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水史记#
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
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
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
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李贽
《童心说》：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
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
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
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李贽
《童心说》：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宋粉最高# 【出自《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赵顼想要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找平衡点，想要两人同朝为官取其中之意，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
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
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
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
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
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
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宋粉最高# 【出自《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这还是在针砭时弊啊！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
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
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
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
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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