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如何借助新冠疫情重回世界之巅？
疫情肆虐之际，表现好，重回世界之巅，表现差，重蹈欧美覆辙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这两天应该是我春节后研究的收割期，无论是疫情蔓延的态势、全球资产价格走势、各国应对之策以及各类经济、金融政策的效果发挥等几乎按照我最近一个多月的研究结果在推进。接下来是该考虑中国如何在这轮全球疫情导致既定格局颠覆的大潮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时机。从目前来看，疫情还在蔓延的初期，各经济体的反应只是应对政策的不同罢了，事实疫情对经济的真实冲击结果尚未完全体现出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降速、各国关闭国门、债务危机的集体爆发以致于引发全球最大的经济危机、全球产业链重整，资本恐慌等，而中国的政治稳定、上下一体、全产业链、庞大的内需、丰富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对疫情的有效控制等优势会在这一轮全球蔓延的疫情中彻底体现出来，且最终变现。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依然是全球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但也是应对最得当的国家，很有可能由于应对得当使中国成为此轮全球蔓延疫情红利最大的受益国。
当前在应对疫情冲击政策制定上必须打破传统的经济逻辑，需以战时之策来布局应对之策，主要思路，即
坚决抑制股票、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非理性繁荣，杜绝虚拟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与让全球暂无流向的游资获得收割国内财富的机会。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通常是资产价格大起大落，让境外资本收割本国财富，以及债务整体无法偿还导致债务兑付危机两大因素。在当前国内应对疫情的形式逐步好转，全国媒体一篇唱多、社会整体处于盲目乐观的膨胀态势与国内经济逐步好转的背景下，只要有少量的增量资金涌入便可推高虚拟资产价格，这为全球游资流入中国，以低吸高抛的方式收割中国财富奠定了丰富的基础。所以，中国的虚拟资产价格随着全球资产价格下跌而顺势小幅下跌，而非独树一帜，傻大楞的成为全球“避险资产”，为国际游资收割中国财富提供时机成为最佳选择。
修改PE、VC、定增以及IPO等制度，吸引国际游资涌入中国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此轮疫情冲击的主导力量，在疫情导致全球游资暂无避难之所时，中国应该将其顺势引导至未来需要改善与开发的实体经济领域沉淀，成为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之一就成了最佳选择。所以，中国需要通过税收优惠、疏通变现途径、延长大股东解禁期与强势退市等制度鼓励PE、VC、定增以及IPO等行业发展与确保国际游资能够长期沉淀至实体经济之中，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之一。
改变宽松货币的投放方式，确保宽松货币的效果直接惠及小微企业。传统通过银行释放货币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将宽松货币投向了盈利能力更强大的大企业。但是，除了大企业之外，小微企业是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也是受此轮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所以，通过向小微企业主授信与延缓小微企业主的个人债务等方式来投放宽松的货币，以挽救处于破产边缘的小微企业与推动小微企业的大力发展就成了利用疫情危机的关键。此轮疫情充分证明，小微企业的轻资产与灵活性是缓解经济波动与增加灵活性的关键。
大力发展完整产业链与工程师红利等实体经济优势，既吸引外资涌入，也通过向全球输出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另外，通过出口所获得的外汇在全球收购优质资产、高端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以重整全球产业链的格局。美国经济的经验充分证明，抑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确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通常会面临升级转型的瓶颈与全球市场饱和的冲击，而当前疫情让众多国家隔离停工、关闭国门等严重的抑制了全球产业链效率的发挥，而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与对疫情强势的管控能够降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使经济尽可能脱离全球一体化来运作。
以部分外汇储备在全球低价收购高科技与基础设施等核心资产，经济升级转型的关键是技术的突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一直对中国禁售，自我开发又耗时耗力，抑制了经济的升级转型效率。在当前疫情引爆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全球众多高科技企业面临债务危机与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资产价格远低于市场公允价值，而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出口创汇的能力当前都处于全球第一。另外，一直以来，因为全球禁售让中国的外汇无法实现购买力，而不得不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低息资产，以致于外汇储备日益贬值。而当前新冠疫情是中国巨量外汇储备实现购买力的最佳时机。
大力辅助伊朗应对疫情以及与伊朗签订长期的原油采购合同，确保伊朗政权的存续与社会稳定，伊朗是中国参与中东原油利益与稳定原油需求的关键。如果伊朗政权受此轮疫情冲击而垮台，中国在全球原油格局中的利益必然受损。事实伊朗当前被感染人数已超过一百万，而沙特、以色列与美国又通过大力打压原油价格来给虚弱的伊朗政权致命一击。受美国制裁伊朗原油出口量较少，且恒定，一旦原油价格下跌，无法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原油价格下跌对外汇减少的冲击。长期以往，虚弱的经济、不稳定的社会、蔓延的疫情与缩水的外汇储备等现实很容易让伊朗政权崩溃。基于此，中国不但需要大力辅助伊朗应对疫情，而且还需与伊朗签订长期的采购合同，且给予授信贷款，确保伊朗政权的存续。
吸引全球精英来中国扎根，最近几百年，中国对外开放的保守让中国潜意识成为一个相对排外的国家，尤其过去来中国的都是相对落后国家的民众，以致于让中国社会整体潜意识对外来移民比较反感。但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活力与社会秩序已经与欧美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全球精英有意落户中国。以吸纳全球精英的方式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尤其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国向全球展现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下一体的执行力与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这会加剧全球精英的涌入。所以，中国社会必须借助此轮新冠疫情广纳全球精英，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欧美经济深陷疫情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相互掣肘、实体经济萎缩与债务杠杆过重三重冲击，中国必须借此轮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之际，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整合全球产业链，在全球收购优质资产、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落户中国等方式，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可持续性。无论是现实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决定当前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最好的时机，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之巅，且持久的前提必然是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高附加值的实体行业，而股票等虚拟资产只需服务好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即可，坚决杜绝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与为国际游资提供收割中国财富的机会。从目前中央的态势来看，在疫情全球蔓延之际，对降息和以房地产刺激经济的政策异常敏感，持否定态度，这符合当前的现实需求。
一个国家的崛起既要全民多年的艰苦奋斗，也要恰逢历史机遇期，而新冠疫情恰恰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期爆发，既给中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但最终中国以经济暂停、全民禁足与部分城市封城为代价抑制住了疫情蔓延的态势。而欧美等国家却受困于政治体制的掣肘，首鼠两端，以致于错过最佳的防范期，如果病毒短期不出现变异，按照当前进度再蔓延半年时间，欧美必然会遭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危机的困境之中，而当前恰恰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巧妙的借助此轮新冠疫情对全球冲击的时机，理性且合理的应对，必然重回世界之巅。如果中国应对政策错误，盲目发展虚拟经济，致使资产泡沫横行，必然会重蹈欧美覆辙。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相对合理...
可信财商-所有评论都要对投资有所帮助！
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疫情肆虐之际，表现好，重回世界之巅，表现差，重蹈欧美覆辙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这两天应该是我春节后研究的收割期，无论是疫情蔓延的态势、全球资产价格走势、各国应对之策以及各类经济、金融政策的效果发挥等几乎按照我最近一个多月的研究结果在推进。接下来是该考虑中国如何在这轮全球疫情导致既定格局颠覆的大潮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时机。从目前来看，疫情还在蔓延的初期，各经济体的反应只是应对政策的不同罢了，事实疫情对经济的真实冲击结果尚未完全体现出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降速、各国关闭国门、债务危机的集体爆发以致于引发全球最大的经济危机、全球产业链重整，资本恐慌等，而中国的政治稳定、上下一体、全产业链、庞大的内需、丰富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对疫情的有效控制等优势会在这一轮全球蔓延的疫情中彻底体现出来，且最终变现。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依然是全球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但也是应对最得当的国家，很有可能由于应对得当使中国成为此轮全球蔓延疫情红利最大的受益国。
当前在应对疫情冲击政策制定上必须打破传统的经济逻辑，需以战时之策来布局应对之策，主要思路，即
坚决抑制股票、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非理性繁荣，杜绝虚拟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与让全球暂无流向的游资获得收割国内财富的机会。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通常是资产价格大起大落，让境外资本收割本国财富，以及债务整体无法偿还导致债务兑付危机两大因素。在当前国内应对疫情的形式逐步好转，全国媒体一篇唱多、社会整体处于盲目乐观的膨胀态势与国内经济逐步好转的背景下，只要有少量的增量资金涌入便可推高虚拟资产价格，这为全球游资流入中国，以低吸高抛的方式收割中国财富奠定了丰富的基础。所以，中国的虚拟资产价格随着全球资产价格下跌而顺势小幅下跌，而非独树一帜，傻大楞的成为全球“避险资产”，为国际游资收割中国财富提供时机成为最佳选择。
修改PE、VC、定增以及IPO等制度，吸引国际游资涌入中国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此轮疫情冲击的主导力量，在疫情导致全球游资暂无避难之所时，中国应该将其顺势引导至未来需要改善与开发的实体经济领域沉淀，成为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之一就成了最佳选择。所以，中国需要通过税收优惠、疏通变现途径、延长大股东解禁期与强势退市等制度鼓励PE、VC、定增以及IPO等行业发展与确保国际游资能够长期沉淀至实体经济之中，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之一。
改变宽松货币的投放方式，确保宽松货币的效果直接惠及小微企业。传统通过银行释放货币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将宽松货币投向了盈利能力更强大的大企业。但是，除了大企业之外，小微企业是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也是受此轮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所以，通过向小微企业主授信与延缓小微企业主的个人债务等方式来投放宽松的货币，以挽救处于破产边缘的小微企业与推动小微企业的大力发展就成了利用疫情危机的关键。此轮疫情充分证明，小微企业的轻资产与灵活性是缓解经济波动与增加灵活性的关键。
大力发展完整产业链与工程师红利等实体经济优势，既吸引外资涌入，也通过向全球输出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另外，通过出口所获得的外汇在全球收购优质资产、高端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以重整全球产业链的格局。美国经济的经验充分证明，抑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确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通常会面临升级转型的瓶颈与全球市场饱和的冲击，而当前疫情让众多国家隔离停工、关闭国门等严重的抑制了全球产业链效率的发挥，而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与对疫情强势的管控能够降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使经济尽可能脱离全球一体化来运作。
以部分外汇储备在全球低价收购高科技与基础设施等核心资产，经济升级转型的关键是技术的突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一直对中国禁售，自我开发又耗时耗力，抑制了经济的升级转型效率。在当前疫情引爆全球经济危机之际，全球众多高科技企业面临债务危机与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资产价格远低于市场公允价值，而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出口创汇的能力当前都处于全球第一。另外，一直以来，因为全球禁售让中国的外汇无法实现购买力，而不得不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低息资产，以致于外汇储备日益贬值。而当前新冠疫情是中国巨量外汇储备实现购买力的最佳时机。
大力辅助伊朗应对疫情以及与伊朗签订长期的原油采购合同，确保伊朗政权的存续与社会稳定，伊朗是中国参与中东原油利益与稳定原油需求的关键。如果伊朗政权受此轮疫情冲击而垮台，中国在全球原油格局中的利益必然受损。事实伊朗当前被感染人数已超过一百万，而沙特、以色列与美国又通过大力打压原油价格来给虚弱的伊朗政权致命一击。受美国制裁伊朗原油出口量较少，且恒定，一旦原油价格下跌，无法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原油价格下跌对外汇减少的冲击。长期以往，虚弱的经济、不稳定的社会、蔓延的疫情与缩水的外汇储备等现实很容易让伊朗政权崩溃。基于此，中国不但需要大力辅助伊朗应对疫情，而且还需与伊朗签订长期的采购合同，且给予授信贷款，确保伊朗政权的存续。
吸引全球精英来中国扎根，最近几百年，中国对外开放的保守让中国潜意识成为一个相对排外的国家，尤其过去来中国的都是相对落后国家的民众，以致于让中国社会整体潜意识对外来移民比较反感。但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活力与社会秩序已经与欧美并驾齐驱，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全球精英有意落户中国。以吸纳全球精英的方式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尤其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国向全球展现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下一体的执行力与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这会加剧全球精英的涌入。所以，中国社会必须借助此轮新冠疫情广纳全球精英，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欧美经济深陷疫情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相互掣肘、实体经济萎缩与债务杠杆过重三重冲击，中国必须借此轮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之际，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整合全球产业链，在全球收购优质资产、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落户中国等方式，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可持续性。无论是现实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决定当前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最好的时机，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之巅，且持久的前提必然是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高附加值的实体行业，而股票等虚拟资产只需服务好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即可，坚决杜绝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与为国际游资提供收割中国财富的机会。从目前中央的态势来看，在疫情全球蔓延之际，对降息和以房地产刺激经济的政策异常敏感，持否定态度，这符合当前的现实需求。
一个国家的崛起既要全民多年的艰苦奋斗，也要恰逢历史机遇期，而新冠疫情恰恰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期爆发，既给中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但最终中国以经济暂停、全民禁足与部分城市封城为代价抑制住了疫情蔓延的态势。而欧美等国家却受困于政治体制的掣肘，首鼠两端，以致于错过最佳的防范期，如果病毒短期不出现变异，按照当前进度再蔓延半年时间，欧美必然会遭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危机的困境之中，而当前恰恰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巧妙的借助此轮新冠疫情对全球冲击的时机，理性且合理的应对，必然重回世界之巅。如果中国应对政策错误，盲目发展虚拟经济，致使资产泡沫横行，必然会重蹈欧美覆辙。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相对合理...
可信财商-所有评论都要对投资有所帮助！
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借助新冠疫情，构建释放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加速中国重回世界之巅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一、境外疫情的蔓延态势与最终结局预判
最近我就盯三个数据，即中美两国的股市动态、世界各国新冠的确诊量与各国的应对之策。现实是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失控，意大利、美国、日本与伊朗的数据都参杂大量的水分，而新冠疫情通过轻症甚至无症状的患者传播的特征，决定其最终的应对之策是政府对社会的直接强势管控力，这恰恰是西方所推广人手一票民主制度的最大软肋，所以，注定该疫情一定会在欧美日韩等国家或区域蔓延。在当前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之策则为社会所有活动暂停一段时间，切断疫情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蔓延，让其充分爆发，最后再精准治疗。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社会所有活动暂停14天以上，这无形中动摇了所有人的利益，欧美日韩人手一票与相互牵制的政治体制决定政府不但断然不会采纳该策略，而且政客为了各自的私利以鸵鸟的方式纵容疫情的蔓延，致使其已经错过最佳的防范时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情必然会使欧、美、日、韩与中东各国社会矛盾骤聚，部分国家甚至会因此而出现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的悲剧。欧美所遵从的那套制度体系在防范风险时由于需要社会相应的代价付出而被断然拒绝，但是，一旦疫情恶化，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时，所有的人又开始对政府不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引起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当前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中东与美国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范时机，疫情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且失控，只是暂时问题尚未恶化到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以致于矛盾尚未被激化。但是，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是以天为单位呈指数级攀升的，而除了隔离，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疗之策，所以，在两周之内必然会让问题全面恶化与彻底失控。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疫情应该对美国最终的影响或许会最严重。新冠疫情的来临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如果大力防范疫情，必然影响全部美国人的直接利益，影响选票。如果纵容疫情的恶化，一旦疫情实实在在的威胁到所有人的利益时，也必然影响大选结果。而目前特朗普能做的就是祈祷与迫使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的虚假繁荣，以为社会让利的方式换取社会对疫情的包容，等待奇迹的降临，但是，貌似当前出现奇迹的概率极低。按照疫情的发展态势来看，最终影响大选的可能性极高。
二、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
中国无力改变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但是，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不但要试图将自身的损失降至最低，而且还要借此修正自身的不足，以提升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与在全球的话语权。新冠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其高传染性让人与人无法见面，从而影响商业的往来与抑制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应对疫情措施有效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合作与确保疫情输入型冲击之间找平衡，但是，庆幸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内需与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境外疫情恶化，中国能够凭借与外界有限的交往确保内部经济能够低速运行。所以，为了将外部疫情恶化对自身的冲击降至最低，中国必须全面整合已有的资源，以使利益最大化。
如果仔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已有成就的因素主要是释放了社会大众的劳动力与构建了完善的基础与平台，即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劳动潜力，以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了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多年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是，随着行业颠覆的频率加快与力度加大，固定成本开支过大的大企业被颠覆的速度更快与创造力更不足，而基于完善的平台基础，小微企业的活力、创造力与内生性却越来越强。然而中国经济的底层架构依然倾向于规模性大企业，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顺势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不但是应对此轮疫情冲击的最佳之策，而且也是增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之一。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主要是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互补协同，疫情蔓延严重的国家必须通过停工停产来防范疫情的蔓延，恐惧被感染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率降低，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不但要承受因为抑制疫情全国禁足导致经济瞬间暂停的损失，而且还要承受在复工后，恐惧被传染人与人之间降低交往的频率与全球经济协同受阻的损失。经济受到伤害必不可免，而防范疫情对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性损伤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在经济遇到危机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协同是必然选择，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套路。但是，根据不同的经济现实，选择不同的货币宽松效果传到机制与财政宽松方式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期红利释放后的下行期，新的增长点与红利尚未产生价值，处于方向探索的阶段，当然肯定是技术与科技附加值推动型，但是，问题是该如何推进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核心要素。最近资本市场热炒“新基建”的概念，在我看来，纯属乱点鸳鸯谱，思维拘泥于2008年应对次贷危机时的套路，连最基本的方向都错了。因为中国的基建已经非常成熟，未来必须继续搞，且要持续升级，但是，经过多年发展，新旧基建的市场机制都已经非常有效，如果依然坚守政府主导或者刻意培育的方向，拘泥于仅仅短期取得一点经济成就的思维，必然得不偿失，导致市场效率打折与资源浪费，而是要回归市场属性，完全让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原则来开发与通过开发基建衍生出系列相关产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育赢利点。另外，大企业制是工业时期与经济上行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更需要将人的能力片面化，组成体系，协同产生价值，而未来属于信息与智能产业主导的时代，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决定信息与智能化价值发挥的最核心要素。所以，基于市场原则，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成了未来全球核心经济体博弈的主要方式。
三、如何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
当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坚实的平台基础，另外，社会主导力量80后与90后通常清一色的受过高等教育，这为社会大众创造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新冠疫情肆劣全球的大背景下，不是忙着政府主导搞基建这类具体的事务，而是要提升纬度，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才是关键。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既已出现阶层化，但也处于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时代。靠传统的雇佣制更多抑制了社会创造力发挥的最大化，而基于已有平台，且权责利界定较为清晰的价值创造机制构建才是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底层架构依然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诸如银行倾向于大企业与房地产，尚未培育出能够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与架构。在新冠疫情将全国人民禁足于家中之时，现实逼迫企业为了降低运营风险，必须降低固定成本开支与让社会适应居家办公等对构建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辨证的说，重新定义员工与企业权责利的创新机制应该是新冠疫情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另外，必须抑制资产价格非理性繁荣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中国已经在房地产的挤出效应上付出太多，断不可再次陷入美国当前的困境。从当前中美的现实来看，中国根本无力模仿美国资本市场的模式与发挥其已有的效力，通过资本市场从全球收割财富。平衡各行业收益的大体均等是确保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如果某一领域，尤其是资产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决定的暴利性获利机会时，其他行业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必然会趋之若鹜，自然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美国社会就是因为实体产业中空，华尔街通过吸引全球资本投资获利来维持经济的发展，致使经济过度虚拟化。但是，美国在培养硅谷等高科技领域的架构设置却是确保其持续保持全球技术领先的关键，所以，中国当前必须既要杜绝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挤压实体产业中空，也要开发能够释放社会大众创造力的硅谷式机制，而非所谓的基建。
其实，真正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主要因素还是确保小微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与孵化机制缺失。资金支持当然为信贷授信与PE/VC机制，资金支持机制不到位是抑制创业创新业务的最大障碍。所以，鼓励机构资金、社保基金与社会资金进入PE/VC领域，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该类基金的运作成本就成了关键。另外，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另一因素则为生存成本过高，决定生存成本的主要原因还是所处的区域，这除了政府对房地产管控不到位有关外，对新兴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到位也直接相关。其实，在平台经济时代，创新是基于网络与信息，空间对其发展的权重并不大。所以，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必须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规模化开发创业园区，且赋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与政策优惠，这最为关键。最后是健全资本市场，让创新与创业的价值能够在资本市场变现。资本市场必须与经济建设相匹配，回归价值属性，使企业的价值能够公允的被体现，而必须杜绝资金共识性的高抛低吸，防范其成为零和博弈式财富再分配机制。
我初步预估，美国政客拘泥于自身的私利而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现实，除了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大选结果更改外，也会大概率的打乱美国的经济发展节奏。为了大选回避疫情，强迫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缓解社会对新冠疫情的紧张，一旦疫情对整体经济形成致命冲击之后，虚高的股市必然会摇摇欲坠，加剧了社会对政客的不满。另外，中国社会在疫情初期付出的成本较高，但在疫情控制之后，社会只需支付恐慌导致的降速，而不用承担实实在在的大面积停工与社会动荡。根据中国经验，从目前欧美日韩的态势来看，疫情在欧洲、美国、日本与中东已呈失控态势。虽然当前各国政府以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来维持经济运行，但是，如韩国与伊朗的现实，最终政府会部分采纳中国的方式，然而很难平衡各方矛盾，效果必然打折，从而很难达到中国的效果，最终陷入与疫情博弈漫长的拉锯战。
中国必须借助受此轮新冠疫情冲击的时机，顺势重整全球产业链与培育新的增长机制是长远之道。在社会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大面积破产与失业的大背景下，社会必然寻求新的出路。以往的大企业雇佣制在黑天鹅事件冲击下的脆弱性已彻底的暴露无遗，另外，雇佣制也很难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所以，雇佣制必然会在疫情过后成为众多合作机制之一，而非绝对。因此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社会大众劳动力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潜能大释放，只是这次释放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需要社会理念的升级。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摒弃银行通过传统回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方式将其投放至大企业的方式，而是通过全国债务重组，整体延缓已有债务的偿还时间，减轻社会应对疫情冲击的负担，确保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与家庭不至于因为受疫情冲击而破产。另外，也必须通过以向中小微企业主个人信贷授信的方式向社会注入流动性，确保其有实力在疫情过后东山再起，即将宽松的货币政府投放至中小企业与个人，而非仅仅直接通过传统方式投向大型企业。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必须是政府退出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减轻社会大众的财务负担，将财富留给更能够创造价值的机构与个人，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而非政府主导的大基建。事实多次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远见性与有效性远远高于政府。另外，在成本较低的区域鼓励开发创业园区与对PE/VC等辅助创业机构给予税费优惠的支持，允许社保基金与机构资金等进入PE/VC领域，多途径解决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困境。
四、结论
在危机中，“危”中必然带有“机”，不破不立，人为推倒重来的成本实在太高，变迁过程缓慢。既然新冠疫情一次性彻底的摧毁了大量过往的企业与改变了职场的运营模式，现实也让社会充分的意识到将命运与某一企业完全挂钩的不确定性，所以，借此疫情危机，顺势构建能够使发挥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就尤为关键，这也是中国未来与美国夺取科技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重回世界之巅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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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一、境外疫情的蔓延态势与最终结局预判
最近我就盯三个数据，即中美两国的股市动态、世界各国新冠的确诊量与各国的应对之策。现实是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失控，意大利、美国、日本与伊朗的数据都参杂大量的水分，而新冠疫情通过轻症甚至无症状的患者传播的特征，决定其最终的应对之策是政府对社会的直接强势管控力，这恰恰是西方所推广人手一票民主制度的最大软肋，所以，注定该疫情一定会在欧美日韩等国家或区域蔓延。在当前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之策则为社会所有活动暂停一段时间，切断疫情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蔓延，让其充分爆发，最后再精准治疗。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社会所有活动暂停14天以上，这无形中动摇了所有人的利益，欧美日韩人手一票与相互牵制的政治体制决定政府不但断然不会采纳该策略，而且政客为了各自的私利以鸵鸟的方式纵容疫情的蔓延，致使其已经错过最佳的防范时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情必然会使欧、美、日、韩与中东各国社会矛盾骤聚，部分国家甚至会因此而出现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的悲剧。欧美所遵从的那套制度体系在防范风险时由于需要社会相应的代价付出而被断然拒绝，但是，一旦疫情恶化，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时，所有的人又开始对政府不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引起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当前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中东与美国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范时机，疫情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且失控，只是暂时问题尚未恶化到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以致于矛盾尚未被激化。但是，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是以天为单位呈指数级攀升的，而除了隔离，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疗之策，所以，在两周之内必然会让问题全面恶化与彻底失控。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疫情应该对美国最终的影响或许会最严重。新冠疫情的来临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如果大力防范疫情，必然影响全部美国人的直接利益，影响选票。如果纵容疫情的恶化，一旦疫情实实在在的威胁到所有人的利益时，也必然影响大选结果。而目前特朗普能做的就是祈祷与迫使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的虚假繁荣，以为社会让利的方式换取社会对疫情的包容，等待奇迹的降临，但是，貌似当前出现奇迹的概率极低。按照疫情的发展态势来看，最终影响大选的可能性极高。
二、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
中国无力改变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但是，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不但要试图将自身的损失降至最低，而且还要借此修正自身的不足，以提升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与在全球的话语权。新冠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其高传染性让人与人无法见面，从而影响商业的往来与抑制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应对疫情措施有效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合作与确保疫情输入型冲击之间找平衡，但是，庆幸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内需与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境外疫情恶化，中国能够凭借与外界有限的交往确保内部经济能够低速运行。所以，为了将外部疫情恶化对自身的冲击降至最低，中国必须全面整合已有的资源，以使利益最大化。
如果仔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已有成就的因素主要是释放了社会大众的劳动力与构建了完善的基础与平台，即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劳动潜力，以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了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多年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是，随着行业颠覆的频率加快与力度加大，固定成本开支过大的大企业被颠覆的速度更快与创造力更不足，而基于完善的平台基础，小微企业的活力、创造力与内生性却越来越强。然而中国经济的底层架构依然倾向于规模性大企业，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顺势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不但是应对此轮疫情冲击的最佳之策，而且也是增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之一。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主要是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互补协同，疫情蔓延严重的国家必须通过停工停产来防范疫情的蔓延，恐惧被感染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率降低，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不但要承受因为抑制疫情全国禁足导致经济瞬间暂停的损失，而且还要承受在复工后，恐惧被传染人与人之间降低交往的频率与全球经济协同受阻的损失。经济受到伤害必不可免，而防范疫情对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性损伤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在经济遇到危机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协同是必然选择，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套路。但是，根据不同的经济现实，选择不同的货币宽松效果传到机制与财政宽松方式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期红利释放后的下行期，新的增长点与红利尚未产生价值，处于方向探索的阶段，当然肯定是技术与科技附加值推动型，但是，问题是该如何推进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核心要素。最近资本市场热炒“新基建”的概念，在我看来，纯属乱点鸳鸯谱，思维拘泥于2008年应对次贷危机时的套路，连最基本的方向都错了。因为中国的基建已经非常成熟，未来必须继续搞，且要持续升级，但是，经过多年发展，新旧基建的市场机制都已经非常有效，如果依然坚守政府主导或者刻意培育的方向，拘泥于仅仅短期取得一点经济成就的思维，必然得不偿失，导致市场效率打折与资源浪费，而是要回归市场属性，完全让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原则来开发与通过开发基建衍生出系列相关产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育赢利点。另外，大企业制是工业时期与经济上行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更需要将人的能力片面化，组成体系，协同产生价值，而未来属于信息与智能产业主导的时代，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决定信息与智能化价值发挥的最核心要素。所以，基于市场原则，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成了未来全球核心经济体博弈的主要方式。
三、如何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
当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坚实的平台基础，另外，社会主导力量80后与90后通常清一色的受过高等教育，这为社会大众创造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新冠疫情肆劣全球的大背景下，不是忙着政府主导搞基建这类具体的事务，而是要提升纬度，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才是关键。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既已出现阶层化，但也处于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时代。靠传统的雇佣制更多抑制了社会创造力发挥的最大化，而基于已有平台，且权责利界定较为清晰的价值创造机制构建才是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底层架构依然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诸如银行倾向于大企业与房地产，尚未培育出能够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与架构。在新冠疫情将全国人民禁足于家中之时，现实逼迫企业为了降低运营风险，必须降低固定成本开支与让社会适应居家办公等对构建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辨证的说，重新定义员工与企业权责利的创新机制应该是新冠疫情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另外，必须抑制资产价格非理性繁荣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中国已经在房地产的挤出效应上付出太多，断不可再次陷入美国当前的困境。从当前中美的现实来看，中国根本无力模仿美国资本市场的模式与发挥其已有的效力，通过资本市场从全球收割财富。平衡各行业收益的大体均等是确保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如果某一领域，尤其是资产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决定的暴利性获利机会时，其他行业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必然会趋之若鹜，自然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美国社会就是因为实体产业中空，华尔街通过吸引全球资本投资获利来维持经济的发展，致使经济过度虚拟化。但是，美国在培养硅谷等高科技领域的架构设置却是确保其持续保持全球技术领先的关键，所以，中国当前必须既要杜绝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挤压实体产业中空，也要开发能够释放社会大众创造力的硅谷式机制，而非所谓的基建。
其实，真正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主要因素还是确保小微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与孵化机制缺失。资金支持当然为信贷授信与PE/VC机制，资金支持机制不到位是抑制创业创新业务的最大障碍。所以，鼓励机构资金、社保基金与社会资金进入PE/VC领域，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该类基金的运作成本就成了关键。另外，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另一因素则为生存成本过高，决定生存成本的主要原因还是所处的区域，这除了政府对房地产管控不到位有关外，对新兴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到位也直接相关。其实，在平台经济时代，创新是基于网络与信息，空间对其发展的权重并不大。所以，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必须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规模化开发创业园区，且赋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与政策优惠，这最为关键。最后是健全资本市场，让创新与创业的价值能够在资本市场变现。资本市场必须与经济建设相匹配，回归价值属性，使企业的价值能够公允的被体现，而必须杜绝资金共识性的高抛低吸，防范其成为零和博弈式财富再分配机制。
我初步预估，美国政客拘泥于自身的私利而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现实，除了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大选结果更改外，也会大概率的打乱美国的经济发展节奏。为了大选回避疫情，强迫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缓解社会对新冠疫情的紧张，一旦疫情对整体经济形成致命冲击之后，虚高的股市必然会摇摇欲坠，加剧了社会对政客的不满。另外，中国社会在疫情初期付出的成本较高，但在疫情控制之后，社会只需支付恐慌导致的降速，而不用承担实实在在的大面积停工与社会动荡。根据中国经验，从目前欧美日韩的态势来看，疫情在欧洲、美国、日本与中东已呈失控态势。虽然当前各国政府以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来维持经济运行，但是，如韩国与伊朗的现实，最终政府会部分采纳中国的方式，然而很难平衡各方矛盾，效果必然打折，从而很难达到中国的效果，最终陷入与疫情博弈漫长的拉锯战。
中国必须借助受此轮新冠疫情冲击的时机，顺势重整全球产业链与培育新的增长机制是长远之道。在社会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大面积破产与失业的大背景下，社会必然寻求新的出路。以往的大企业雇佣制在黑天鹅事件冲击下的脆弱性已彻底的暴露无遗，另外，雇佣制也很难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所以，雇佣制必然会在疫情过后成为众多合作机制之一，而非绝对。因此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社会大众劳动力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潜能大释放，只是这次释放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需要社会理念的升级。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摒弃银行通过传统回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方式将其投放至大企业的方式，而是通过全国债务重组，整体延缓已有债务的偿还时间，减轻社会应对疫情冲击的负担，确保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与家庭不至于因为受疫情冲击而破产。另外，也必须通过以向中小微企业主个人信贷授信的方式向社会注入流动性，确保其有实力在疫情过后东山再起，即将宽松的货币政府投放至中小企业与个人，而非仅仅直接通过传统方式投向大型企业。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必须是政府退出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减轻社会大众的财务负担，将财富留给更能够创造价值的机构与个人，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而非政府主导的大基建。事实多次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远见性与有效性远远高于政府。另外，在成本较低的区域鼓励开发创业园区与对PE/VC等辅助创业机构给予税费优惠的支持，允许社保基金与机构资金等进入PE/VC领域，多途径解决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困境。
四、结论
在危机中，“危”中必然带有“机”，不破不立，人为推倒重来的成本实在太高，变迁过程缓慢。既然新冠疫情一次性彻底的摧毁了大量过往的企业与改变了职场的运营模式，现实也让社会充分的意识到将命运与某一企业完全挂钩的不确定性，所以，借此疫情危机，顺势构建能够使发挥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就尤为关键，这也是中国未来与美国夺取科技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重回世界之巅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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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经资讯#【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两个“重量级”农产品展会首次合并举办，探寻绿色有机产业新风向】2018年12月，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这是两个“重量级”农产品展会首次合并举办。无论从参展商的数量、场馆面积规模，还是内容的丰富性、国际化程度等方面来看，此次厦门展会都创下了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国内展会的新纪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2018年岁末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厦门展会的举办将绿色食品这一伴随我国农业农村改革成长壮大的新兴产业再一次推到了舆论的中央。当下的中国绿色食品工程已经摸索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的绿色农业新路，尤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绿色、有机食品既是先进农业发展理念的集合，也是农业农村转变生产方式、转换增长动能的抓手，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历经20多年打造，已经成为我国绿色食品精品展示的大窗口、产销对接的大平台、合作交流的大市场、思想碰撞的大盛会；透过厦门展会的盛况，可以窥见中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中的即时走向——这其中既顺应时代潮流、也不乏锐意创新。中国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营造高品质农产品消费氛围
在此次厦门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7个展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达到2253家，产品品种上万个。据组委会提供的权威数据，仅在三天的展会期间就实现订单交易额33.8亿元，除此之外还达成合作意向金额45.8亿元。其中绿博会参展企业1699家，实现订单交易额32亿元，比上届增长9.6%，意向成交金额40.2亿元；有机博览会参展企业554家，实现订单交易额1.8亿元，达成意向成交金额5.6亿元。
数字繁荣的背后，是消费群体中对绿色、有机食品为代表的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强的认同感。专程从福州赶过来的李女士感叹：“以前买农产品都是在集贸市场，不看牌子，也不关心产地，现在会更关注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多选择绿色、有机产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营造高品质农产品的市场氛围，此次厦门展会将绿色、有机两大精品展会合并举办，充分集中资源。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了3.7万平米的总展出面积，标准展位1500余个；除了一些涉农的主流、综合媒体的广泛参与，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微博等新潮的传播方式也屡见不鲜。在展会现场，游戏竞赛互动、民俗歌舞表演、产品服务品鉴等多重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大大拓展了传统展会的表现形式，使“场内场外”都热闹非凡。
除了搭建展示平台，组委会还邀请了2000多家专业采购商，现场商务洽谈的气氛异常活跃。在场馆内，可以看到中粮我买网、京东生鲜、苏宁易购、苏果超市、深圳华润万家、深圳百果园、永辉超市、大润发、人人乐连锁商业、北京一亩田、沃尔玛等一批大型商超与知名电商的积极参与，充分实现产销对接。
借展会契机，“2018中国绿色食品发展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有机食品市场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期举行，政府机构代表、农业绿色发展和品牌研究领域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等共商农业绿色发展大计，全面分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来自IFOAM、Bioaudita等国际组织的多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形成了关于绿色、有机产业严谨、深入、富于建设性的讨论氛围。
价格、品质之后的标准博弈
此次博览会在邀请境外企业参与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凸显出我国绿色、有机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蓬勃动力。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家境外企业来到厦门，同时还有数十家境外采购商专程到会，展会国际来宾数量为历届博览会最多。
在有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背后，是标准的互认和博弈。据了解，有机农产品的概念来自于国际有机农业实践，在诞生始初就致力于将农业生产、日常劳作同地球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理想的一种相处方式，在经历了有机农业1.0、2.0时代之后，伴随着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一系列具体的有机规范和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2014年土耳其国际有机大会宣言中进一步更新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有机理念，即构建一个促使土地、生态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这也标志着有机农业来到了3.0时代。
在我国，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19630.1-2011》对有机食品的种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土壤转化、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有机农产品日益成为高端消费的代表，当前经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生产企业有1100多家、有机农产品4000多个。
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监管体系还没有实现等同互认，我国目前只和新西兰签订了有机标准的互认协议。除了国家层面，一些民间认证机构如获得他国的认可，那么经过该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也拥有相应国别的有机资质。
中绿华夏是农业农村部推动有机农业运动发展和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管理的专门机构，也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内第一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目前已经承接了80多家境外农产品企业的认证业务。在厦门展会上，其负责人张慧告诉记者，目前就国际农产品贸易来看，除了价格、质量、品牌层面的竞争，“标准”的博弈格外重要；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为中国有机标准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
以品牌化策略提振绿色、有机产业
近年来，品牌农业成为了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构成。一些优秀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正在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得绿色食品的数量在以每年6%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品牌农业按照生态化、标准化的理路发展。
以云南为例，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认证工作，直接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公用品牌联系起来。在2019年伊始，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就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评选管理办法》，今后每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十大名品”评选活动，参与的企业品牌必须是云南省境内生产、且获得了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认证产品。获奖的企业品牌将得到云南省级奖励，总金额超过4000万元。
在厦门展会上，农产品品牌与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相得益彰，“德清源鸡蛋”“北大荒长粒香”“洞庭山碧螺春”“乌珠穆沁羊肉”“中宁枸杞”等品牌一一亮相。在这些响亮的牌子背后，不再是单纯的广告策划、包装，人们更加看重由绿色、有机标准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
一些绿色环保农业投入品、农业环境与产品质量检测仪器设备、农产品加工储存包装设备也纷纷亮相，不少第三方农产品认证服务机构和电商服务平台也来寻求合作商机。其中，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成为了绿色、有机农产企业关注的焦点。杭州芒种公司提出了“中国农业品牌化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理念，其打造的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在本届绿博上受到广泛关注。芒种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巧佳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专注于农业领域的品牌战略研究、规划等以品牌化为引领的一站式服务，和绿色、有机认证品牌的合作能够充分挖掘彼此的潜力，为农产品品牌注入更多生态元素。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从2003年开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每年都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准入的基本条件；通过农业“走出去”和农产品市场营销财政专项的支持，由农业农村部组团参加德国纽伦堡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日本东京食品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并与IF？OAM、FIBL、ICROFS等国际知名机构开展生态农业的合作。（农民日报记者 韩啸 文/图）
图为外国友人在绿博会现场品尝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定制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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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岁末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厦门展会的举办将绿色食品这一伴随我国农业农村改革成长壮大的新兴产业再一次推到了舆论的中央。当下的中国绿色食品工程已经摸索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的绿色农业新路，尤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绿色、有机食品既是先进农业发展理念的集合，也是农业农村转变生产方式、转换增长动能的抓手，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历经20多年打造，已经成为我国绿色食品精品展示的大窗口、产销对接的大平台、合作交流的大市场、思想碰撞的大盛会；透过厦门展会的盛况，可以窥见中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中的即时走向——这其中既顺应时代潮流、也不乏锐意创新。中国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营造高品质农产品消费氛围
在此次厦门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7个展团参展，参展企业数量达到2253家，产品品种上万个。据组委会提供的权威数据，仅在三天的展会期间就实现订单交易额33.8亿元，除此之外还达成合作意向金额45.8亿元。其中绿博会参展企业1699家，实现订单交易额32亿元，比上届增长9.6%，意向成交金额40.2亿元；有机博览会参展企业554家，实现订单交易额1.8亿元，达成意向成交金额5.6亿元。
数字繁荣的背后，是消费群体中对绿色、有机食品为代表的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强的认同感。专程从福州赶过来的李女士感叹：“以前买农产品都是在集贸市场，不看牌子，也不关心产地，现在会更关注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多选择绿色、有机产品”。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营造高品质农产品的市场氛围，此次厦门展会将绿色、有机两大精品展会合并举办，充分集中资源。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了3.7万平米的总展出面积，标准展位1500余个；除了一些涉农的主流、综合媒体的广泛参与，视频直播平台、微信微博等新潮的传播方式也屡见不鲜。在展会现场，游戏竞赛互动、民俗歌舞表演、产品服务品鉴等多重内容让人目不暇接，大大拓展了传统展会的表现形式，使“场内场外”都热闹非凡。
除了搭建展示平台，组委会还邀请了2000多家专业采购商，现场商务洽谈的气氛异常活跃。在场馆内，可以看到中粮我买网、京东生鲜、苏宁易购、苏果超市、深圳华润万家、深圳百果园、永辉超市、大润发、人人乐连锁商业、北京一亩田、沃尔玛等一批大型商超与知名电商的积极参与，充分实现产销对接。
借展会契机，“2018中国绿色食品发展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有机食品市场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同期举行，政府机构代表、农业绿色发展和品牌研究领域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等共商农业绿色发展大计，全面分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来自IFOAM、Bioaudita等国际组织的多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形成了关于绿色、有机产业严谨、深入、富于建设性的讨论氛围。
价格、品质之后的标准博弈
此次博览会在邀请境外企业参与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凸显出我国绿色、有机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蓬勃动力。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家境外企业来到厦门，同时还有数十家境外采购商专程到会，展会国际来宾数量为历届博览会最多。
在有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背后，是标准的互认和博弈。据了解，有机农产品的概念来自于国际有机农业实践，在诞生始初就致力于将农业生产、日常劳作同地球环境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理想的一种相处方式，在经历了有机农业1.0、2.0时代之后，伴随着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一系列具体的有机规范和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2014年土耳其国际有机大会宣言中进一步更新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有机理念，即构建一个促使土地、生态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系统，这也标志着有机农业来到了3.0时代。
在我国，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19630.1-2011》对有机食品的种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土壤转化、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有机农产品日益成为高端消费的代表，当前经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生产企业有1100多家、有机农产品4000多个。
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法律体系、标准认证体系、监管体系还没有实现等同互认，我国目前只和新西兰签订了有机标准的互认协议。除了国家层面，一些民间认证机构如获得他国的认可，那么经过该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也拥有相应国别的有机资质。
中绿华夏是农业农村部推动有机农业运动发展和从事有机食品认证、管理的专门机构，也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国内第一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目前已经承接了80多家境外农产品企业的认证业务。在厦门展会上，其负责人张慧告诉记者，目前就国际农产品贸易来看，除了价格、质量、品牌层面的竞争，“标准”的博弈格外重要；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为中国有机标准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话语权。
以品牌化策略提振绿色、有机产业
近年来，品牌农业成为了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构成。一些优秀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正在和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得绿色食品的数量在以每年6%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也进一步推动品牌农业按照生态化、标准化的理路发展。
以云南为例，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认证工作，直接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公用品牌联系起来。在2019年伊始，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就制定并公布了《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品”评选管理办法》，今后每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十大名品”评选活动，参与的企业品牌必须是云南省境内生产、且获得了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认证产品。获奖的企业品牌将得到云南省级奖励，总金额超过4000万元。
在厦门展会上，农产品品牌与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相得益彰，“德清源鸡蛋”“北大荒长粒香”“洞庭山碧螺春”“乌珠穆沁羊肉”“中宁枸杞”等品牌一一亮相。在这些响亮的牌子背后，不再是单纯的广告策划、包装，人们更加看重由绿色、有机标准所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
一些绿色环保农业投入品、农业环境与产品质量检测仪器设备、农产品加工储存包装设备也纷纷亮相，不少第三方农产品认证服务机构和电商服务平台也来寻求合作商机。其中，以打造品牌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成为了绿色、有机农产企业关注的焦点。杭州芒种公司提出了“中国农业品牌化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理念，其打造的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在本届绿博上受到广泛关注。芒种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巧佳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专注于农业领域的品牌战略研究、规划等以品牌化为引领的一站式服务，和绿色、有机认证品牌的合作能够充分挖掘彼此的潜力，为农产品品牌注入更多生态元素。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从2003年开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每年都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准入的基本条件；通过农业“走出去”和农产品市场营销财政专项的支持，由农业农村部组团参加德国纽伦堡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日本东京食品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并与IF？OAM、FIBL、ICROFS等国际知名机构开展生态农业的合作。（农民日报记者 韩啸 文/图）
图为外国友人在绿博会现场品尝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定制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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