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帕慕克
文学偏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式“经济型”文体，它至今仍然深远，特别是对那些带有格言警句倾向、爱写作家介绍的文人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作家在两战期间建立了这种风格，后来其演变成了一种文学规则。任何头脑健全的作家都要以此为标准，即，他们在描写场景时应该越简短越好、字数应尽可能的少、并且杜绝重复。
托马斯·伯恩哈德不愿做一个看起来头脑正常的经济型作家。重复，是构成他小说世界的基本砖石。他那些孤独、困惑的主人公们喜欢到处游荡、迷执地发泄狂怒的激情，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古怪行为。非但如此，伯恩哈德自己在以惊人的能量来描述那些事件的进展同时，也会不停地重复那些相同的句子。所以，在《实在》里，伯恩哈德塑造为写一篇听力方面的论文而耗费多年精力的主人公时，并没有像传统小说家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康拉德经常认为社会一无所是，而他自己写的作品才最有意义”相反，他通过主人公永无休止的重复，表达了如是观点。
伯恩哈德的循环观让理性主义的读者很难理解。但这些想法并非气愤的吼叫、诅咒、尖叫以及秽言秽语，然后仅以感叹号结尾了事。我们通过读伯恩哈德的书得知，所有奥地利人都是白痴，后来又发现，德国人和荷兰人也都是白痴。我们得知医生们一概都是怪物，而大多数艺术家则愚蠢、肤浅和拙劣。我们还看到科学界为冒牌的专家所掌控，音乐界是骗子的天下；贵族和富人是寄生虫，而穷人则是投机诈骗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轻佻无知、沉溺于矫揉造作之中，大多数年轻人则愚蠢低能，对什么事情都乐得嘲笑一番；我们还看到，人类最持久的渴求就是欺骗、压迫、毁灭他人；某某城市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城市，某某剧院不是剧院而是妓院；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作曲家，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既然舍此之外没有别的作曲家或哲学家值得一提，那么也就表明，所有作曲家和哲学家都是“冒牌货”……等等。
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用美学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以及他们书中的主人公，这样可以确保其虚构的世界不像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样，充斥着过多的抨击性内容。在读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时，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我们可能将书中那些抨击看做“一个痛苦的贵族或一个自以为是但不失同情心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矫揉造作”。而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世界里，那些抨击却起着支柱的作用。在注重“平衡”的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这类作家的作品里，我们也许能把这种过分的重复当做“人类德行和过失之世界中的一页”。但在伯恩哈德这里，过分重复则是整个世界的具体例证。大多数对描绘“人世万象”感兴趣的作家会把“迷执、变态和过度行为”推至边缘，但是伯恩哈德却将其放在中心，并反过来，把被我们称为人生的其他那部分经验推到了边缘，这部分内容只出现在很小的细节上，其存在恰恰是为了讽刺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
这些攻击和诅咒的力量来自于执迷。如果说，我对这些执迷的攻击和诅咒感兴趣，那一部分上是因为伯恩哈德无穷无尽的语言能力，另一部分是因为主人公所处的境况。愤怒给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世上的邪恶、愚蠢和痛苦之害。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像某些自信、成功、有教养的人士那样，滔滔不绝地咒骂他人，贬低他们，轻视周围的人。这愤怒出于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有切身的了解；对人的本质之痛苦真理的接受。而也正是愤怒，让他的主人公们没有垮掉，让他们还依然站立着。在书中，我们能反复看到如此的描述：这个或那个人“不能站稳脚”，“最终被消灭了”，“在一个角落里日益枯槁”，“最后也被压垮了”等。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虽然被残酷和愚蠢的行径所包围，但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毁灭给他们提出了危险的警告。这种观点用他们的话可以这样表达：对那些愿意忍受、坚持、克制、依然站立不倒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诅咒这个世界，其次就是要把这种渴求转变成深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事业，或者说，最起码也得放任自己的执迷。但一旦我们生活的世界落到由执迷来界定的地步，我们也就从此会变得与我们无法摆脱的丑陋生活一样卑下了。
在《改正错误》里，和维特根斯坦有相似之处的主人公全副心思都放在一部未竟的传记上面，为写这部传记，他要花很多年时间来进行调查。他的姐姐认为他的做法是在阻碍他的成功，因此他满脑子里充满了对姐姐的仇恨。《实在》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扑在有关“听力”的著作上，也被自己的写作环境弄得心神不安。《伐木者》里那个迷人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把维也纳所有最让他痛恨的知识分子都请来赴宴，而实际上他高度热情地招待客人，只是为了表达对那些人更强烈的憎恶之情。
瓦莱里曾经说过，人们斥责粗俗，实则是在表现他们对粗俗的好奇和喜爱。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也总是离不开他们最讨厌的事情，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煽动仇恨。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憎恶和鄙视。他们憎恨维也纳，但是却跑着赶往那里；他们憎恨音乐界，但离开它又活不下去；他们憎恨姐妹，但是又要把她们找出来；他们痛恨报刊，但是又忍不住要看；他们嘲笑知识分子的闲谈，但是缺了它又难过不已；他们憎恶各种文学奖项，却又会穿上新衣急急忙忙冲过去领奖。这些人为了免受他人指责而一直奋斗，这方面也令我们想起了《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
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在主人公的执迷和激情方面还有卡夫卡的影子，如他们对绝望和荒谬的反抗。不过，伯恩哈德的世界与贝克特更接近。
贝克特的主人公们并不怎么抱怨周围的环境；对自己遭受的灾难也并不过分在意，反而关注自己的精神痛苦。而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管如何努力，想逃离精神痛苦，但他们总还是乐意接受外面的世界；为了逃离心中的痛苦，他们接受了外面世界的混乱状态。贝克特尽可能地试图抹煞因果链，而伯恩哈德对此则极为关注，其态度认真严肃。伯恩哈德塑造的人物拒绝向疾病、失败和不公正低头；他们怀着疯狂的怒火和鲁莽的意志坚持抗争，尽管结局惨烈。 但即便这些人最终都失败了，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失败或屈服，而是他们执着的争辩和抗争。
如果我们想找另一个作家作向导，引领我们进入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么路易-费尔丁南·塞利纳是最好的人选。像塞利纳一样，伯恩哈德也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这样的家庭要通过奋斗才能生存下去。他的父亲早逝，在战争期间他饱受贫困，还染上了肺结核。像塞利纳的小说一样，伯恩哈德的小说主要是自传性作品，里面记录了永无休止的战斗，充斥着各种苦难、怨恨和失败。像塞利纳斥责路易·阿拉贡和埃尔萨·特里奥莱特这类作家、指责他的出版商伽里玛公司一样，伯恩哈德对那些跟他握手、给他颁奖的老朋友和机构也总是恶语相加。《伐木者》是一部完全自传性的作品，其故事描述的是伯恩哈德在奥地利为一些朋友和相识举办的一次宴会，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侮辱这些朋友。虽然在塞利纳和伯恩哈德内心的地狱里，都燃烧着火焰，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却大相径庭。塞利纳喜欢在极为简短的句子后使用省略号，而伯恩哈德的创新之处，却在于使用不受段落束缚的句子：这种句子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循环式的侮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复着省略号式的侮辱。
当云消雾散时，我们在伯恩哈德的小说里看到的，是一连串可爱、残忍、有趣的小故事。尽管恶骂不断，伯恩哈德的作品并不富有戏剧性。相反，它们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的累积。我们从作品里得到的意义，不是来自整本书，而是来自书中零散分布的小故事。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故事的内容主要就是闲扯、侮辱、以及对“所谓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残酷描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生活非常相似，而且有时也与它的精髓很接近。伯恩哈德表达出来的残酷抨击和过度憎恨，是我们在生气时都会采取的态度，但是他能继续深入，并将其打造成“优秀艺术”。
也正因为如此，饱受他侮辱的报刊开始越来越关注他；屡遭他唾弃的文学奖评委会，也不停地将更多奖项颁给他；频频受他嘲讽的剧院，开始越发热切地上演他的剧本，这使他对艺术的憎恨碰上了麻烦。读者们发现他们最渴望信以为真的故事，在现实里也仅仅是故事时，便觉得自己受骗了。因此，这也许是一个大好良机，让读者明白，小说家生活的世界与作品人物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虚构的另外世界是自传性的，并且作品所有的力量来自真实的愤怒，那么，你就应该在读过伯恩哈特之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你在寻找一种“道德观”时，却会感觉到，你仿佛被拖入到一场游戏，你在与小说的滑稽模仿，甚至是小说自身一起戏耍。
文学偏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式“经济型”文体，它至今仍然深远，特别是对那些带有格言警句倾向、爱写作家介绍的文人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作家在两战期间建立了这种风格，后来其演变成了一种文学规则。任何头脑健全的作家都要以此为标准，即，他们在描写场景时应该越简短越好、字数应尽可能的少、并且杜绝重复。
托马斯·伯恩哈德不愿做一个看起来头脑正常的经济型作家。重复，是构成他小说世界的基本砖石。他那些孤独、困惑的主人公们喜欢到处游荡、迷执地发泄狂怒的激情，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古怪行为。非但如此，伯恩哈德自己在以惊人的能量来描述那些事件的进展同时，也会不停地重复那些相同的句子。所以，在《实在》里，伯恩哈德塑造为写一篇听力方面的论文而耗费多年精力的主人公时，并没有像传统小说家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康拉德经常认为社会一无所是，而他自己写的作品才最有意义”相反，他通过主人公永无休止的重复，表达了如是观点。
伯恩哈德的循环观让理性主义的读者很难理解。但这些想法并非气愤的吼叫、诅咒、尖叫以及秽言秽语，然后仅以感叹号结尾了事。我们通过读伯恩哈德的书得知，所有奥地利人都是白痴，后来又发现，德国人和荷兰人也都是白痴。我们得知医生们一概都是怪物，而大多数艺术家则愚蠢、肤浅和拙劣。我们还看到科学界为冒牌的专家所掌控，音乐界是骗子的天下；贵族和富人是寄生虫，而穷人则是投机诈骗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轻佻无知、沉溺于矫揉造作之中，大多数年轻人则愚蠢低能，对什么事情都乐得嘲笑一番；我们还看到，人类最持久的渴求就是欺骗、压迫、毁灭他人；某某城市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城市，某某剧院不是剧院而是妓院；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作曲家，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既然舍此之外没有别的作曲家或哲学家值得一提，那么也就表明，所有作曲家和哲学家都是“冒牌货”……等等。
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用美学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以及他们书中的主人公，这样可以确保其虚构的世界不像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样，充斥着过多的抨击性内容。在读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时，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我们可能将书中那些抨击看做“一个痛苦的贵族或一个自以为是但不失同情心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矫揉造作”。而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世界里，那些抨击却起着支柱的作用。在注重“平衡”的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这类作家的作品里，我们也许能把这种过分的重复当做“人类德行和过失之世界中的一页”。但在伯恩哈德这里，过分重复则是整个世界的具体例证。大多数对描绘“人世万象”感兴趣的作家会把“迷执、变态和过度行为”推至边缘，但是伯恩哈德却将其放在中心，并反过来，把被我们称为人生的其他那部分经验推到了边缘，这部分内容只出现在很小的细节上，其存在恰恰是为了讽刺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
这些攻击和诅咒的力量来自于执迷。如果说，我对这些执迷的攻击和诅咒感兴趣，那一部分上是因为伯恩哈德无穷无尽的语言能力，另一部分是因为主人公所处的境况。愤怒给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世上的邪恶、愚蠢和痛苦之害。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像某些自信、成功、有教养的人士那样，滔滔不绝地咒骂他人，贬低他们，轻视周围的人。这愤怒出于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有切身的了解；对人的本质之痛苦真理的接受。而也正是愤怒，让他的主人公们没有垮掉，让他们还依然站立着。在书中，我们能反复看到如此的描述：这个或那个人“不能站稳脚”，“最终被消灭了”，“在一个角落里日益枯槁”，“最后也被压垮了”等。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虽然被残酷和愚蠢的行径所包围，但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毁灭给他们提出了危险的警告。这种观点用他们的话可以这样表达：对那些愿意忍受、坚持、克制、依然站立不倒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诅咒这个世界，其次就是要把这种渴求转变成深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事业，或者说，最起码也得放任自己的执迷。但一旦我们生活的世界落到由执迷来界定的地步，我们也就从此会变得与我们无法摆脱的丑陋生活一样卑下了。
在《改正错误》里，和维特根斯坦有相似之处的主人公全副心思都放在一部未竟的传记上面，为写这部传记，他要花很多年时间来进行调查。他的姐姐认为他的做法是在阻碍他的成功，因此他满脑子里充满了对姐姐的仇恨。《实在》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扑在有关“听力”的著作上，也被自己的写作环境弄得心神不安。《伐木者》里那个迷人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把维也纳所有最让他痛恨的知识分子都请来赴宴，而实际上他高度热情地招待客人，只是为了表达对那些人更强烈的憎恶之情。
瓦莱里曾经说过，人们斥责粗俗，实则是在表现他们对粗俗的好奇和喜爱。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也总是离不开他们最讨厌的事情，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煽动仇恨。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憎恶和鄙视。他们憎恨维也纳，但是却跑着赶往那里；他们憎恨音乐界，但离开它又活不下去；他们憎恨姐妹，但是又要把她们找出来；他们痛恨报刊，但是又忍不住要看；他们嘲笑知识分子的闲谈，但是缺了它又难过不已；他们憎恶各种文学奖项，却又会穿上新衣急急忙忙冲过去领奖。这些人为了免受他人指责而一直奋斗，这方面也令我们想起了《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
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在主人公的执迷和激情方面还有卡夫卡的影子，如他们对绝望和荒谬的反抗。不过，伯恩哈德的世界与贝克特更接近。
贝克特的主人公们并不怎么抱怨周围的环境；对自己遭受的灾难也并不过分在意，反而关注自己的精神痛苦。而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管如何努力，想逃离精神痛苦，但他们总还是乐意接受外面的世界；为了逃离心中的痛苦，他们接受了外面世界的混乱状态。贝克特尽可能地试图抹煞因果链，而伯恩哈德对此则极为关注，其态度认真严肃。伯恩哈德塑造的人物拒绝向疾病、失败和不公正低头；他们怀着疯狂的怒火和鲁莽的意志坚持抗争，尽管结局惨烈。 但即便这些人最终都失败了，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失败或屈服，而是他们执着的争辩和抗争。
如果我们想找另一个作家作向导，引领我们进入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么路易-费尔丁南·塞利纳是最好的人选。像塞利纳一样，伯恩哈德也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这样的家庭要通过奋斗才能生存下去。他的父亲早逝，在战争期间他饱受贫困，还染上了肺结核。像塞利纳的小说一样，伯恩哈德的小说主要是自传性作品，里面记录了永无休止的战斗，充斥着各种苦难、怨恨和失败。像塞利纳斥责路易·阿拉贡和埃尔萨·特里奥莱特这类作家、指责他的出版商伽里玛公司一样，伯恩哈德对那些跟他握手、给他颁奖的老朋友和机构也总是恶语相加。《伐木者》是一部完全自传性的作品，其故事描述的是伯恩哈德在奥地利为一些朋友和相识举办的一次宴会，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侮辱这些朋友。虽然在塞利纳和伯恩哈德内心的地狱里，都燃烧着火焰，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却大相径庭。塞利纳喜欢在极为简短的句子后使用省略号，而伯恩哈德的创新之处，却在于使用不受段落束缚的句子：这种句子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循环式的侮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复着省略号式的侮辱。
当云消雾散时，我们在伯恩哈德的小说里看到的，是一连串可爱、残忍、有趣的小故事。尽管恶骂不断，伯恩哈德的作品并不富有戏剧性。相反，它们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的累积。我们从作品里得到的意义，不是来自整本书，而是来自书中零散分布的小故事。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故事的内容主要就是闲扯、侮辱、以及对“所谓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残酷描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生活非常相似，而且有时也与它的精髓很接近。伯恩哈德表达出来的残酷抨击和过度憎恨，是我们在生气时都会采取的态度，但是他能继续深入，并将其打造成“优秀艺术”。
也正因为如此，饱受他侮辱的报刊开始越来越关注他；屡遭他唾弃的文学奖评委会，也不停地将更多奖项颁给他；频频受他嘲讽的剧院，开始越发热切地上演他的剧本，这使他对艺术的憎恨碰上了麻烦。读者们发现他们最渴望信以为真的故事，在现实里也仅仅是故事时，便觉得自己受骗了。因此，这也许是一个大好良机，让读者明白，小说家生活的世界与作品人物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虚构的另外世界是自传性的，并且作品所有的力量来自真实的愤怒，那么，你就应该在读过伯恩哈特之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你在寻找一种“道德观”时，却会感觉到，你仿佛被拖入到一场游戏，你在与小说的滑稽模仿，甚至是小说自身一起戏耍。
这张照片拍于2021年7月19日，拍的是酒，茅台集团出品的入门茅台醇。背景人物虽然略显模糊，但因为都是光头的显著特征，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晚的难忘场景。
那一天晚上，我拎了一瓶点赞瓶口设计的观云酱酒打车去吃饭，结果大家纷纷表示喝不惯，最后还是喝的茅台醇。茅台醇是其中有位朋友买茅子搭售的，但凡用这种模式销售的酱酒，都是品质一般的滞销酒。
饭是在位于七里河南路上的额尔敦铜锅涮吃的。我对他家的涮肉没啥感觉，不过那款热销的烤包子，吃着确实挺好吃。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有个朋友坐着新买的黑色阿尔法杏抖抖地过来赴宴了。彼时的郑州，造车新势力的腾势岚图们还没有如今天一般的流行畅销，买阿尔法一直都是要加价的。
大家都问他是咋叨住大菜了。
原来是和一家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终于开花结果了，上千万资金刚刚到账，他第二天就去提了这辆百万级的MPV。我夸他会享受想的开，他咧嘴一笑，大声吟诵起来：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东方那个美人啊西边黄河流！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应该唱出来啊。他说我五音不全啊。
吃完饭，坐阿尔法的朋友出门坐车走了。我们几个各种平台呼叫网约车，但都没有司机接单。站在饭店门口，看着夜色中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没有丝毫停歇的架势，有个朋友就打电话，让员工把他停在公司门口的GL8给开了过来，分头把大家都送回了家。到家的时候，都快夜里十一点半了。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往事并不如烟。老瓦有时候会想，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后代年轻人们会不会用文字记录或者是影视作品的展现形式，把我们这一代人不太容易拿捏尺度的这段难忘经历，给真实复原并彻底呈现出来呢。
一切，皆有可能吧。
那一天晚上，我拎了一瓶点赞瓶口设计的观云酱酒打车去吃饭，结果大家纷纷表示喝不惯，最后还是喝的茅台醇。茅台醇是其中有位朋友买茅子搭售的，但凡用这种模式销售的酱酒，都是品质一般的滞销酒。
饭是在位于七里河南路上的额尔敦铜锅涮吃的。我对他家的涮肉没啥感觉，不过那款热销的烤包子，吃着确实挺好吃。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有个朋友坐着新买的黑色阿尔法杏抖抖地过来赴宴了。彼时的郑州，造车新势力的腾势岚图们还没有如今天一般的流行畅销，买阿尔法一直都是要加价的。
大家都问他是咋叨住大菜了。
原来是和一家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终于开花结果了，上千万资金刚刚到账，他第二天就去提了这辆百万级的MPV。我夸他会享受想的开，他咧嘴一笑，大声吟诵起来：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东方那个美人啊西边黄河流！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应该唱出来啊。他说我五音不全啊。
吃完饭，坐阿尔法的朋友出门坐车走了。我们几个各种平台呼叫网约车，但都没有司机接单。站在饭店门口，看着夜色中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没有丝毫停歇的架势，有个朋友就打电话，让员工把他停在公司门口的GL8给开了过来，分头把大家都送回了家。到家的时候，都快夜里十一点半了。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往事并不如烟。老瓦有时候会想，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后代年轻人们会不会用文字记录或者是影视作品的展现形式，把我们这一代人不太容易拿捏尺度的这段难忘经历，给真实复原并彻底呈现出来呢。
一切，皆有可能吧。
司马迁著《史记》中就常常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他告诫我们：人世间人事与天命辅道而行，人事是执行，天命是规律。有许多事情，虽然少不了人的努力，但是人的努力是有限的，还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也可以称其为天命。
正如《三国演义》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个人的命运，命如何，运如何，寿命、福禄就如何，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皆在一个巨大的看不到边际的无形限制之下有序运行。
原来，一个人是长命，还是短命，取决于这2样东西，别不信。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皆有定数，强求不得。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县令叫房瓘。
有一个邢真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擅长方术，喜用竹签摆卦给人掐算。
他的竹签均长六寸，摆卦掐算后，都能够准确地知道来者的年龄大小，福祸吉凶，寿命几何，每每都说的极准。
有一天，这个邢真人来到了房瓘所在的县，房瓘早有耳闻其才德过人，于是以礼相迎，诚心相待，并陪他漫步。
他与真人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废弃的佛堂，只见那佛堂内松竹茂密，日影斑斓，二人于是走进去坐在了一棵松树下。
真人突然用手杖敲了敲一块地，然后让侍从挖地几尺，挖出了一个瓶子，瓶子中装着一封唐朝大臣娄师德给永公写的信。
真人微笑着略有所思地转头对房瓘说：“你可明白了些什么？”
房瓘惊讶不解，他只知道永公是他所在县的上任县令。
随后，真人语重心长地说：“房县令，日后你会因吃鱼汤而死。归去之时，不在家中，不在衙门。”
房瓘听了虽有些慌恐，但是，也并未真正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公务繁忙也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
谁承想，后来，房瓘被派到阆州，寄居在阆州的紫极宫。刚到就开始卧床生病，阆州刺史命人做了鱼汤邀请他赴宴，回来后他突然就死了。
这完全应了邢真人的卜算。
房瓘吃鱼汤而死早已定的故事告诫我们：所谓，生死有命，即使真人早已提醒过他 ，也在劫难逃，躲不过一个命数。
人生，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可是，它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很简单，但有时候又很困难。
人类渺小如沧海之一粟，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和不舍。
时代楷模尹泽勇在《院士春秋》一书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宇宙浩淼，人生短暂，尽心尽力，庶几无憾。”
每个人只此一生，路要好好走，事要好好做，人要活在当下，生死有命，切勿强求，活好当下，才会无憾。
他告诫我们：人世间人事与天命辅道而行，人事是执行，天命是规律。有许多事情，虽然少不了人的努力，但是人的努力是有限的，还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也可以称其为天命。
正如《三国演义》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个人的命运，命如何，运如何，寿命、福禄就如何，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皆在一个巨大的看不到边际的无形限制之下有序运行。
原来，一个人是长命，还是短命，取决于这2样东西，别不信。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切皆有定数，强求不得。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县令叫房瓘。
有一个邢真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擅长方术，喜用竹签摆卦给人掐算。
他的竹签均长六寸，摆卦掐算后，都能够准确地知道来者的年龄大小，福祸吉凶，寿命几何，每每都说的极准。
有一天，这个邢真人来到了房瓘所在的县，房瓘早有耳闻其才德过人，于是以礼相迎，诚心相待，并陪他漫步。
他与真人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废弃的佛堂，只见那佛堂内松竹茂密，日影斑斓，二人于是走进去坐在了一棵松树下。
真人突然用手杖敲了敲一块地，然后让侍从挖地几尺，挖出了一个瓶子，瓶子中装着一封唐朝大臣娄师德给永公写的信。
真人微笑着略有所思地转头对房瓘说：“你可明白了些什么？”
房瓘惊讶不解，他只知道永公是他所在县的上任县令。
随后，真人语重心长地说：“房县令，日后你会因吃鱼汤而死。归去之时，不在家中，不在衙门。”
房瓘听了虽有些慌恐，但是，也并未真正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公务繁忙也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
谁承想，后来，房瓘被派到阆州，寄居在阆州的紫极宫。刚到就开始卧床生病，阆州刺史命人做了鱼汤邀请他赴宴，回来后他突然就死了。
这完全应了邢真人的卜算。
房瓘吃鱼汤而死早已定的故事告诫我们：所谓，生死有命，即使真人早已提醒过他 ，也在劫难逃，躲不过一个命数。
人生，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可是，它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很简单，但有时候又很困难。
人类渺小如沧海之一粟，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和不舍。
时代楷模尹泽勇在《院士春秋》一书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宇宙浩淼，人生短暂，尽心尽力，庶几无憾。”
每个人只此一生，路要好好走，事要好好做，人要活在当下，生死有命，切勿强求，活好当下，才会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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