能否回得去的因素也更复杂。例如人人都主张知识人下乡，然而去做什么？农村缺乏的又是什么？
长期在定县调查的李景汉说，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平教会在定县的十几年努力成效显著，生产“较已往增加三分之一”。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人民还是“大量的移往县外谋生”。在批评者看来，这是由于他们不注意农村经济的状况，把“城市甚至大都市的生活，整个的向乡村搬运”。这种“把都市的生活描摹给农民”的办法，“只是把乡民带到城市里来，而不是到乡村去”。这样的指责虽嫌过苛，却也不无所据。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甚至民国前期绝大多数的乡村调查，都带有很明显的“城市眼光”（参见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
平心而论，平教会改变当地乡村的努力还是较有成效的，但仍没能阻止乡民走向异地的城市。从定县的成绩和挫败看，农村缺乏的不仅是农学知识和技术。农民当然需要也容易接受可以帮助生利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但他们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怀念那种能够凝聚闾里的“乡先生”。然而那些想要去协助农村生利的下乡知识人，似乎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未必愿意如此。
很多新知识人身心都已倾向于城市，让他们回到乡村中去重新开始耕田读书的生活，希望借以维系那种耕读传家的传统，不啻在表述一种近于梦想的愿望——农民已不像以前一样承认新知识人的“读书人”地位，待不下去的知识青年只能继续离村；他们中的多数也并不认为自己是耕读传统的传人，未必愿意去恢复和延续传统。这一思路已与新的“现实”脱节。
可以看出，三种思路的难以推进都与近代城乡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城乡的主次关系虽未见什么成文的确立，却已到不言而喻的程度。由于存在章太炎所谓“文化之中梗”，城乡之间逐渐呈现出多层次的缠结。有些新知识人实际是借助城市的方式去构建和构想归农，使归农之“农”带有不少非农的色彩。
......
详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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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n/A6YQaQet
近代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以及对立。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曾被看作中国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沦为化外，无力自我表述，甚至成为国中的“异乡”。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多数国民却不甚为人所知，显然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所以在“五四”之后，出现了一种读书人关注乡村或农村的思潮。
乡村引起关注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民国前期显著的离村现象。或即因此，当时出现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归农”。与归农相关的言说确实一度“相与呼应汹涌”，杨开道甚至说它是一个运动。不过归农的意义更多表现在思想史上，在社会史上就逊色许多，或不如仍视其为一种思潮，即上述关注乡村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离村者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农民，一是知识人。与农民常往返于故乡和迁徙地不同，离村入城的知识人大多往而不返。他们数量相对更少，然其离去影响实大。故归农的呼吁看似针对离村的农民，其实更多指向读书人。如杨开道在言归农时就将“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的实行途径确定为“作（一）乡村领袖，（二）乡村教员，（三）农学生；或是自己经营农业，作农民的模范；或是从其他各方面扶助振兴农业，救济农民”，指向的正是读书人。只是他寄予厚望的新知识人多少已经异化，养成一种俯视农民的城市眼光，或难承担“救济农民”的重任。
归农的种种提倡曾出现昙花一现的高潮，然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大体无疾而终。一个共通的原因是供需之间未能衔接：当时乡村的主要问题，是李大钊所说的因为“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而“成了地狱”。这一失去文化权威而使社会紊乱的秩序真空亟须填补，但归农提倡者想要提供的却是与农业相关的技术性知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过渡时代的社会变化，农民视新知识人为异己，而知识青年也多以一种“我们”看“他们”的外来俯视眼光看待农民。这样一种双重的他人（the other）语境，使归农陷于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详另文）。不过归农思潮并不那么显豁，可以说是由相对随意的表述组成的众声喧哗所推生的，为许多人所分享，影响不小，似又不十分大，意旨也常不那么明晰，颇多言外之意。
细绎各种与归农相关的言说，至少表述出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颇为宏阔，却是借题发挥，即想要借归农解决中国的整体失序问题。第二同样宏观，是要把社会、思想的注意力，即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意味着从向往富强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回归到相对自然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第三最具体，就是让一些离开村庄的人，特别是读书人，回到农村去。然而这简单直接的愿望后面，也背负着想要回归文化根本那样一种叶落归根式的憧憬和寄托。三者都有其具体的困难，也都有难以回归之处。
一 归农三难
第一种思路相对间接，更多是借题发挥。前述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为很多新知识人接受，陈翰笙进而将此四项概括引申为“中国社会一般”的“病象”或“中国人民的四大毛病”。一些相对左倾的知识人虽也承认“愚贫弱私”的状况存在，却认为“定县平教会对中国社会的整个认识是错误的”，强调应进一步探讨“‘愚贫弱私’的社会经济基础”，反映出一种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取向。许涤新说得更明白，“中国农民生计问题之解决”应以“民族解放运动之成功为前提”，其余“枝枝节节的办法，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是火上加油”，只会加重农民的痛苦。
不仅是那些要从根本上“反帝反封建”的左派有这类整体性的思路，如梁漱溟等人也想借乡村建设解决中国社会失序的大问题，却又希望走一条非政治的社会解决之路。用孙伏园的话说，要使“全国没有一个学说制度法令是不从人民生活里出来”。然而这一思路的悬想意味似乎太重，当年真正产生效果的乡村建设，大多是得到各级政府支持的。换言之，中国问题的解决可以是农村取向的，但要脱离政治以及具体的政府力量来重建社会秩序，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应当说，想要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思路在当年是得到广泛分享的。但很多归农的探讨者的确是在寻求某种具体的解决，未曾想要探求根本解决的路向。考察归农这一思潮，需要注意到这一初心的存在。
第二种思路要更直接一些，却也难以实现。在关注农村的整体思潮中，归农的提出表现出一种由城及乡的关注转向。杨开道即认为“中国改造运动的方式，已经由上层而下层、由都市而农村了”。其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九二六年“从专办工商业教育转而兼办农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表征。而“乡村运动的声浪”之“渐渐的振荡起来”，也提示出“人们的视线已渐渐由都市回转到乡村来了”。南北各省闻风兴起者所在多有，表明“他们都已转换方向，对着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下工夫。现在流行的口号，有所谓‘到乡间去’‘唤起农民’等，都是这种心理趋向的表现”。
不过近代积蓄起来的追求富强压力实在太大，使其他各种向往和努力都不得不退居二线，以让位于那个落实在城市之上的工商发展路径。这虽是一个当时还没看到多少实效的憧憬，其主要的推动和拥护者，却正是抱持面向未来心态而参与构建“舆论”之人。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取向，意味着偏离富强的追求，显然不符合这些人的意愿。这也就预示着不论是由城及乡的转向本身，还是作为此转折表征的归农，实际都很难推进。
就第三种思路言，“回不去”的主要是读书人。盖就农民来说，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进入城市，其归与不归，多取决于城市的容纳能力（走关东和下南洋与入城稍不同，但仍是迁居地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而读书人既是归农运动针对的实际主体，他们能否回得去的因素也更复杂。例如人人都主张知识人下乡，然而去做什么？农村缺乏的又是什么？
长期在定县调查的李景汉说，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平教会在定县的十几年努力成效显著，生产“较已往增加三分之一”。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人民还是“大量的移往县外谋生”。在批评者看来，这是由于他们不注意农村经济的状况，把“城市甚至大都市的生活，整个的向乡村搬运”。这种“把都市的生活描摹给农民”的办法，“只是把乡民带到城市里来，而不是到乡村去”。这样的指责虽嫌过苛，却也不无所据。平教会关于农村“愚、贫、弱、私”的概括，甚至民国前期绝大多数的乡村调查，都带有很明显的“城市眼光”（参见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
平心而论，平教会改变当地乡村的努力还是较有成效的，但仍没能阻止乡民走向异地的城市。从定县的成绩和挫败看，农村缺乏的不仅是农学知识和技术。农民当然需要也容易接受可以帮助生利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但他们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怀念那种能够凝聚闾里的“乡先生”。然而那些想要去协助农村生利的下乡知识人，似乎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未必愿意如此。
很多新知识人身心都已倾向于城市，让他们回到乡村中去重新开始耕田读书的生活，希望借以维系那种耕读传家的传统，不啻在表述一种近于梦想的愿望——农民已不像以前一样承认新知识人的“读书人”地位，待不下去的知识青年只能继续离村；他们中的多数也并不认为自己是耕读传统的传人，未必愿意去恢复和延续传统。这一思路已与新的“现实”脱节。
可以看出，三种思路的难以推进都与近代城乡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城乡的主次关系虽未见什么成文的确立，却已到不言而喻的程度。由于存在章太炎所谓“文化之中梗”，城乡之间逐渐呈现出多层次的缠结。有些新知识人实际是借助城市的方式去构建和构想归农，使归农之“农”带有不少非农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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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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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听人说，两个人在一起要门当户对，现在看这句话说的太有哲理了！她现在属于是1米9的大高个，我哪怕没有她那么高，哪怕有个1米8，我也敢往她身前凑合凑合，因为虽然1米8没有1你9高，但也不算矮！可问题是，我现在只有一米5，怎么好意思往她身前站啊，差的太悬殊了！今天突然觉得以后还是少在一起吃饭吧，不是不想跟她一起吃，是不能再让她花钱了，自己有钱了能花的起的就一起吃，吃不起就不吃，总之不能再让她花钱了，不跟我吃，她也有朋友，有他，吃的会更好！因为虽然她有钱，她也不在乎这点钱，但是毕竟钱是她们俩的，虽然她口中说着怎么怎么的烦他，但是能看得出来她也是真心的对他好。她的规划里已经没有了我，心里也没有了我，不过无所谓，我爱她，是我的事，我压根也没想从她那得到什么，所以她爱不爱我，心里有没有我是她的事，这世上人来人往，不是所有事都要有个结果，而且她给过我机会，是我自己没把握住而已，我爱她，我喜欢她，所以我愿意为她做这些事，这对于来说就够了！也许她还爱我，也许她已经不再爱我，也不想去问，也不想去琢磨了，就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就好！
努力赚钱，争取长大1米8的大个[努力]
努力赚钱，争取长大1米8的大个[努力]
大家只知道钱学森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呢！他给我们后代子孙留了不少惊世妙语！比如，他曾经留下一句话：“想毁掉一个民族，只要让男人没了力气、没了血性，让女人丢掉尊严、丢掉良心，社会风气出问题，几代人也洗不干净。”这话太给力了，直到现在，还是那么警醒世人，还是那般振聋发聩！
当男人不再勇猛果敢，当女人失去尊严与良知，整个民族便失去了根基。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背离了道德的轨道，追求个人利益而无视集体福祉。这种风气若不遏制，将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要振兴民族，必须重拾那份原始的力量与血性。教育应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同时，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充满正能量的环境。
钱学森的话语不仅是对过去的警示，更是对未来的期望。作为后来者，我们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需时刻铭记这份警示，为重振民族精神而努力。
当男人不再勇猛果敢，当女人失去尊严与良知，整个民族便失去了根基。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背离了道德的轨道，追求个人利益而无视集体福祉。这种风气若不遏制，将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要振兴民族，必须重拾那份原始的力量与血性。教育应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同时，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充满正能量的环境。
钱学森的话语不仅是对过去的警示，更是对未来的期望。作为后来者，我们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需时刻铭记这份警示，为重振民族精神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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