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没去过罗湖口岸了，前几天有事经过了一次。
昨天闲翻书，翻到了张爱玲文集，《浮花浪蕊》里，她写过从罗湖桥过关的情景：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现时的罗湖桥，没有了往日的匆迫，也没有了往日的熙攘，就是一座桥而已。
昨天闲翻书，翻到了张爱玲文集，《浮花浪蕊》里，她写过从罗湖桥过关的情景：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现时的罗湖桥，没有了往日的匆迫，也没有了往日的熙攘，就是一座桥而已。
人生建议：少和生命无关的人和事耗着。及时止损。
他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
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 博尔赫斯
现在才知道，有丰富的学问，与有丰富的体验并不是同一回事。读书、写作、思考，能让自己拥有丰富的学问。把这些学问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去践行，才能得到丰盛的体验。丰盛的生命体验，才是真正的智慧。———《半山文集》
“你现在是谁”比“你过去是谁”重要得多。——上野千鹤子
不要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和下定义，相信自己的人生拥有各种可能性。观念不是越活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任何观念都是生命的束缚。———《半山文集》
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来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 张爱玲
他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
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 博尔赫斯
现在才知道，有丰富的学问，与有丰富的体验并不是同一回事。读书、写作、思考，能让自己拥有丰富的学问。把这些学问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去践行，才能得到丰盛的体验。丰盛的生命体验，才是真正的智慧。———《半山文集》
“你现在是谁”比“你过去是谁”重要得多。——上野千鹤子
不要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和下定义，相信自己的人生拥有各种可能性。观念不是越活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任何观念都是生命的束缚。———《半山文集》
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来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 张爱玲
周汝昌与张爱玲及胡适
——红学大咖其人其友其师承（四篇连载之三）
孟繁森 中国作家 哲学家
（3）鲁迅骂了胡适十几年，却为何将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视为红学研究的分水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周汝昌有幸走上红学研究之路，胡适起了很大作用。
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说起来比较复杂。胡适将周汝昌视为自己的徒弟，有多人与胡适往来的书信证明，1954—1961年间，胡适不止一次提到：“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但周汝昌似乎并不认可胡适关于“徒弟”这个称谓，他有他自己的看法。网友“无非水晶”阅读周汝的文章《我和胡适之》后，概括了周汝昌对他与胡适关系的认知：“三分师情，三分友情，三分不睦，一分无奈。”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段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在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起步阶段，胡适对他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正如周汝昌自己说过的，胡适写给他的六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引导他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胡适的“指示途径”，也使其“红学”的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胡适还把自己珍藏的向不示人、从未外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慷慨地借给周汝昌长在五个月之久，使他们兄弟二人有机会手抄一部副本，拥有了“校勘必须要有”的本子。
在周汝昌正处于研究《红楼梦》起步阶段的时候，胡适在红学界已经扬名立万，这是连后来曾经常痛骂胡适的鲁迅先生，也不能不承认的。
据统计，鲁迅在自己的文集当中，有二十次提及胡适这个名字，其中十四次是讽刺谩骂胡适的，以至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叫作“鲁迅骂了胡适十几年，为何胡适从不反驳？”其实，鲁迅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是同一个战壕中的亲密同志，彼此十分友好，不管对方身在何处，都会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二人彻底闹掰，是19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原因不详，或许是由于同志不同道吧）。在此之前，他们常常赞赏对方，鲁迅出书，胡适曾誉之为“开山的创作”。胡适开创“新红学”，鲁迅予以肯定，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鲁迅肯定胡适新红学的意义，并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红学研究客观历史的如实认定。
《红楼梦》作为一部奇书，自问世以来曾经吸引众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注意和聚焦研究。但截至20世纪之初，所谓研究，大都是在笔记和史料书籍中零零碎碎有些记载，而且基本停留在欲图“别求深义”的状态中，“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其中被称为红学研究开山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不过是一些零星随笔。清代很多读书人喜欢“批书”，阅读时遇到有所感悟或心得之时，就在书页的天头地脚或边缘空白之处，操笔写下批注，类似如今收看影视时发布的弹幕。毛宗岗和金圣叹是喜欢“批书”的代表性人物，脂砚斋也是一位批书者书斋的斋号，或者说是其笔名。但脂砚斋其人到底是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作者本人，有人认为是作者妻子、叔父、堂兄弟，有人认为是作者密友。正是这位不知其真名实姓的批书人，留下了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这类在书上批评《红楼梦》的文人，被称为评点派，另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影射明清历史的小说，他们被称为索隐派，索引派在评点派之后，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导地位。
史载，王国维、孟莼荪等人曾先后对索隐派发表过批评文字：王国维曾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里用“归谬法”力驳“索隐派”与“自叙说”，而孟莼荪则在1915年发表的《董小宛考》一文中，证明董小宛比清世祖的年龄大一倍还多，根本不可能是董鄂妃，所以，他认为索隐派的观点未免牵强附会。这些开拓者的创见功不可没，但他们的批评，尚嫌不够集中和突出。红学研究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21年胡适发表的长达两万余字的论著《红楼梦考证》。有了胡适，红学才跳出评点派、索引派的怪圈，人们才有根有据地、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了解到《红楼梦》版本的真面目，也才了解到曹雪芹是曹寅之孙。
所以，鲁迅才说：“迨（及至）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红学大咖其人其友其师承（四篇连载之三）
孟繁森 中国作家 哲学家
（3）鲁迅骂了胡适十几年，却为何将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视为红学研究的分水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周汝昌有幸走上红学研究之路，胡适起了很大作用。
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说起来比较复杂。胡适将周汝昌视为自己的徒弟，有多人与胡适往来的书信证明，1954—1961年间，胡适不止一次提到：“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但周汝昌似乎并不认可胡适关于“徒弟”这个称谓，他有他自己的看法。网友“无非水晶”阅读周汝的文章《我和胡适之》后，概括了周汝昌对他与胡适关系的认知：“三分师情，三分友情，三分不睦，一分无奈。”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段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在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起步阶段，胡适对他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正如周汝昌自己说过的，胡适写给他的六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引导他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胡适的“指示途径”，也使其“红学”的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胡适还把自己珍藏的向不示人、从未外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慷慨地借给周汝昌长在五个月之久，使他们兄弟二人有机会手抄一部副本，拥有了“校勘必须要有”的本子。
在周汝昌正处于研究《红楼梦》起步阶段的时候，胡适在红学界已经扬名立万，这是连后来曾经常痛骂胡适的鲁迅先生，也不能不承认的。
据统计，鲁迅在自己的文集当中，有二十次提及胡适这个名字，其中十四次是讽刺谩骂胡适的，以至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叫作“鲁迅骂了胡适十几年，为何胡适从不反驳？”其实，鲁迅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是同一个战壕中的亲密同志，彼此十分友好，不管对方身在何处，都会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二人彻底闹掰，是19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原因不详，或许是由于同志不同道吧）。在此之前，他们常常赞赏对方，鲁迅出书，胡适曾誉之为“开山的创作”。胡适开创“新红学”，鲁迅予以肯定，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鲁迅肯定胡适新红学的意义，并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红学研究客观历史的如实认定。
《红楼梦》作为一部奇书，自问世以来曾经吸引众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注意和聚焦研究。但截至20世纪之初，所谓研究，大都是在笔记和史料书籍中零零碎碎有些记载，而且基本停留在欲图“别求深义”的状态中，“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其中被称为红学研究开山祖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不过是一些零星随笔。清代很多读书人喜欢“批书”，阅读时遇到有所感悟或心得之时，就在书页的天头地脚或边缘空白之处，操笔写下批注，类似如今收看影视时发布的弹幕。毛宗岗和金圣叹是喜欢“批书”的代表性人物，脂砚斋也是一位批书者书斋的斋号，或者说是其笔名。但脂砚斋其人到底是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作者本人，有人认为是作者妻子、叔父、堂兄弟，有人认为是作者密友。正是这位不知其真名实姓的批书人，留下了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这类在书上批评《红楼梦》的文人，被称为评点派，另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影射明清历史的小说，他们被称为索隐派，索引派在评点派之后，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导地位。
史载，王国维、孟莼荪等人曾先后对索隐派发表过批评文字：王国维曾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里用“归谬法”力驳“索隐派”与“自叙说”，而孟莼荪则在1915年发表的《董小宛考》一文中，证明董小宛比清世祖的年龄大一倍还多，根本不可能是董鄂妃，所以，他认为索隐派的观点未免牵强附会。这些开拓者的创见功不可没，但他们的批评，尚嫌不够集中和突出。红学研究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21年胡适发表的长达两万余字的论著《红楼梦考证》。有了胡适，红学才跳出评点派、索引派的怪圈，人们才有根有据地、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了解到《红楼梦》版本的真面目，也才了解到曹雪芹是曹寅之孙。
所以，鲁迅才说：“迨（及至）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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