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嘉伦[超话]#5
有空一起谈个恋爱吗，没空，我就继续暗恋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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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女博士卧底直播间当秀场女主播#】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刚开始，她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她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一开始，王怡霖的定位是“才艺主播”。她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她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但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玩家也让她“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连麦PK的惩罚有时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有一次，王怡霖跟一位大主播PK，对方说，如果她玩得起，才会考虑和她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她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她也只能接受。她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王怡霖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说，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王怡霖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残酷的是，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有人曾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和很多主播一样，王怡霖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因为直播时间够长，她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她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她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她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王怡霖发现，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是，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王怡霖认识的很多女主播，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28岁的底层主播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王怡霖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王怡霖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在朋友圈，她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她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在论文里，王怡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她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一开始，王怡霖的定位是“才艺主播”。她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她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但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玩家也让她“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连麦PK的惩罚有时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有一次，王怡霖跟一位大主播PK，对方说，如果她玩得起，才会考虑和她成为平台好友。“玩得起”是要求她输掉PK，拿一瓶水往衣服里倒，这个惩罚还有一个名字，叫“高山流水”。为了跟大主播建立联系，她也只能接受。她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惩罚，比如在脸上画画、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光着脚跳到瓶盖上、喝一口水然后吐出来、用透明胶带拔毛等等。
王怡霖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说，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很多人会觉得，当秀场主播，好像就是坐在那里，跟大哥谈恋爱，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王怡霖曾经在平台上刷到过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她说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直播时，那位母亲穿着一套小丑的衣服，墙上贴着一个礼物表：小心心（0.1元钱）、加油鸭（1.5元）等，大部分是几块钱的小礼物。有的可以让她呱呱叫十声，有的能让她做20个下蹲。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残酷的是，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如果发现大哥热情减退，主播们常用的一招，就是用各种方式“卖惨”，包括上传自己生病的照片，在朋友圈写伤感小作文，输掉PK时做最狠的惩罚等等。如果发现大哥关注其他人，很多主播会注册匿名小号，跟踪她们的大哥。每天截屏保存大哥主页信息的财富值，如果数字有变动，就能推测大哥在“别的女人”那里花了多少钱。有人曾连续三天不间断地直播，用这种挑战身体极限的方式，逼她的大哥回到直播间——刷够礼物，大哥就有权让女主播休息。有的女主播，经受不住连续直播，会在镜头前晕倒，给男性玩家最强烈的情绪刺激。
和很多主播一样，王怡霖也开始自觉延长直播时间，从开始的五个小时，延长到七个小时。因为直播时间够长，她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她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她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她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王怡霖发现，底层秀场主播的生存状况是，如果不日夜颠倒，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她们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中生存。因为通宵、失眠，大多数主播身体都不好，有人患上心肌炎，还有的新主播，刚开播一个月，就在家里晕倒。有的主播在长达两三年时间，除了拿外卖，丢垃圾，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王怡霖认识的很多女主播，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
28岁的底层主播小婷是位单亲妈妈，前夫突然失业，家里的老人又患了重病，她刚生产不久，就必须在家开始直播。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和小婷一样，三十岁的主播丽丽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孩子，还因为欠债，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白天，她清晨６点起床，顾不上打扮，就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晚上，她坐在直播间里，戴上一张滤镜加持的面具，跟“大哥”们调笑、聊天。
主播工作是她们能力范围的最优选，就像王怡霖的经纪人说的那样，“对一个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来说，做直播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可以尽快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
在平台卧底五个月后，王怡霖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在朋友圈，她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她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在论文里，王怡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她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女博士卧底直播间当秀场女主播#】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刚开始，她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她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公会不欢迎外人报道这个行业。一个工作人员告诉王怡霖，“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都让你知道了，把遮羞布给扯下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完了。”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一开始，王怡霖的定位是“才艺主播”。她专门学了200首歌，每个进直播间的人，她也会用笔记记下他们点过什么歌，喜欢什么。但连麦PK是女主播工作的重点，如果只是坐在镜头前，不愿意连麦PK，就会收到经纪人的警告。玩家也让她“豁出去”，“你以为这样坐着就会有很多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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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说，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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